过去十年来，印度的崛起重塑了地区和全球格局。一些分析人士预测，到2027年，印度将超过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那么，印度的经济前景究竟如何？

本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视角：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工人——短缺仍困扰着印度。当前，印度还未获得全球经济大国地位，但莫迪政府却已然陶醉于大国幻想之中，以“自力更生”“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向印度工业化急需的中国工程师发放签证。作者认为，莫迪的自大将导致印度的发展前景堪忧。

本文由“南亚研究小组”的杨倩、毛克疾编译自《印度教徒报》（The Hindu）2024年7月30日的文章《The problem with India’s blocking of the Chinese》；文章作者阿绍卡·莫迪（Ashoka Mody）系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著有《破碎印度》。

【文/阿绍卡·莫迪】

印度政府已承诺向中方技术人员发放更多签证，因为大批印企正无比热切渴望来自中国的技术支持。

印企间流传着“印度工厂管理层和劳动力，相较他们的中国同行，还存在‘巨大技能差距’”的说法，这甚至获得印度工业和内贸促进局（DPIIT，译者注：这是“印度制造”倡议的牵头部门）秘书拉杰什·库马尔·辛格（Rajesh Kumar Singh）的认同。正如一家总部位于韦洛尔的鞋企所言，“中国技术人员‘高产且高效’。同样条件下，他们可以用我们生产100件产品的资源生产150件产品。”印度工程出口促进委员会（EEPC）主席也呼吁印政府向中国技术人员发放更多签证。

印度贸易出口增长乏力，而中国增长明显（1948-2020年数据，各国占世界出口的百分比）。图源：作者专著《破碎印度》，下同

从鞋类、纺织品到机械工程和电子产品，印企自华购买相关生产设备，但如若没有中方技术人员的帮助，这些机器就无法获得高效利用。印度各大产业联合会、工业协会的高层也反复提醒印政府官员：很多机器都在闲置，且出口订单也难以完成。甚至连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这样的印度顶级财阀，其麾下的太阳能工厂也在等待中国技工获得赴印签证。

官方公开承认印度存在巨大的技术赤字。这一表态非同寻常，令人印象深刻。少有人如此明确指出，即使是“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大量专业技术。过去 40 年里，中国正是不断打磨这类技术才跻身全球制造业中心。同时，中国的人才成本也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然而，尽管印度政府几乎不对外国专家施加任何限制，但却总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专家赴印。这已成为一个难题。印度必须跳上全球产业技术升级换代的快车，而中国恰恰最有能力帮助印度在最基础的“低技术”产业中站稳脚跟。

然而，由于印度政府践行对华放宽签证的承诺仍非常迟缓，现在是时候敦促印度政府对印度糟糕的教育事业采取行动了——这是真正的问题根源。尽管国际舆论大肆宣扬“印度经济”，但世界并不会等印度太久。印度如果没有外国技术援助，并大幅改善国内教育水平（这对中国也成立），那创造大量就业的经济繁荣就是水月镜花。

一、签证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公民2019年获得约20万份赴印签证，但在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对华发放签证规模急剧萎缩。2023年，印度对华发放的签证数量已降至2000份。“安全导向型思维”在印度已然根深蒂固。到2024年，哪怕是区区1000份面向中国电子行业技术工人的签证也因“严格审查”，纷纷被卡在“审批流程”中。

尽管印度商工部官员已释放积极信号，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内阁部长却泼冷水道：“中方技术人员和商人只有经过审查，且确保不违反旅行条件后，才可能获得签证。”显然，要是坚持搞审查，那释放再多的积极信号都没用。

强硬的国家安全论调很容易披上“自立印度”（Atmanirbhar Bharat）的华丽修辞，声称“印度制造业已步入自力更生的‘黄金时代’”。当印度经济增长越发依赖海外技术支持，特别是中国技术的时候，印度官员却没有意识到“自力更生”一词反而更具讽刺意味。

印度城市非但没有成为生产力增长的引擎，反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落后于GDP的增长。

二、国内外知识技术结合

东亚经济史告诉我们，尽管海外知识与技术至关重要，但只有配以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内劳动力，才能有力激发经济发展动能。由于印度教育薄弱，引进外国知识与技术才显得尤为迫切。

20世纪80年代，韩国企业通过拆解购进的外国设备以实施“逆向工程”。那时，韩国已有近三十年扎实的教育基础，几乎不需要外部人力援助。显然，他们仅靠进口机器设备就获取了可观的国外技术。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历了爆发式的经济发展，尽管当时中国教育基础弱于韩国。然而，正如世界银行1981年的一份报告所预测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基础教育的普及化和高质量，为中国快速发展做好了准备。为了促进国内发展，邓小平派高层决策者出国考察，并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事实再次证明，国内外技术的相互作用力之强大，足以推动中国成为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

与此同时，印度也建起了更多学校，招收了更多学生。但令人沮丧的是，当时基础教育学业成果的测试结果却表明，“印度学校几乎没有在教育学生”。斯坦福大学的埃里克·汉努舍克（Eric Hanushek），在研究教育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成果斐然。他指出，印度仅有约15%的学生具备参与全球经济分工所需的基本阅读和算术技能，而在中国这一比例高达85%。

印度在女孩教育方面落后，且印度的教育质量随年级升高而差距逐渐拉大，大部分学生没有做好进入大学的准备。

而且中国并未止步于此。2018年以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中国学生的表现超越世界最佳水平。连续多年的PISA评估和中国内部评估都显示，中国达到世界一流学习水平的学生日益增加。印度参加了2009年的PISA评估，但因表现不佳而尴尬退出。

三、“红皇后竞逐”

尽管中国发展仍存在缺点和问题，但其深得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红皇后传授的经验精髓。如果要维持原有地位，你就要以两倍于现在的速度奔跑，但如果想要领先，你甚至需要跑得比两倍更快。中国大学在全球名列前茅，在计算科学和数学领域尤是如此。中国科学家在与涉及产业发展的应用科学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作为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者，中国已准备好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

中国新近崛起的出口实力使其超越印度。

简而言之，中国已处于全球技术前沿——这已引起西方关切，然而他们非但没有改善千疮百孔的教育体系，反而以“不公平竞争”为由对自华进口商品设置贸易壁垒。这一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即使被冠以“产业政策”的借口，也无法解决其教育体系的根本缺陷。

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精英似乎很难从中国汲取经验。罗希特·兰巴（Rohit Lamba）、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等经济学家不认为印度应该继续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但这显然是错误的。相反，他们认为印度必须发展以技术为支撑的服务业以增加就业机会。

二者合著新书《打破常规：印度未曾走过的繁荣之路》（Breaking the Mold: India’s Untraveled Path to Prosperity）强调，印度虽然要力所能及地发展制造业，但更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这种说法忽视了印度高质量大学教育基本盘极为狭小的事实。正如历史学家穆库尔·凯萨万（Mukul Kesavan）在提及德里大学衰落时所提出的，印度政治高层正在掏空这个国家最好的高教机构。

四、印度的现实

疫情期间，印度技术类服务出口增长戛然而止。就连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工作。许多曾经在班加罗尔从事支持、维护和基本编码等“IT经济底层工作”的工程师，也只能在零工经济中寻找机会。印度的IT行业在2023年提供了500多万的工作岗位，目前这一数据在走低。较之印度10亿适龄劳动人口和6亿劳动力的总盘子，这些岗位显得微不足道。

尽管印度仍无法为孩子提供教育，无法为数百万人提供体面工作，但《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仍然预测：印度正在成为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然而，印度几乎已然错过了“中国+1”计划的窗口期。墨西哥凭借地缘位置的优势，越南依靠地理位置及人力优势，双双抓住了中国产品出口遭遇贸易壁垒的“窗口期”。事实上，外国投资者都在回避印度，印度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除了石化产品和化学品以外）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仅为1.3%，甚至低于越南。

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受益于货币大幅贬值，印度在“红皇后竞逐”中输给了韩国。

毫无疑问，如果“国家安全”“自力更生”的口号阻碍了外国专家获得赴印签证，哪怕只是一部分，也足以让印度失去另一个重新开始的机遇。由于印度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功能失调，加之卢比升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前景将破灭。印度必须解决人力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不是醉心于全球大国的幻想。

全球“红皇后竞赛”不断加剧，印度的机会窗口正在关闭，而数百万印度人却还在绝望中等待着一份体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