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加沙战争爆发已满一年，但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似乎依然遥不可及。面对真主党、哈马斯等组织的持续抵抗，以色列陷入了“多线作战”的困境。这一局面不仅未能通过一系列针对敌方的定点清除行动得到逆转，反而加剧了以色列社会的内部变化。

以色列自由派新闻媒体《国土报》主编 阿卢夫·本恩从内部视角分析，指出以色列战争策略的政治和社会根源，包括内塔尼亚胡为保执政地位而延长战争、精英联盟破裂和社会战争共识加强等。尽管以色列在战场上有所斩获，但挫败感依然存在，国际声誉受损，国内政治撕裂，自由派精英流失，经济前景暗淡。作者认为，以色列应从长期战略利益出发，重启巴以和平进程，以获得国家安全保障和地区承认，终止国际孤立，实现政治回调并重新确立民主与自由价值观。然而，以色列的战争选择目前极大程度取决于美国政策支持。

本文原刊于《外交事务》，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 阿卢夫·本恩】

10月7日，哈马斯令以色列著名的军事和情报机构大吃一惊。多年来，双方都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准备入侵以色列并杀害以色列人，并绑架其士兵和公民。但他们不相信哈马斯敢于或能够成功实施这样一次史无前例的行动。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更广泛的以色列公众都认为，以色列重兵把守的南部边境是如此坚不可摧，力量对比则是如此有利于以色列，哈马斯永远不会挑战现状。

但哈马斯确实发出了挑战。在哈马斯袭击之后，以色列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切都变了”。一段时间以来，似乎一切都变了：袭击打碎了以色列人的基本自信，颠覆了他们对国家安全、政治和社会规范的长期信念。随着以色列国防军未能阻止袭击，也未能及时拯救边境社区（指以色列在其北部以及南部所谓“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建设的定居点）、军事前哨和音乐节上手无寸铁的观众的细节不断涌现，其领导层几乎在一夜之间威信扫地。

2023年10月7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哈巴德村，救援人员在火箭弹袭击现场工作。新华社

在10月7日之前的九个月里，内塔尼亚胡曾试图对司法机构进行全面改革，意在限制最高法院、总检察长办公室和技术官僚等国家机构的独立性，从而使得他的右翼和宗教盟友获得更多权力。这次改革的主要设计师，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Yariv Levin）现在几乎销声匿迹，大抵是为自己在哈马斯进攻使以色列注意力分散而感到懊悔不已。内塔尼亚胡组建了一个代表常常激烈对立的不同政治派别的联合战时内阁，并在数天内召集了约25万名预备役军人向加沙发动反攻。

从最初的震撼中恢复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起了复仇。肩负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的任务，它将加沙的大片地区化为废墟，使近200万加沙人沦为难民，并杀害了超过4万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官方评估，死者中约三分之一是哈马斯的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有效地阻止了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并摧毁了其在加沙的大部分地道系统。它宣称这个昔日组织严密的恐怖组织已被击溃，成为零散的游击部队。

但是，即使以色列国防军占领了加沙约三分之一的领土，目前的局势对许多以色列人而言依然更像是失败。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已全面动员，并受到美国政府几乎毫不动摇的支持，但自10月7日袭击起处在同一领导班子指挥下的这支军队仍然未能取得胜利。哈马斯尚未投降，约100名以色列人质仍在加沙，而根据内塔尼亚胡的公开声明，其中约半数仍然存活。

与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加剧的孤立状态以及该国越发暗淡的经济前景相叠加，这种灾难性的停滞状况造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无望和绝望感。但是事实的矛盾之处在于，自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以色列政治和社会的重要面相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北部和南部边境社区的居民仍然无法返回家园。以色列当前多线作战的状态非但没有使本国的犹太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外敌，反而加深了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业已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裂痕。

出乎双方的意料，内塔尼亚胡继续充当着以色列政坛的重心。使他得以继续掌权的右翼联盟加大了对粉碎巴勒斯坦建国运动和“取代以色列精英”的追求，其中，后者不过是摧毁以色列民主和自由主义制度的委婉说法。

9月17日，以色列军方开始对其最强大的邻近对手——黎巴嫩真主党发起一系列越发大胆的反击，真主党在哈马斯进攻以色列南部的第二天就在北部开辟了第二战场。以色列暗杀了长期领导真主党的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自1992年2月前任总书记阿巴斯·穆萨维遇刺身亡以来一直担任该组织领导人），并向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地面进攻。

2024年9月17日，在黎巴嫩贝鲁特，人们为传呼设备爆炸事件伤者献血。新华社

以色列主流媒体的大部分评论都将北部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视为一个机会：以色列不仅可以击溃真主党，还可以向自己证明，它终于摆脱了满是创伤和脆弱的一年，证明它又变回了熟悉的那个聪明、强大、技术上令人畏惧，且举世闻名的自己。但是，正如加沙战争并没有像以色列人所预料的那样改变以色列面临的危急现实一样，除非以色列直面其在巴勒斯坦政策以及国内政治上必须做出的更深层次改变，那么这条新战线同样不会有所助益。

内塔尼亚胡升级战争的动机

10月7日袭击发生一周后，如果你告诉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比比”（内塔尼亚胡的绰号）一年后仍将担任总理，他的权力由同样的右翼联盟支撑，哪怕此人是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他依旧可能不会相信你。

纵观以色列历史，在国家发生最严重的安全灾难之后，其对应的文官政府最终都会倒台。当军队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和1982年入侵黎巴嫩遭遇失败后，愤怒的预备役军人从前线返回进行抗议，并迫使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1969至1974年任以色列总理）和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利库德集团的创始人，1977至1983年任以色列总理）辞职。在这两次事件中，政府都花费了数月的时间就可能的错误开展广泛调查。

我们有理由想象内塔尼亚胡的表现会更糟。从政几十年来，他一直以“安全先生”自居：他声称自己比以色列的将军们更了解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在他看来，那些将军胆小怕事、缺乏想象力，而且过于迎合美国的意愿。他最棘手的政治对手都是曾出任以色列总理或防长的前军事指挥官，如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本尼·甘茨（Benny Gantz）和现任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

就传统而言，以色列国防军和情报部门的最高层一直由自由主义的阿什肯纳齐犹太人（Ashkenazis，指以色列建国过程中来自欧洲的犹太人社群）把持，而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则发誓要取代这一建制。也正是这一派在内塔尼亚胡年初提出全面司法改革后领导了反对这一改革的民众运动。

资料图：内塔尼亚胡 新华网

然而，内塔尼亚胡得以持续掌权或许是过去一年中对以色列历史常态的最大突破。时至今日，内塔尼亚胡仍拒绝承认对以下事实负有任何责任：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许多人受到侵犯或受伤；250名人质遭到绑架；繁荣的边境社区在一天之内遭到大规模破坏；以色列北部社区随后的疏散。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在2023年末一度跌至谷底。虽然此后其支持率稳步回升，但仍落后于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等反对派人士。

以色列主要新闻频道Keshet 12在纳斯鲁拉遇刺后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以色列现在举行选举，那么目前在以色列议会中占有68个席位的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只能赢得46个席位。作为一名民意调查的忠实读者，他深知以色列民众的愤怒，因此采取了多方面的策略来继续执政。

一年来，内塔尼亚胡及其支持者一直坚称10月7日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于以色列国防军和负责监控巴勒斯坦人的安全部门“辛贝特”（Shin Bet，主要负责国内安全，区别于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摩萨德——译者注），以及抗议其司法改革努力的以色列人，特别是威胁拒绝参加军事任务的预备役军人。

通过推卸责任并小心翼翼地维持自己的政治集团，内塔尼亚胡避免了对他可能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的调查，这一调查的范围可能包括：他与哈马斯共存的政策、对军方和情报机构关于以色列即将受到攻击的一再警告置之不理，以及他削弱以色列过往的和平伙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的努力。

由于害怕在投票中落败，并在同时想方设法推迟进行中的腐败案审判，内塔尼亚胡也设法避免了提前举行大选。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延长加沙战争、将作战范围扩大到黎巴嫩，甚至不惜以放弃加沙剩余人质为代价避免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与此同时，这些人质正在加沙剩余的隧道中遭受酷刑、饥饿甚至被杀害。

为了保护自己，内塔尼亚胡向他的极右翼联盟伙伴们让出了极大的权力，而后者则强烈反对任何会导致以色列从加沙撤军或从以色列监狱释放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人质互换协议。

这实际上代表着以色列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以色列人向来以不惜一切解救人质和战俘为荣，1976年以色列国防军在乌干达恩德培的行动构成了这种精神的缩影：在解救一架被劫持的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航班机乘客的过程中，内塔尼亚胡的哥哥约尼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就在五年前，内塔尼亚胡总理飞往莫斯科，亲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让俄罗斯释放了一名因贩毒而被拘留的以色列女青年。对于10月7日被劫持的人质，他却没有这样做。

深知内塔尼亚胡决心继续掌权却只有脆弱的民意基础，其执政联盟的成员们实际上获得了对他的杠杆，因此他们开始更卖力地推进自己的优先事项，包括呼吁重建沙龙在2005年放弃的加沙犹太人定居点。虽然内塔尼亚胡在公开场合拒绝了这一想法，但他依旧有可能成为第一位在数十年来以色列逐渐撤离巴勒斯坦土地的背景下扩大领土主张的以色列领导人。

伊塔马尔·本-格维尔 澎湃影像

在10月7日之前的几年里，一些阿拉伯裔以色列领导人成功地推动了巴勒斯坦裔公民融入以色列社会，确保他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更多的经济机会。哈马斯发动袭击后，政府拘留和起诉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的阿拉伯公民，并阻止阿拉伯社群进行反战示威，使得之前的政治努力付诸东流。主流媒体也紧随其后，避免在无尽的评论板块中出现阿拉伯声音。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内塔尼亚胡的联盟从政治上控制了国家警察部队，并将其变成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分子、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的个人工具，此人还是种族主义分子、拉比梅厄·卡赫纳（Meir Kahane，出生于美国的以色列东正教拉比、作家和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家）的信徒。

本-格维尔挑动了一场官僚战争：他任命亲信担任高级职务，提拔非法逮捕或对反政府抗议者采取暴力的官员，对激进的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进行大屠杀视而不见，对国内阿拉伯社区暴力犯罪的急剧上升充耳不闻。对于他这样的犹太至上主义拥护者来说，阿拉伯人越少，对犹太人越有利。

直到最近，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还认为这种偏执的立场是不光彩的。但是，通过不公开反对这些立场，内塔尼亚胡实际上使它们“正常化”了。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内阁中的另一位极右翼官员，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azalel Smotrich）正带头在约旦河西岸攫取土地，并通过财政削减的方式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的目标：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完全吞并，现在还要加上对加沙的正式占领。

以色列社会的内部撕裂

以色列目前卷入的多线战争还是一场其内部的战争——一场由总理发起的、旨在从规范和态度上改变以色列人的战争。虽然内塔尼亚胡与他的右翼盟友们有着许多共同的意识形态理念，但他实际上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受制于后者的政治地位。现在，他又试图挟持以色列大众。

10月7日的袭击使世俗的、世界性的以色列人首当其冲陷入困境。在1991年马德里会议和1993年奥斯陆协议之后的三十年内，这些以色列人逐渐将自己的国家视为西方世界自豪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将其与巴勒斯坦的冲突视为可以与之无限期共存且可控的遗留问题。在管理冲突、避免在战和问题上做出重大动作的同时发展经济，这就是内塔尼亚胡在2009年政坛复出后成功推销的方法。

在内塔尼亚胡试图通过司法改革来反对以色列自由派精英之前，这一策略促进了二者心照不宣的联盟：即使这些精英永远不会投给内塔尼亚胡，但他们享受着后者的战略所带来的财政景气，并将以色列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新兴的“创业国家”时大加赞扬。

现在，以色列的自由派正面临着双重压力：国外，是西方进步派的排斥，国内，则是内塔尼亚胡的基本盘对他们的妖魔化和边缘化。虽然保守派和极端正统派的以色列犹太人也因谢克尔贬值和通货膨胀走高而备受煎熬，但他们仍能从这场战争中找到意义。这对于西岸的顽固定居者来说尤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对2005年以军撤出加沙的反对立场终于得到了平反。出于他们在陆军战斗部队中的突出地位，他们还感到有机会提高自己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地位。

最坚定、受打击也最严重的自由主义者求助于两种生存策略。一种是（至少暂时性的）移民，或者根据祖籍申请外国护照。实际上这种现象早在加沙战争之前就出现了——自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政变伊始，离开以色列的言论在相对更加富裕、教育程度更高的以色列人之间便开始流行，而且随着战争和内塔尼亚胡统治的持续，这种言论愈演愈烈。最热门的目的地包括希腊、葡萄牙和泰国，以及伦敦和纽约等传统避风港。一些移居国外者设法保留了在以色列的工作，以数字游民的身份远程工作。

7月2日，在加沙地带汗尤尼斯，巴勒斯坦人被迫按照以军要求离开该地区。 新华社

另一种生存策略是咬紧牙关，继续对内塔尼亚胡及其联盟表示抗议，同时支持以色列针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军事斗争，并呼吁哈马斯释放剩余人质。随着8月下旬哈马斯在拉法的一条隧道中处决了6名以色列人质，人质危机达到了可怕的高潮。出于对内塔尼亚胡既未能拯救这6名人质、也不会完成释放剩余人质的谈判的愤怒，数十万以色列人走上街头，加入自10月7日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但是迄今为止，街头抗议未能动摇内塔尼亚胡联盟的根基。虽然示威游行得到了反对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的人士，如加兰特等人的支持，但内塔尼亚胡却对这些示威游行置之不理，他已经精明地将这些抗议者描绘成了一股政治化的力量——这些人只是一心想让他下台，现在又愤世嫉俗般地利用人质的困境作为他们的借口。

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们希望他耗尽运气，或者以色列社会中的裂隙演变为一场不可思议的地震。内塔尼亚胡面临的压力点之一是极端正统派青少年免服兵役的棘手问题。几十年来，极端正统派的领导人一直以他们的青少年需要避免在军营中被世俗生活诱惑为由为这种豁免辩护。战争再次暴露了不必服兵役的极端正统派以色列人与被号召为国捐躯的其他以色列青年之间的残忍差异。

今年6月，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合议庭一致裁定，针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兵役豁免权没有法律依据，征兵必须对青年一视同仁。然而在执行这一裁决时，政府却一拖再拖，而军队也不愿强行征兵。在以色列立法机构对明年的预算案进行表决时，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再次浮出水面。极端正统派的政治领导人威胁称，除非政府在表决的同时颁布他们渴求的兵役豁免令，否则他们将推翻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侧翼，内塔尼亚胡最近吸纳了他的老对手、前司法部长吉迪恩·萨尔（Gideon Saar）加入他的联盟。

坚信丛林法则，反而遭受孤立

尽管以色列人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抗议并呼吁将人质带回家，尽管该国政府尚未取得它所承诺的全面胜利，但真正的反战情绪在主流以色列犹太人社会中依旧微不足道。即使是许多憎恨内塔尼亚胡及其社会保守派基本盘的以色列人，也以自己的世界主义和对世俗民主的信念而自豪，但他们绝不会拥护他们眼中二战后美国和欧洲自由主义者的和平主义价值观，而是更愿意信奉1966年意大利西部片《好家伙，坏家伙，丑家伙》（The Good,The Bad,and the Ugly）中的一句名言，它后来成为了以色列评论界老生常谈的名言：“该开枪时，就开枪，别废话。”长期以来，以色列人一直在通过强调他们所处的恶劣环境，为这种好战的哲学辩解。埃胡德·巴拉克用东方主义的语言将这一状况描述为“丛林中的一栋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