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19日，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著作《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座谈会，暨建构中国资助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办。时值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新制度经济学家，其核心观点之一，即西方制度如何带来了经济繁荣。与会的三十多位经济学家就《中国的奇迹》的自主知识体系探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发展奇迹的成就展开热烈讨论，同时也频频发问，中国奇迹何以可持续？

观察者网特推出《中国的奇迹》专题，与读者分享会上的精彩发言，本文为第二篇，经作者修订后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阿尔卡贝·奥克贝（Arkebe Oqubay）翻译整理/观察者网 高艳平】

当我的好兄弟林毅夫问我是否可以参加这场讨论会时，我不假思索地说，可以。然后我就从伦敦飞到了上海，并且邀请我的同事一起同行。

首先我要祝贺林毅夫，是你点燃了中国奇迹的火花。一开始，我必须提一句，我们的讨论不应该是回应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的叙述逻辑。中国已经证明，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它可以赶上世界领先的经济体——美国，中国确实表现出了非凡的发展成就。

因此，我们不应该去耗费精力回应别人，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说保护私有财产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会说民主或代议制民主制度才会造就经济繁荣；他们会说“中国早晚会崩溃”的预言。这不应该是我们讨论的出发点。

我要强调一下，因为我认识林毅夫教授很久了。许多非洲领导人都认为林教授是非洲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一直在倡导非洲的工业化。而且在我看来，林教授不仅在中国，而且也是国际上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

《中国的奇迹》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中国的奇迹》一书已经发表30年了，这本书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是什么？第一，解释了什么是“中国的奇迹”，并对“中国的奇迹”进行证明，推理出了正统的解释，现在这本书对中国的解释已经在学界很有影响力。

我们都知道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直到1980至1990年代一直占主导地位；他指出，每个国家都必须遵循从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再到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到超越大众消费阶段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奇迹”成为反驳罗斯托理论主张的“所有国家都要遵循同一条道路”的有力证据，这本书的作者们一直以来也受到东亚奇迹的启发。但我的理解是，《中国的奇迹》这本书是《东亚奇迹》的后记。1993年的《东亚奇迹》报告是世界银行委托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写的，这个报告没有对中国奇迹提供解释；报告主张开放和自由市场体制，也没有告诉我们，国家是否真的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中国的奇迹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还从结构变迁和增长转型的质量角度，向我们证明，制度、资源、文化等并不是增长的先决条件。中国的奇迹也向我们展示了经济赶超战略和后发优势的重要性，这方面稍后再讲。总之，中国的增长是一个后发国家、后发工业化国家如何赶超的故事。

在林毅夫和许多同事的努力下，《中国的奇迹》对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都做出了贡献。

中国奇迹的意义——非洲的视角

中国奇迹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想提及的是，虽然我从事学术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我是一名实践者和政策决策者。30多年来，我一直作为高级部长和三位埃塞俄比亚总理的特别顾问，参与了政策的制定。

我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观察者。第一次来中国是在读了《中国的奇迹》3年之后。那是在1997年。在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正在建设中的三峡大坝。2004至2005年，我任亚的斯亚贝巴市长期间，应北京市长邀请来北京做客。我记得，当时的北京正在为筹备2008年奥运会做准备。

在过去的近30年里，我访问中国达100多次。所以我的观察是基于实际了解和学习中国经验而得到的，我只想强调几点。

首先，中国已经证明，一个国家的整体贫困是可以终结的。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为人类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7.7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功。毕竟，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为了消除贫困，提高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7.7亿人摆脱了贫困《摆脱贫困》纪录片截图

我想强调的另一点是，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它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时，我们不得不担心，其他地区和国家会受到影响。

现在，每年全球经济增长的35%是由中国推动的。从很多学者的基本原则之一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包括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制造业是增长的引擎和结构变化的引擎。中国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制造业占中国GDP，以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一直接近30%，中国是出口强国。

同样，中国还是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出口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策略性作用。一旦出口疲软，作为一个开放经济，其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

第三点，随着国家的进步，创新和技术能力随之攀升。中国一直非常重视创新和技术，特别是在2010年之后。但我知道，中国在1986年就开始建立了第一个科技园区。所以中国科技创新战略是一以贯之的，而且研发投资一直在不断增加。

最后，我想强调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那就是绿色转型，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中国现在在新能源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占全球太阳能生产的80%，电动汽车生产的60%，约80%的电池存储，等等。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必须与国家在生产和研发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国家的作用，所有这些奇迹都不可能发生。

我理解中国是从完全由国家主导的中央计划经济走出来的，后来你们发现，完全的计划经济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老百姓穷苦的现实并没有改变。改革开放之后，值得注意的是，当国家在引领经济方面发挥关键战略性作用的时候，真正的经济赶超发生了。类似的赶超的故事，在之前的东亚四小龙、日本和美国也出现过。

世界需要学习中国，但“中国奇迹”的研究还不够

今年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家们曾写过一本书《国家为什么失败》，我们前几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国家如何学习：技术学习、产业政策与赶超》，这本书中，通过从技术学习、产业政策和追赶策略等领域来回顾中国的发展，我们聚焦于国家如何学习，如何赶超。

其中一章是有林毅夫教授和张军教授撰写的，他们提到了一系列核心观点，请允许我读一下：

“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曾经以如此高的速度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增长”；“这些成就可以说是奇迹”；“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抓住了从先发国家那里学习技术和制度的机会，并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中国无疑是过去40年中最成功的学习者。”

作者合著《国家如何学习》（右一），以及与林毅夫合著的《产业中心和经济发展牛津手册》（左一）

总体而言，中国快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成功更多归功于1978年以来发展战略的转变。因此，当我们谈论中国的奇迹，我们必须将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联系起来，邓小平理论是经济赶超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这也是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中国奇迹为后发国家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1978年间，邓小平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1970年代时候的中国，非常自豪，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自认为正在以正确的方式实现工业化。但只有当中国领导人参观日本工厂，访问了欧洲之后才知道，中国在技术方面已经落后了整整两代人。

因此，整个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中国承认自己落后了，她必须向其他国家学习。比如，经济特区概念，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国从这个实验工具中形成了整个对外开放的政策。整个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实验，需要学习很多，改变很多，也包括犯错误。

我要强调在这一变革进程中的三个要点。从实践中学习，这在研究中至关重要。摸着石头过河，正是突出了实践、实用主义的重要性，而实用主义与发展战略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者，以及中国的研究人员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多加研究。

我们还必须将产业政策作为一种追赶战略，进行更多地研究，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知识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因此不断跟踪新的产业发展形势是绝对重要的。

我还认为，对比较优势需要进行更多的新研究，比如什么叫动态比较优势？而且还要研究国家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这很重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国家的作用在各部门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它因部门而异，但也因时间而异。从历史和跨部门的角度来看，没有静态的公式和固定路线去解决市场失灵。

此外，我还认为，在理解中国的经济治理方面，现有的研究还是不够的。中国有很多东西值得这个世界去学习，因此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我们还需要解释，中国的绿色增长是如何奇迹般发生的。根据我自己的观察，这是一个奇迹，因为在2000年，中国的光伏产业才刚刚起步，甚至在2010年，中国的电动车汽车生产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在，中国是这个新行业、新技术的全球领导者，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中国经验几乎在所有大洲的实践中得到验证

在与林毅夫教授的合作中，我们对很多关键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我们做的第一个开创性的研究是关于产业中心和经济发展的，我们出版了《产业中心和经济发展牛津手册》（下图左上第一本），这本书有57章，1300页，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和所有国际组织中使用。

我们知道，林毅夫是2008年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的。正是他在世行任职期间，他开始从事新发展倡议比如经济开发区和非洲工业化的研究。如果不是林毅夫在推动，这个项目就不可能产生。他是第一位首次前往非洲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实际上，他去的就是埃塞俄比亚。另一方面，我一直也在积极参与埃塞尔比亚的工业化，以及非洲如何加速工业化进程。

我们的合作研究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埃塞尔比亚有了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等等，而且还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亚洲等几乎所有大洲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紧接着，我们又出版了《产业政策牛津手册》。我们认为，产业中心只有在产业政策的框架内才能成功，否则它就是不完整的。我们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考虑经济转型。现在我们正在就“绿色经济发展”展开研究，研究成果将集结成《绿色经济发展牛津手册》，于2025年上半年出版。

在这一系列著作中，中国的经验被广泛提及。

中非合作的贡献者

林毅夫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他的贡献也不仅仅限于解释“中国的奇迹”。他发表了大量关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文章，他很早就倡导全球南南关系和中非合作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作者和林毅夫合作编著的《中非合作与经济转型》

这些都是理论结合实际的贡献。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仅把林毅夫看作是一个理论家、一个思想家，我们必须将林毅夫视为一位积极参与转型经济的真正的发展问题领军者，因为他一直在广泛分享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与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间的合作。

我们所做的重要学术工作之一，是及时编著出版了《中非与经济转型》，记载了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之后，中非合作双赢的历史背景和取得的巨大成果。但从历史上看，自20世纪50年代万隆会议以来，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就一直与中国站在一起。

西方媒体将非洲抹黑成中国的“新殖民地”，事实证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关系是双赢的。中非关系是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伙伴关系的典范，这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已经被翻译成中文。

迄今为止，中国非洲合作论坛是最大的南方合作平台。很多著名学者为这本合著背书，他们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等。迈克尔·斯宾塞提到，在有关中国和非洲的讨论中，中国人和非洲人的观点往往被忽略，该书作者代表了一种与西方世界基于自身独特利益所形成的言论相背离的观点。他们揭示了世界正因中国和非洲而发生改变的复杂情形。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斯蒂芬·陈（Stephen Chan) 则强调，该书的一个新颖之处在于抓住了中非之间经济关系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并将其与中非学者讨论的非洲的转型联系起来。

2023年7月，埃塞俄比亚农业部部长吉尔马·阿蒙特(Dr. GIRMA AMENTE)一行参观中联重科工程机械馆。

最后，我应该说，林毅夫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他一直是非洲工业化的倡导者，他在全球南南合作，中非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从中可以学习的是，学者要敢于超越边界，打破成规，努力在改变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林毅夫也是推动全球范围类学术合作的典型。

作为朋友和个人，我把林毅夫看作兄弟。我知道，埃塞尔比亚连续几届总理都非常敬重林毅夫，他也收到了来自我国总理们和其他同事们的感谢信。

因此，今天我在这里代表我的大陆，代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表达我对我们的兄弟林毅夫的深切感谢。我们都需要学习，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予我们，不仅可以确保经济成功发展，还可以带来新的知识体系，新的理解中国故事的方式。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