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程亚文】

1996年，英国历史社会学者哈罗德·帕金（Harold Perkin）做了一项研究，专门探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苏联的经济模式差别，尤其对美英为代表的股东资本主义与德日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做出了优劣比较。

帕金在其相关著作《第三次革命：现代世界的职业精英》（The Third Revolution: 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Modern World）中指出，利益相关是一个社会形成高水平信任和合作的关键，也是后工业社会持久成功与生存的秘诀。但不幸的是，社会精英们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必然性，这使那些背离了利益相关者主义的国家，有可能在未来重演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刚刚遭受的命运：社会不满、经济内爆和政治崩溃。

这些国家有哪些呢？帕金认为是刚刚“战胜”苏联、赢得了冷战胜利的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

这个说法在当时过于“离谱”，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上世纪90年代，西方世界还沉浸在苏联解体的巨大喜悦中，“苏东剧变”被认为证明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美国成为“新罗马帝国”的舆论，一时在国际上辗转流传，当时的美国政治精英们志得意满，相信正迎来以自由、民主为一统的“历史的终结”，新保守主义也在其后不久出山，意图对全世界进行民主改造。美国怎么会是苏联呢？耸人听闻吧！

福山和他的“历史终结论”，是那个时期美国精英的代表路透社

在美国精英们构想着一个美国化世界的时候，不少对历史有了解、对现实有感觉的中国人，也在那时开始担心：当苏联这道厚实的屏风撤除后，美国会不会也对中国痛下杀手？毕竟，无论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还是种族构成、国家潜力上，美国都有充分的理由选择中国作为新的敌人。毕竟以往是因为苏联这个“共同敌人”的存在，以及中国过于弱小，才使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

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新罗马帝国”的政治精英们不相信任何人，甚至包含美国的盟友。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小兄弟”联邦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表现得比美国还要亮眼，后者一度曾将这两个国家列为需要应对的“经济竞争对手”，其危险性甚至排在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苏联之后。

以至于198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敲打日本”竟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美国《商业周刊》当时所作的舆论调查也表明，大多数（68%）美国人认为来自日本的经济威胁比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更加不利于美国的未来。两位美国政治学者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和梅雷迪思·勒巴德（Meredith Lebard）还郑重其事出版了一本著作，名曰《下一次美日战争》（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预言美日对亚洲西太平洋事务主导权的争夺将导致两国再次发生冲突。

不过，“日本威胁论”并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冷战结束后不久就被“中国威胁论”所取代。

1997年，另两位美国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芒罗（Ross H.Munro）合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书，书中写道：“本书关于中美冲突以两个基本命题为基础：一个是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备尝艰辛之后，现在正担负起大国角色。第二个命题是：至少一百年来，美国在亚洲追逐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支配那个地区。”

在2001年乔治·布什担任总统后，美国已对中国磨刀霍霍、展现出大幅度改变对华友好政策的倾向，只不过“幸运”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9·11”事件，打断了美国政治精英的战略安排，预定中的美中冲突得以延后。

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视觉中国

砍向中国的“三把斧”

以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以及随后发动中美“贸易战”为标志，由美国选定的美中冲突，终于还是到来，而且还被认为，这将会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美两个大国间关系的常态。

回首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中美合作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舆论场最近几年来的一种声音，是中国应当尽力维护中美合作大局、防止中美关系再受到破坏。这其实不言而喻，无论是中国的当政者还是民间，都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坏转变，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破坏”中美关系和以美国为敌。

但这并非中国一方的意愿所能决定，一些美国政治精英认为中国会挡住“新罗马帝国”脚步的思潮，在冷战结束之后便已产生，也早已对中国心怀忌惮。不过，直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国内还没有对要不要、如何与中国对抗形成共识。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放任中国发展”的舆论在美国渐成大音，2015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发生了两次关于中美关系的大辩论，阻止中国复兴在美国不同政治势力间达成共识。

接下来，一切便按照写好的剧本展开。在前总统特朗普和现总统拜登任期内，全世界的人都已看到，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家，双边关系急转直下，已剑拔弩张、势如水火。

在特朗普当政期间，美国开启全面对华战略竞争，与特朗普在政见上高度对立的现总统拜登，执政后在对华关系上萧规曹随，延续了前者的大部分对华政策，并逐步扩展了对抗范围。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指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战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者”，未来十年是对华战略竞争“关键的十年”。这一战略定位是前所未有的，也意味着中美关系在政策层面的结构性改变。

战略是目标、步骤、手段与方法的结合。观察最近七年来美国针对中国出台的系列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出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重心、以长期竞争为主要基调的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经成型。这从2022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的其任内首次对华政策演讲，和今年1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就美中关系发表的演讲中，就可见一斑。

布林肯和沙利文演讲的主要内容，是拜登政府当政以来如何逐步推进对华竞争战略，他们并不掩饰当前美国已将中国定位为“改变现状”的崛起国，认为虽然上届特朗普政府做出了对“中国所构成的挑战的范围和性质的认识”，但还并未形成对应的战略和工具，拜登政府则清晰制定了完整的对华战略，一度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对抗与合作”，又“优化”修订为“投资、结盟和竞争（invest、align、compete）”，即进一步投资美国国内建设，巩固盟友体系，以及在“实力基础上”同中国展开公开竞争。

在具体步骤和手段上，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全方位展开，沙利文概述了美国三年来的行动与成果，包括做出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三项“历史性的立法”，通过产业政策推动公共投资、扶植清洁能源、半导体生产等“对于未来的发展、韧性和安全来说”关键的重点产业，增强美国工业实力；对外强化美国在全球的联盟网络和伙伴关系，以及不断强化的国家安全保障政策。沙利文认为这些行动及其成果使美国展现出了“韧性和重塑能力”，这为应付中国挑战创造了强大的国内外基础。

早就有观察者指出，美国当前“对付”中国的劲头和策略，是冷战期间应对与苏联的全球战略竞争和上世纪80年代与日本的经济竞争的结合，目标明确、多管齐下、手段毒辣、逐步推进。从竞争领域来说，主要醒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经贸领域实施对华渐进性有选择“脱钩”、重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同时，对内实施“新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产业政策。

在高科技领域通过建立“小院高墙”，将中国与美西方尽可能彻底地阻隔开来，以此来维护其科技优势；在一般经济交往和贸易领域，通过“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将一些重要和关键的产业链从中国移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最终目的是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在世界上形成两个有联系但主要是平行的市场体系。

形象点说，拜登政府对华经济竞争战略是“三条腿的板凳”，即关税、技术补贴和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限制措施，还不遗余力拉拢盟友结成“去中国化”的“统一战线”。

二是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强化地缘政治竞争，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这方面的做法，与冷战期间美国对付苏联的方式高度相似。

最近几年来，美国强化了美日、美韩等多个双边同盟体系，主导建立了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和美英澳三国协调机制（AUKS），以及推动北约与东亚盟友国家间的合作。对全球“中间地带”，美国则尽力拉拢，塑造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全球南方”话语，弱化中国倡导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效果和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

在战略部署上，增加了在靠近中国的东海、台湾、和南海的军事存在，强化对华威慑。还意图如法泡制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挑拨中国与周围存在领土或海洋争端的国家发生剧烈冲突，在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上，也加大了干涉力度，使中国忙于应对周围的处处“烽火”，以此消耗中国国力。

三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重启文明叙事，推进价值外交，对华发起认知战。

最近三年来，美国已发起召开三次全球“民主峰会”，喊出的口号是“反对威权主义”。与以往相对淡化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区别相比，今天的美国重拾“民主VS专制”概念，将现实中国异化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立面的国家和文明存在。

这种以文明和国家制度差别为话语、以“敌/我”区分为核心特征的政治意识形态，曾经是冷战期间的典型政治语言，它所隐含的“文明-野蛮”叙事，又是19世纪欧洲国家对外建立殖民正当性的道德掩饰。它想达成的另一个效果，是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进行形象塑造，将中国的政策和行为统统污名化，从而逼迫国际社会选边站队。

从目前对华战略竞争所禀持的理念、所采用的手段来看，美国已对华展开“总体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凯恩斯主义再次在美国被激活，从美国主流精英中流转出来的一种声音，是主张动员、整合各种资源，与中国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全面竞争，甚至在必要时与中国“不惜一战”。这种动辄言战的倾向是危险的，一场主要大国间的战争会是全人类的灾难。

美国民众高举“让美国再次伟大”标语CNN

何时从“帝国”中梦醒？

美国以冷战般的方式发动对华战略竞争，所为当然是霸权。它能捍卫美国作为“新罗马帝国”的尊荣和像击垮苏联一样“打败”中国吗？

中国并非当年的苏联，世界其实也已非当年的世界。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文荣去年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认为世界正在从两极化和之后暂时的单极化向多极化发展，在多极化世界中建立秩序是可能的，但美国当前仍然在抵制这种趋势，还没有为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到来做出思想准备，它所想到的仍然是“注定领导”而且是唯一“领导”，这是很不明智的。

美国应该从霸权的迷恋中走出来，学会在一个多极化世界发挥作用，但这却是这一届美国政治精英所不可承受之重。

在中美关系尚未破局的奥巴马政府时期，时任总统奥巴马在多次演讲中，就曾一再提出要坚定维护“美国第一”的世界地位；前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口号，是“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现总统拜登所坚持的，仍然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对霸权的执拗，已是近年来大国关系出现激烈对抗、国际秩序濒临崩溃、全球局势充满动荡的重要成因。

对此，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相比于崛起时刻，霸权国家在进入霸权瓦解时刻时，反而更加危险，因为它会竭尽全力维护霸权，也就更加容易冲动行事。美国目前染上了霸权崩溃恐惧症，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战，拜登政府延续对华四处围堵的措施，非常类似于20世纪上半叶英法两国对其他新兴国家的做法，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当年参加巴黎和会时，就指出这样做对欧洲将是灾难，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同样指出了这一点。

无论美国如何努力，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有如“新罗马帝国”一般的权力优势，是一去不复返了，这既在于美国自身，当前美国的内政已陷入重重危机，国家内部的消耗已使其无暇他顾；也在于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20世纪中下叶经过去殖民化进程后，获得独立自主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如今不少国家获得了较好发展，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份量不断提升，它们已在稀释“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霸权。

让霸权崩溃的力量其实更多源于霸权本身，因为霸权是消耗性的，全球性霸权的财政成本，是任何国家难以承受之重。同时，霸权本身就蕴含了霸权崩溃的基因，因为现代的政治性霸权必然与资本霸权合而为一，需要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政治霸权铺路，但资本意志与政治意志既可能合作，也可能背反。资本是反国家的，政治霸权还是以特定国家为依托，这使得霸权在借助资本意志达成政治目标时，资本意志有可能要挟政治意志对其让步，逐渐脱离霸权政治意志对其的规制，进而资本意志左右政治意志，从而造成霸权崩溃。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前半程，资本意志与国家意志的互动，强化了美国霸权，但进入后半程即最近二十年来，资本的全球扩张，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与政治意志博弈的能力，从而在内部动摇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已在自己推动的资本扩张和全球化中发生了内部的利益疏离，3.4亿美国人不再是利益共同体，这已严重损害美国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前提。无论从当代互联网技术的去中心化特征、20世纪后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还是从霸权本身的自毁性来说，霸权对于人类来说都在成为往事。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美国都需要接受霸权不可能持续的事实，尽管它是痛苦的。

沉浸在帝国余梦中的众多美国精英，仍不愿意面对这个面目全非的世界，尤其是不能反躬自身的问题，直面自身的危机。

当然，清醒的人还是有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最近撰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是苏联人了》（We are All Soviets Now），认为美国当前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与苏联后期相似，包括长期赤字、军队臃肿、政府干预经济、军队效能低下、老年领导人、公众对机构怀疑、社会问题、医疗体系问题和虚假意识形态，他警示美国需重视这些问题，避免重蹈覆辙。

尽管弗格森当前所说的这些话，相比帕金在1996年所做的分析来说已是后知后觉，但它听起来仍有点“怪诞”或不可思议，尤其是对一些一直主张“以美国为师”的中国读者来说。但这两位将美国与苏联相类比的学者却明白，今天的美国已经病得不轻，有可能是难治的重病，这种病已不可能通过对外“寻找敌人”来解决，而要从认认真真对自身和内部化瘀解堵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