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程亚文】

在离开白宫时隔四年之后，特朗普将重返椭圆办公室，开始他的第二个四年总统任期。

基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表现及竞选期间的言论，全球舆论普遍预计未来美国将进一步强化“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立场，退出自由贸易体系和全球多边主义。这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对美国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正引来高度关注。

美国曾在“脱钩”中完成工业化

在特朗普以及他所代表的一些美国人，一再表示出反全球化情绪，意图通过对外实施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重振制造业来“让美国再次伟大”时，他们可能想到的是美国以往的工业化历史。

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被认为是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时期，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内，美国与当时以英国和欧洲为主推动的全球化潮流若即若离，却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蜕变成了工业化国家，实现了国家崛起。

在《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向我们展示了一幅19世纪美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崛起的图景。与人们的普遍印象或想象迥然有异，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并非19世纪美国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相反可能是制约因素。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开放度的两个重要指标，是关税税率和对外资的态度。给对外贸易设置较低关税和允许外资低门槛进入，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反之表明经济开放度较低。崛起时期的美国并不是一个通常所说的开放性经济体，是在相对封闭中发展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经济、城市社会的现代化转变，崛起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

1878 年，从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查塔姆广场的包厘街东侧向北望去的第三大道线火车轨道。资料图：NYC Urbanism

在美国相对封闭的工业化时段，当时的世界却正在经历一轮全球化浪潮，它主要是由英国和欧洲推动，美国对此做出的选择并非是“融入”，而是“隔断”，也就是有选择、有限度地参与全球化，甚至刻意与其保持距离。

整个19世纪，美国都维持了很高的关税水平，这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更是如此。举几个时间点为例，1816年美国的税率为35%、1820年是35%-45%，到了1828年攀升为50%、1875年依旧高达40%~50%、1914年是44%。这期间，1890年通过的《麦金利关税法》（Mckinley Tariff），使得美国成为工业化国家中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也让其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

最终，美国经济就是在这样铜墙铁壁般的关税保护之下崛起的。实施关税保护、推行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为美国工商业摆脱英国控制、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创造了条件。随着公路的修建、运河的开凿、汽船的发明，美国国内贸易迅速发展，各州之间建立起密切经济关系，最终超越了对外贸易。

19世纪美国选择隔断型发展和实现经济崛起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内需和国内市场，也成功实现了通过培育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实现工业化。

赫德森在其书中，描述了19世纪的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美国学派”，他们认为只有当美国经济与英国以及其他发达的工业国隔离开来时，美国才能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由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可以为其经济扩张融资，美国因此不需要依赖国外市场，这种理论指导了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崛起为世界工农业强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关税政策和发展战略。

19世纪的美国工业化进程，是以工业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为主要面相，工业保护主义者们高度重视关税保护和国内市场的培育，并认为工农业间可以形成互哺关系。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第九任国务卿亨利·克莱（Henry Clay）、著名出版商马修·凯里（Mathew Carey）等人均有此主张。为培植全国性市场，美国在19世纪因此格外重视全国性交通体系的建设，以连通南北东西，使全国成为一个经济体系。

此外，很多人可能以为，1862年成立的美国联邦政府农业司、1889年改为现名的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缩写: USDA），是在农业利益集团的推动下设立的。其实不然，它是一个为工业化而生的标志性机构和制度设置。为启动内需、深耕国内市场，19世纪的美国工业党对农业高度重视，他们反对西进运动，认为工业化需要人口集中，相反，农业的南方对建立农业部并不那么积极，但热衷于西进运动，以扩大农业种植范围。

资料图：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门

相比之下，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像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那样严重依赖海外市场，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出口量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而且当时的美国并不热衷加入当时的全球化浪潮，这在它对外资及对外投资的态度上就可见一斑。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制定了进口产品的高关税政策，欧洲国家为了躲避高税率，加大了对美国的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其中，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是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士也进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资。不过，在总投资百分比中，外国直接投资在最大时也只占美国总投资的10%，而当单独考虑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时，如果再考虑到1870-1914年间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数字就更小了。

这一时期，虽然外国直接投资获得了增加，但是，外国投资的失败率比较高，投资持续时间比较短，很多投资不久就归于美国人所有，或者完全破产。这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未能在美国站稳脚跟，其规模和水平都比较有限，远远达不到控制美国经济的程度。1913年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占据40.9%的份额，而美国只占到8.0%，远远低于欧洲国家。从中可见，相对于欧洲国家，美国当时尚未深入卷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美国在19世纪与当时的全球经济体系保持距离、在政策层面与英国“脱钩”，并在经济思想和知识体系上与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拉开距离，一开始是着眼于“美国特性”，是将美国特殊化，但在当时的美国保护主义者的持续努力下，又逐渐将工业化优先、与国际市场“脱钩”、立足国内市场、技术乐观主义的思想，转化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发展知识。

只不过在进入20世纪后，随着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继续奉行隔断型战略和关税保护已不利于其海外扩张，美国才放弃了以保护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学说和政策，转而拥抱起全球市场和自由贸易。

“孤立”的另一面：全球扩张

从美国历史来看，以往美国曾经奉行的孤立主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上自主发展，与欧洲主导的全球化保持距离，避免在其中永久被边缘化；二是不介入作为世界经济、政治中心的欧洲内部事务，但并非不参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

通常认为美国的孤立主义理念，最早起于首任总统华盛顿对不要参与欧洲事务的告诫，而其成形则与“门罗宣言”有关。

1832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针对欧洲“神圣同盟”干涉美洲革命图谋而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三个核心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反对欧洲列强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的干涉、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务，这经常被称为孤立主义原则。

今天经常有中国人强调中国只适宜“管好自己的事情”、没有能力和资格去管其他，类似的话在当时的美国也不乏有之。1893年，第二届克利夫兰政府的国务卿沃尔特·Q·格雷萨姆（Walter Q. Gresham），就曾提出美国应该“呆在国内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否则，“他们将尽可能快地堕入地狱”。人们往往把美国当时的孤立主义理解为一种外交上的政策选择，但这是片面的，它也同样鲜明体现在经济层面或国家发展战略上的选择——表现为主动“隔断”在当时的全球化潮流之外，这对美国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

然而，当年的美国真的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曾自绝于外、且对外无求吗？如果真是如此，很难理解的一个事实是：美国何以从刚建国时的13个州，到19世纪末时却扩展到了近50个州？恰恰是在内部混乱和战争的阴影下，美国人开始梦想起领导世界。

　2007年5月11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殖民定居点旧址，一些全副武装的演员正在重现当年殖民者士兵与印第安人战斗的场景。 新华社

1885年，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撰写的《从全球历史的观点看美国政治理念》一书，强调说英语的种族将注定要统治全球，并彻底转变世界各民族的制度、传统、语言——甚至血液。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国务卿威廉·H·西沃德（William H. Seward），在1866年曾预言美国必将不可避免地在商业上主宰“太平洋及其岛屿以及陆地”。经济学家J·A·霍布森（J.A.Hobson）在他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宣称帝国主义是“西方世界当代政治最强大的因素”。

最典型的就是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他于1890年出版了《海上力量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一书，认为国家的伟大和繁荣都源于海上力量，强烈主张美国控制加勒比地区、修建连接太平洋与加勒比地区的地峡运河以及在太平洋地区传播西方文明。西奥多·罗斯福同样鼓动美国进军太平洋，认为太平洋应该属于美国，这给1903年曾经赴美参观考察的梁启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其归来后所做的《新大陆游记》一书中特意提及。

从实际的历史发生来看，美国并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才想到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充实美国梦想、实践美国式的“天定命运”；美国也并非真的以“孤立”为求，它的诸多行动都在告诉人们：世界有它一份。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著的《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一书，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另类美国，这个美国从其诞生时起，就充满了雄心抱负。美国成为全球性领导型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才发生的事情，然而，在美洲这块地域，美国甫一建国即四处扩张，不久就在美洲大陆建立起了领袖地位。1823的“门罗宣言”声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它的言外之意，是欧洲列强不可再染指美洲大陆，那里是美国人的天下，美洲的事务由美国来管。

美国充当领导型国家，是从美洲开始的，孤立主义其实不过是孤立在欧洲的是非之外，但在美国的家门口，实际上是美洲主义。

当时的美国认为欧洲是奉行君主专制的旧世界，保持着落后的政治文化，而且欧洲国家之间打来打去一片混乱，所以美国不应参与进去蹚欧洲的混水。美洲这边则是新大陆，已经开辟了民主共和的新方向，所建筑起来的是人类文明的“山巅之城”，美国要“保护”整个美洲不受旧大陆的君主专制的污染，要推广美国式的民主自由。

美国孤立于欧洲之外，但不等于孤立于整个世界之外，在美洲这个地盘上，美国是要继续耕耘的，要在那里将美国的标准和价值推而广之。在1904年国会年度演说中，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了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简而言之，既然门罗主义是禁止欧洲人干涉美洲地区事务的原则，美国就有理由抢在外人前面采取行动首先干涉。

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1796年在其卸任演说中倡导孤立主义，是因为当时美国比较弱小，还不足以与欧洲列强在其他地方抗争。所谓的孤立只是不蹚欧洲的混水，欧洲之外的地方，还是要去蹚的。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前期，美国正在向全球性领导国家转变，其时美国在对外介入问题上，采取了三种方式：向东对欧洲采取避免卷入战争的“我们不介入”的策略；向南对拉丁美洲则采取门罗主义的“你们别介入”的策略；而向西越过太平洋采取门户开放的“我们都介入”的策略。

所以，把美国的孤立主义理解成关起门来管好自己的事情，那是大错特错。在成为全球性大国之前，美国先成为了在美洲的地区性大国，对地区性事务是有发言权和发言意图的，它是美洲国际关系的调解者、地区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和国际制度设计者。在除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地方，美国也选择了能介入则介入的政策，并非孤悬于世界之外，而是日益密切主动卷入世界之中。

走向孤立主义，还是战略收缩？

当前的特朗普和美国共和党明确表达了对全球化的反对，意图通过19世纪式的关税保护手段重振制造业；同时表示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机制和组织、让盟国分担更多军事支出，不愿再承担诸多国际义务。这些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就曾付诸行动，在他的第二任期内非常可能进一步推进。

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新华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的美国将步入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遗世独立”式的孤立主义，原因在于，一是这可能并非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本意，二是这可能也无法达成19世纪美国选择孤立主义所产生的类似效果。

当然，以19世纪的美国实际上是孤立主义与帝国主义相杂揉来对照，我们可以从最低层面认为美国可能回归孤立主义，它主要指向三个层面：一是在经济上，退出自由贸易，用高关税重振美国制造业；二是在政治上，放弃多边主义，拒绝承担以往所承担的诸多国际责任；三是在文化和种族上，对外来移民关闭大门，重建新教文化的主体地位，再次明确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边界。除此之外，美国为自身国家利益和“再次伟大”计，与世界其他地方肯定还会维持或产生新的关联，只是美国介入其中的具体方式会与以往有所不同。

今天的美国的确需要有一些改变。大国往往是在过度扩张中走向崩溃的，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帝国化”过程，一方面是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观念动力，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自由贸易、资本和技术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以差序格局下的多边主义，恩威并施推进美国的全球霸权。

服务于全球主义的帝国愿景，美国对内转向“小政府”，经济上进一步实施私有化和放松资本管制，政治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是“民主普及”，文化价值观层面是“多元主义”，淡化种族、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差别。

2022年6月18日，来自美国全国各地的数千民众在华盛顿国会大厦附近举行集会，抗议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不公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新华社

对内对外展现的这种多元性，曾经成为美国的某种“软实力”所在。但它带来的变化和挑战是：一个资本意愿与政治意志不再并进和服务于美国人整体的利益，一个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不再拥有主体内核的美国出现了，它颠覆了以往所谓的“美国特性”，再次引发“何以成为国家”这个19世纪美国就已面对的问题。进入21世纪后的两场战争，更是严重消耗了美国国力。从多个方面看，美国正在经历“政治失度”，因此，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需要“精兵简政”，减少国家支出和消耗。

但是，美国不会就此“退出世界”。19世纪美国在世界体系中还是相对边缘的国家，其孤立主义意在与当时的欧洲经济、政治中心造成一定程度上“隔断”，以保证自身发展、实现国家崛起，而又以后来转变成全球性国家作为其“伟大”的标志。今天的美国早已是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也只有保持全球影响力才能“再次伟大”，这不是通过“退出世界”能够达成的。

从竞选言论和纲领来看，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政策追求，是由一些相互矛盾的方面组成。推高关税意味着经济上的“脱钩”，但特朗普和共和党又申言要加强经济、军事和外交能力，重建军队和联盟，确保美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保护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还需要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吗？美元的世界储备地位，又如何在“孤立”中得到保护？

当我们用“回归孤立主义”来概括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时，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美国从此将“自绝于世界之外”。不会的，世界最强大的军队、美元的储备地位，都并非为保护美国的“孤立”而来，特朗普的美国只是想调整以往美国介入世界的方式，要大量压缩美国的国际义务，以最低的成本和代价维持和增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也基于上，准确理解“孤立主义”是必要的，与其说美国要走向“孤立”，不如说美国正在进行新一轮战略收缩。这其实也并非始于特朗普。2021年8月30日，随着美军最后一架C-17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的撤离告终。以此为标志，美国正在减少其在欧亚大陆上的投入。

最后一批美国军机在撤军最后期限之前离开喀布尔机场，标志着美军全面撤离阿富汗。 CNN

拜登政府在任期内也已经实施的战略收缩，到特朗普政府执政时将加速加量推进，两者的差别在于：与拜登政府相比，未来的特朗普政府将更少考虑盟友的利益，但却同时要求盟友共同维护美国的优先地位；战略收缩的范围与程度，将视能否帮助美国重新建立制造业的优势地位、重新强化以新教文化为主要方面的“美国特性”、全面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为度。

战略收缩对美国来说并非新鲜事。“二战”之后，美国已有过两次战略收缩，分别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通过战略收缩，都有效减少了美国的国力消耗，使美国重新有了称霸的资本。特朗普将推动美国战后以来的第三次战略收缩，与前两次战略收缩重在对外减负不同，这次战略收缩将不仅压缩美国的全球领导责任，还将大力调整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美国的“再次伟大”重新建立结实的民族国家地基。

这次战略收缩，将意味着美国对外和内部关系的重大改变。从对外关注来论，美国将减少关注点，聚焦主要议题，这会使战后以来美国建立的霸权体系有可能瓦解，当然，也可能会加大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在越南战争后期，美国为应付当前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苏联，选择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有重要差异且关系一直敌对的中国和解，这种方式有可能在新的时空重演。有人认为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一切均可交易，但也要看到，作为总统的特朗普不再是商人，而是一个政治人，他需要考虑经济，但不会仅仅是经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就是政治。

走向“孤立”也会深刻改变内部关系，然而，想推动内部关系向预想方向实现结构性变动，也不会那么容易。通过重返19世纪的美国道路而“让美国再次伟大”，必然触发与20世纪中下叶以来，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帝国”而形成的新传统的冲突。

一切皆因利益使然。在近八十年来转向“全球帝国”的过程中，美国已经形成新的相对固化的利益结构，大公司和一部分美国人会从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多元文化中受益，但也有很多美国人因此受损，它们无法通过同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来同时满足相互悖反的利益诉求，而必须要达成一定的利益妥协才有可能化解。但从当前情况来看，妥协空间并不存在，这也是当前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一个关键原因。

还要看到，正如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所说的那样，20世纪中下叶以来的美国霸权，实际是资本主义的积累体系发生周期性变动的结果，当20世纪上半叶英国积累周期发生崩溃时，美国作为当时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及时出现，并填补了重建全球经济政治空间的权力空白。

然而，如果美国全面退出全球化和对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也将不再，它又将如何重复19世纪的故事呢？在19世纪后期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美国虽然处于相对边缘位置，但它具有最大人口规模，也是当时工业化国家中最大的国家性市场，这是它后来顺利“接棒”成为资本主义新积累中心的历史前提。今天的美国已不再是世界最大的国家性市场，也不是最大的实体经济体，当美国选择从资本主义积累中心“退出”时，世界会有耐心等它再次“满血复活”归来吗？

特朗普想像19世纪那样依赖国内市场来重建制造业，恐怕也不可能实现。道理与上类似，现代世界工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是市场，一个国家要想在实体经济上取得优势，不是背靠自身的市场规模足够大，就是开拓足够大的国际市场，当这两方面都不具备时，重振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无疑痴人说梦，“让美国再次伟大”也会是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