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应邀出席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亚太的威慑与保证”(Deterrence and Reassurance in the Asia-Pacific)特别会议环节,与美国海军上将、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Samuel Paparo),荷兰国防部长奥隆格伦(Kajsa Ollongren),法国国防副参谋长、海军上将旺迪耶(Pierre Vandier)一起讨论,并回答现场嘉宾提问。

崔天凯应邀出席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基调发言】

非常荣幸参加讨论,并借此机会向帕帕罗上将表示感谢!不久前,我和几位解放军退役将领到檀香山访问了美国印太司令部,进行了深入、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您陪同我们参观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真的很不错。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幸或不幸的是,我们从来不缺对话议题。在我看来,世界不仅不再稳定,而且相当不确定。

这个环节讨论的主题是威慑与保证。我们十分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两点,并找到平衡点。我认为,威慑或保证基本上都是工具或方法,它们更多是停留在战术层面,是由更广泛、更大的战略所支配的。

我认为,真正具有战略意义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自己、以及如何认识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彼此视为潜在的或真正的对手,如果我们将当今世界视为大国竞争的舞台,如果我们认为大国之间必须进行零和竞争,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诉诸毫无必要的威慑,而威慑很可能升级为真正的威胁,甚至是公开冲突。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证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甚至可能是虚伪的。为了在威慑和保证之间找到平衡点,为了真正以正确的方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安全局势,我们必须对世界、对自己以及对我们的双边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理解。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更稳定、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而共同努力,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即便有分歧(我们之间是会有分歧的),我们仍然可以把对方视为潜在的伙伴,视为可以为共同目标、共同利益而合作的人,那我认为,我们真的不需要多少威慑。

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互信,那么我们就已经得到了对方足够的保证。这将为我们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包括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挑战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安全架构。让这个全球安全架构行之有效,就必须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原则,否则,冲突就不会停止。

我们谈一下俄乌冲突,不幸的是,现在仍没法看到冲突的结束。中国在为此努力工作,我们始终支持和平解决方案,希望各方回到谈判桌前。与此同时,中东每天都有平民、无辜的人死去,尽管各国内部都有非常强烈的民意,但国际社会似乎陷入了瘫痪。

我们必须正视当下的冲突,正视严峻的全球安全挑战,致力于建立一种真正平衡有效的新型安全架构,这才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照顾到所有国家合理安全关切。否则,香格里拉对话的议题就会无穷无尽。

我当然全力支持香格里拉对话,但我希望我们能在议题清单中加上一些更积极、更有建设性的话题。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左一)主动与崔天凯大使(右一)握手致意。帕帕罗表示,“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和您一样希望和平”。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会谈。(图源:澎湃新闻)

【答问部分】

主持人:您是否认为目前各国提供的保证是足够的,如果不够,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可行措施?

崔天凯:我刚刚意识到,我是台上唯一的外交官,也是唯一的亚洲人。首先,我完全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美国和欧洲朋友如此关注威慑等事情,因为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欧洲爆发的,而且欧洲当下仍然发生着冲突,这非常不幸。

我非常钦佩基辛格博士,他是威慑等思想的大师。我记得基辛格博士多次告诉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各方都没有预先计划的情况下开始的,从小冲突演变成了全球战争。所以,必须对此提出警告,即便大家都有不错的意图,也有可能发生糟糕的情况。

同时,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必须思考一下,(威慑)方法真的有利于全球和平吗?建立两大相互对峙的军事集团,极有可能爆发真正的战争,甚至核战争。这真的是人民想要的吗?

而亚太地区,虽然这里也经历过非常严重的战争,甚至在冷战时期,亚洲也爆发过两场大的热战,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是,我们亚洲人已经吸取了教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非常有效地共同努力,缔造和平,建设和平,促进繁荣。我们发展出了“东盟方式”,“东盟中心地位”的理念。我们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尽管我们仍然存在各种分歧: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亚洲各国之间立场有不少差异。但我们看到了更大的共同利益,并找到了新的方法。也许有机会,我们可以进一步比较欧洲和亚洲的经验教训。

现场观众:新安全架构会是什么样的?

崔天凯:我认为,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框架,比如联合国安理会,它是人类基于两次世界大战教训建立起来的;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不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架构,但它仍然以一种平衡的方式来顾及所有大国的安全需求。

这一架构确实发挥了作用,但当大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时,当它们的世界观完全不同时,即使是安理会也可能失灵。这是非常不幸的。因此,针对某个正在持续的冲突,如果人们继续将五常之一的大国视为敌国,那么我们就没有希望能很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

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都应得到照顾,而且应该采取一种平衡的方法。任何人都不应抱有幻想,认为一旦自己在战场上占了上风,就能迫使对方坐下来谈判。这样做,结果只能是延续战争和军备竞赛。

要想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安全架构,改进现有的架构,我们必须对安全的真正意义以及如何实现安全,有一些新的理念。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一些新出现的可能的安全威胁,比如人工智能。当然,科技进步对人类总体是有益的,但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很大。这是基辛格博士告诉我们的最后一件事,我们应该共同应对这个挑战。我们已开始与美国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一轨和二轨对话。如果我们能加强这一进程,继续做这些能促进和推动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事情,一个新的全球安全架构就有可能逐渐形成。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做到这一点。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4日,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挑战,有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挑战,也许还有疾病、自然灾害等挑战。我们不应该把安全看作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安全不仅关于军事和武器。我们有更重要的问题,人类的生存可能岌岌可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解决这些问题,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它都不可能独自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应对这些更大的共同挑战、共同的安全威胁,即使我们在一些小问题上——也许不是小问题,但也不是无比重大的安全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我们仍然可以尝试解决分歧,但我们必须关注全球日益严峻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安全的真正意义有一些新的理解,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架构,有效而充分地应对这些挑战。

现场观众:请问中国海警为何在仁爱礁开展行动?如何看待中菲关系现状?

崔天凯:我必须在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中国海警所做的是执法行动,不是军事行动,这是非常不同的。中国海警只是在中国的领土、领海和我们管辖的地区巡逻,只是在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不像美国海岸警卫队,会去很远的地方。我们不会去加利福尼亚或佛罗里达沿岸,我们待在靠近中国的地区。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局势,当下的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就在几年前,我们还相当成功地处理了分歧,并同时成功发展了双边关系。那时的局势要比现在平静、稳定得多。我们必须思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变化。

中方立场是,我们仍然希望与菲律宾朋友进行沟通和谈判,尝试以建设性的方式,安静、和平、双边地解决问题。我们有指导原则和工作机制,有处理这些棘手问题的正确方法,比如相互尊重、照顾彼此的舒适度等等。我们仍然准备这样做。但坦率地说,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在过去的两年间,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我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抱有幻想,认为他们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轻易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认为,有人频繁提及与其他国家的防务合作条约,只能被视为一种公开的威胁。这种胁迫性言论无助于我们缓和紧张局势,只会使紧张局势升级,为什么有人一直强调防务合作条约,而从不提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或东盟友好合作条约?如果更多地提及后者,我们就有希望控制、管理并最终解决争端。

一些南海声索国之间的争端,也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在非常努力地与这些国家建立相互理解,并尝试构建管理分歧的方法,继续发展整体双边关系,继续在海上进行可能的合作。这也是我们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原因,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制定这一准则,希望我们能很快达成一致。

在“东盟+”框架下,我们和东盟国家开展了许多海上合作项目。如果没有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一切都可以非常顺利、非常和平地进行。老实说,外部势力干扰是存在的,有区域外的势力企图利用现有争端,将其恶化,使事情更难解决。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

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权利,我们别无选择。我想所有正常的国家都会这样做。但我们仍然希望根据《南海行为宣言》的原则进行和平谈判,即所有这些争端都应由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我们致力于此,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也准备好继续这样做。

现场观众: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将不参加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谈,请问有何考虑?

崔天凯:我们始终支持任何能够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但任何努力要取得成功,都必须有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的参与。发生冲突的直接当事方不在场,怎么可能找到和平解决办法?这是不可能的。

和谈必须要有所有各方的平等参与,必须给予各方平等的地位,以促进严肃的讨论,公正考虑所有和平建议。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找到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出路。我们仍在与其他各方一起努力创造这样的条件,以便和平会议一旦召开,就能取得和平的结果,就能停止冲突,就能恢复该地区的和平。

现在经常有人提醒我们,中国的传统立场是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等等。这非常有趣。因为中国在科索沃、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发生战争时,都一直坚持这一立场,这正是我们一贯强调的立场。现在,有些人接过了我们的表态要点,对着我们宣读我们的立场,完全不尊重知识产权。中方的立场毋庸置疑,我们一贯主张和平,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我们必须创造和平解决的条件。如果和平会议的目的,是让交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获得更多优势,那么和平解决就没有希望。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最后,再强调一下威慑与保证的关系。我认为,所有国家都有国家安全关切,这是非常合理的关切,所有国家都必须捍卫国家安全利益。在这方面,我认为军人和外交官是一样的,我们的使命都是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也许我们使用的方式不同,但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使命是一样的。

同时,想让所有人都享有更好的安全,我们必须要有善意和诚意。如果一方总是想占上风或支配他人,那么就永远无法让人相信他是在为共同利益而努力;这样的话,甚至他的威慑也可能不起作用。

因此,我想回应帕帕罗上将提出的许多观点,我们必须着眼于共同利益、共同需求,着眼于长远的的共同目标。有了这个目标,我们就可以在具体分歧上下功夫,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只有当我们目标一致时,保证才会有说服力,甚至人们想使用威慑时,也会有说服力。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要想实现这种相互理解,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文化差异。也许同样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含义非常不同,但这更说明我们需要更好地相互理解。同时,一旦我们做出保证,一旦我们做出承诺,我们就应该有诚意去执行。

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人工智能等问题。我相信,无论多么强大的算法都无法真正取代人类的良知。因此,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建立更好的相互理解。我认为香格里拉对话将在这方面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编译:韩桦、李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