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莫然】

在我为观察者网撰写的上一篇文章中，提到2011年我刚到中国时，中国工业发展的标志是高铁，而到2024年我离开中国时，这一标志已经转变为新能源汽车。文章发表后，我看到了很多人对这一观察都很感兴趣，我就借此再来谈谈我在中国生活的这段时间所目睹的另一场变革。

2011年我刚开始在中国生活时，中国被视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西方试图通过多样化的合作路径与之合作。到2024年初我离开中国时，这个国家已经被视为一个“威胁”。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中国在经历了40年的和平崛起之后，突然决定成为西方的威胁了吗？

其实，变化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十年前，凭借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是西方的理想合作伙伴。但西方最大的疏忽在于，他们认为与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会按照十年前的模式继续下去。

今天，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担忧实际上根源于他们自己的疏忽。十年前，当他们将稀土元素的加工留给中国时，他们对不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这种“肮脏工作”感到满意。而现在，当中国加工这些元素并将其转化为新能源汽车最关键的技术——锂电池时，美国开始感到一阵恐慌。

比起十年前，中国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十年前，中国被视为“世界工厂”和廉价劳动力来源，西方世界将其视为自身的附加价值。今天，随着中国发展出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并在农业到关键技术等领域变得更加自给自足，中国继续向世界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提供更多机会。

事实上，说今天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机会和公共产品比十年前更多、更丰富，这绝非夸张。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和美国需要对中国在其发展道路上的当前地位形成新的理解。

中国的发展在许多领域为世界提供了各种利处。在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李稻葵的新书《中国的世界观》中，通过展示通胀如何得到控制来说明中国崛起为世界带来的机会。在2021年之前的四十年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高通胀问题，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加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实施的货币政策。美国的多元化商店，多年来每件商品的价格都只有1美元，最近才涨到1.25美元，二十多年没有出现显著的价格变化，这样的商业模式如何成为可能？答案是中国，这些商店出售的几乎所有商品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国际经济学杂志》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估计，2000年至2006年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帮助其每年将通胀率降低了0.49%。

中国福建省的女工在工厂中伟蓝精灵模型涂上油漆

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它向世界输送了更多的学生、游客和投资，这些都为相关国家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并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我在自己的国家土耳其也观察到了这一点。

土耳其一直是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但十年前，中国游客在土耳其旅游市场上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群体。2019年疫情爆发前，约有50万中国游客访问了土耳其，2023年也已经恢复到24.8万。土耳其的长期目标是每年接待100万中国游客，随着两国之间航班的增加和适当的宣传活动，这并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想强调的是，现在在伊斯坦布尔、卡帕多奇亚和棉花堡等旅游景点，我看到当地商家都在学习中文，提高他们的基础中文水平。在土耳其，旅游业从业人员必须懂俄语和德语，而现在中文也成为他们需要学习的语言。一些我交谈过的商家表示，中国游客在找到优质商品时是舍得花钱的。许多旅行社、酒店和餐馆都在大力准备吸引中国游客的项目。

即使西方决定从现在开始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这种竞争也不一定会导致无法解脱的冲突。从事实看，与中国的竞争，对欧洲和美国有一种唤醒作用。他们开始进行一些以前忽视的改革，以避免落后于中国或者来阻止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对于那些欣赏它的人来说，中国的发展是一种灵感，而对于那些担忧它的人来说，则是一种推动力。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国在多年削减预算之后，增加了对科学和技术的支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削减科学研究资金会损害美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当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在2020年提出名为《无尽前沿法案》时，他的主要担忧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计划，美国将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领域落后于中国。

而随着中国在各个领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美国也开始采取类似的做法。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美国的初步反应是强调该倡议的不足。然而，当这一叙述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甚微时，美国通过推出自己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作出回应。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和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等项目，都是为了不落后于中国而紧急出台的项目。不幸的是，西方国家参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并未能造福人类，反而引发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走廊战争”的新斗争形式。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从未犹豫要赶超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中国将此视为更加雄心勃勃和坚定地工作的根本动力。在中国人看来，向世界学习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不是一种缺陷。如今，美国的傲慢是阻止其向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学习的最大障碍。然而，如果美国在过去20年里像中国一样做事，它本可以成功地渡过许多危机，并将这些危机对全球的影响降到最低。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及其故事的结局。

美国错误判断了中国的崛起（资料图）

美国陷入意识形态偏执的陷阱

美国在阿富汗长达20年时间，花费了大约1万亿美元，其中95%的资金用于美国士兵、武器、弹药、物资、营地以及培训当地协助美军的部队，最慷慨的估算，真正用于阿富汗发展的资金约占总额的2%。如今，很难找到任何一条路、桥梁或基础设施投资，是美国20年驻阿期间留下的，而美国本可以将部分支出投资于改善阿富汗人民生活的项目上。

美国的战略思维已经陷入意识形态偏执，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希望国有化自己国家的英国石油设施，当时的总统杜鲁门认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当他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上任时，温斯顿·丘吉尔是第一个敲他门的人。丘吉尔告诉艾森豪威尔，摩萨台是“共产主义者的傀儡”。为了应对这种莫须有的威胁，中情局的解决方案很简单：通过一场伪装成人民起义的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伊朗石油再次掌握在西方手中。如果美国当时抵制住了那个时代的反共偏执，可能会导致对伊朗和美国都更有益的长期结果。

类似的情况在阿富汗也发生了。为了削弱并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美国策动了圣战起义，而没有考虑到这一运动后来会针对美国本身。

如今，通过错误判断中国的崛起，美国正处于另一个历史性错误的边缘。

美国可以从中国学到的另一个教训，是停止通过分裂的阵营视角看待世界。中国由共产党执政，并拥抱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然而，在与世界合作时，中国并不考虑对方是否像自己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拥有悠久的文明。如果每个人只与类似自己的国家合作，那么国际秩序将不存在。

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被视为与不同政治体制和文化合作的成功示范。我首先想到的例子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如果你问许多普通中国人，哪个国家是中国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可能会说巴基斯坦。同样，大多数巴基斯坦人将中国视为他们最可靠的朋友。但比较两国的治理体系和文化结构，我们能说中国和巴基斯坦是相似的国家吗？显然，这两个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当美国等待中国对外开放时，他们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融入全球贸易并通过互联网开放，它将采用美国式的体制。当这种期望落空时，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没有准备好如何与一个和自己不相似的中国共存。美国现在正在努力找出如何处理与中国相处的方法，可惜的是，他们找到的解决方案相当简单：脱钩。无法与与自己不同的事物共存，是美国今天最大的弱点之一。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一直被视为对美国利益的自私优先。然而，我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理解这个口号：美国应该先做好自己的功课，一个在国内做不好功课的美国，会在国外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如今，美国可以为世界提供的最大利益，是为其内部社会、政治和财政问题带来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甚至最微小的政治变化都可能在全球造成巨大的动荡。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能以这种方式解读“美国优先”口号，对美国和世界都可能有益。

就先做好功课而言，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作为中国政治的外国观察者，我一直被中国领导人对国内问题的关注所震撼。当然，中东危机、国际峰会等问题也在中国领导人的议程中，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中国的国内问题。

我建议那些关注中国的外国观察者，应该密切观察其国内政策和中国领导人的国内考察，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据中国政治的逻辑，成功的地方试点是全国范围成功的关键，国家问题需要在介入国际事务之前得到解决，这种方法需要更好的平衡本地、国家和国际事务之间的关系。

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实际上源于自身的脆弱性。中国一直强调和平发展，美国仍有时间对中国形成理性的理解，否则两国关系可能会错过“过桥前的最后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