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莫然】

在世界上唯一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多国立法机构——欧洲议会的选举中，约4.5亿欧盟公民将于6月6日至9日之间投票。

欧盟选举的参与率通常较低：在上次的2019年选举中，投票率仅为50.6%，这是自1994年以来首次超过50%的门槛。1979年的投票率达到过62%的高峰，此后一直在下降。

但今年的选举意义重大，因为普遍预计会出现明显的右倾政治转变。这将在未来五年内决定欧盟在环境、气候、移民价值观以及乌克兰和巴勒斯坦等地缘政治危机上的立场。

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

目前，欧盟议会中有七大党团：左翼、绿党、社会党和民主党、重塑欧洲、欧洲人民党、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以及身份与民主团体。

当选后，议员们将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绿党、社会党、中右翼、极右翼等）加入议会中的团体。例如，中左翼的社会党和民主党（S&D）团体聚集了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意大利民主党的成员。

因为传统政党如欧洲人民党和进步联盟的社会党和民主党正在向更激进的右翼和左翼团体失去地盘，这种情况可能会阻碍稳定联盟的形成和法律的通过，加剧欧洲立法过程中的分裂。

此外，尽管选举的目的是决定谁将担任议会议员，但选民往往利用选举表达对本国政府的不满。例如，法国的右翼成员希望这次选举成为对总统马克龙的公投。

极右翼首次有可能进入欧盟的核心权力

面对极右翼的崛起，欧盟正处于深刻的身份危机中。一方面，有些政党主张欧盟的生存，但拒绝成员国之间更深层次的融合，而是希望将欧盟转变为一个主权国家联盟。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和波兰的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就是这一阵营的代表。另一方面，有些政党反对任何扩展，避免包括被认为对欧洲基督教身份和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这一组包括许多名字，如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和荷兰的盖尔特·威尔德斯。

选举中备受关注的人物之一乔治亚·梅洛尼已经成为欧盟未来的决定性人物。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梅洛尼会倾向于中右翼还是极右翼。

随着欧洲选举中保守派和极右翼议员数量的大幅增加，梅洛尼在议会和行政部门的影响力可能会显著增加。

如果梅洛尼女士的欧盟团体——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ECR）在选举中取得成功，可能会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中右翼找到共同点。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似乎是连任候选人，她的政党欧洲人民党可能成为最大的团体。冯德莱恩对与ECR的联盟持开放态度，只要他们支持亲欧、亲乌克兰和法治立场。

右翼政党的分歧和共识上一样多

根据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2021年有32%的选民更倾向于反建制政党；这一比例在1990年代初为12%。激进右翼政党占这部分选票的约一半，其支持率的增长速度超过所有其他团体。在这项研究中涵盖的14个政党中，大多数都达到了20%或以上的得票率。激进右翼目前在芬兰、匈牙利、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的政府中或支持政府。

右翼政党通常对由种族或宗教决定的反移民情绪深感共鸣；他们对单一欧洲的想法持怀疑态度，并反对布鲁塞尔的独裁统治结构。

关于什么构成极右翼政党，存在不同的意见。玛丽娜·勒庞和威尔德斯一样，反对“极右翼”标签。根据政治学家的说法，欧洲右翼政治的核心是民族主义、权威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

6月6日，选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欧洲议会选举投票。荷兰是第一个进行投票的欧盟成员国

激进右翼可能产生影响的领域

预测6月6日至9日投票后的欧洲议会中，这种三重组合的影响是困难的。然而，这次极右翼政党组织得更好。此外，如果再加上特朗普可能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欧盟的右倾转变也将可能导致更广泛的全球地缘政治冲击。

右翼意识形态影响最明显的领域是移民。对欧盟移民政策的反对，将所有激进右翼政党团结在一起。例如，自由党（PVV）将伊斯兰恐惧症作为其主要意识形态。一些政党还反对欧洲内部的移民，并对乌克兰难民持敌对态度。激进右翼的加强可能会阻碍移民相关法规的实施，削弱欧盟在移民问题上制定更集体应对措施的能力，并导致各国国内政策在这些问题上的转变。

激进右翼政治可能起效的另一个领域是气候变化。大多数右翼政党承认气候变化的现实，但他们的许多成员和追随者质疑其人为原因。用于描述对欧洲环境政策和做法进行抵制的“绿色反弹”概念，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反对主要集中在欧洲绿色协议和Fit for 55立法方案上，该方案旨在到2030年将欧盟排放量至少减少55%。激进右翼批评该方案是忽视公民经济和社会成本的精英项目，侵犯了个人自由。

还有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欧洲价值观。右翼政党通常强调传统家庭价值观和基督教遗产，反对欧盟的外交政策以所谓的自由价值观为基础。这种立场可能导致欧盟更加关注其内部问题，避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类似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随着右翼在布鲁塞尔的崛起，可能会出现一波“欧洲优先”的浪潮。然而，这种超欧洲的立场可能会削弱联盟在多边合作中的潜力，使欧盟成为一个更封闭和孤立的集团。

欧洲大选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将是以色列在加沙的残暴行动，已造成无数无辜生命丧失。欧洲的右翼政党似乎在亲以色列立场上有着显著的共识。一些激进右翼政党将以色列视为“对抗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前线国家”。历史上反犹太主义立场的欧洲极右翼，现在已成为以色列国家的主要捍卫者。

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少数族裔选票向左倾斜。在法国，极左翼的“不屈法国”党（LFI）正在以亲巴勒斯坦的言论开展竞选，以吸引穆斯林和激进左翼选民。巴勒斯坦问题也可能成为影响投票率的一个因素。与普通人口相比，少数民族在欧盟选举中的参与度通常较低，但这次加沙战争可能成为一个动机。

总之，欧洲议会选举可能会创造一个加深现有全球不确定性的政治格局。然而，通过加强其战略自主权，欧洲也可以将自己定位为国际事务中的建设性参与者和调解者，世界其他地方也需要这样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