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埃里克·施劳瑟，翻译/陈佳芮 校对/郭涵】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刚刚发布了一份备受期待的报告，证实了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食品杂货供应链遭受了严重破坏。

报告称，大型食品杂货企业将疫情视作机会。在食品短缺的背景下，它们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市场力量，巩固行业主导地位。即使当小公司拼命搜寻货源或者干脆关门歇业时，大企业的货架上也能摆满商品。对于食品杂货业巨头沃尔玛等公司来说，新冠疫情是一个“福音”。虽然供应链已经从中断状态恢复，但商品利润却随着食品价格上涨而持续攀升。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明，而是暗示：如今寥寥数家公司掌控了美国的食品行业，自19世纪90年代末的大托拉斯和垄断时期以降，它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扼杀竞争。过去40年的企业并购活动大大减少了该领域的公司数量——这一事实却被品牌多元化的潮流所掩盖。全美最大的连锁超市巨头克罗格（Kroger）旗下运营着二十个以上的食杂店铺品牌。如果克罗格官宣的与艾伯森（Albertsons）公司的并购计划能够推进，该数字将增加近一倍。

1990-2019年，美国排名前4、前8与前20家食品企业市场销售份额变化图

纵轴（左）：销售额占比；纵轴（右）：销售额，单位 10亿美元 图自：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报告，2024年3月21日

大约20多年前，我在《快餐帝国》一书中呼吁人们关注一个正在加速暴露的现象：部分企业对美国食品行业的准垄断性市场控制不仅损害了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也对牲畜饲养和土地保护产生了不利影响。当时察觉到的那股力量如今已变得更加强大。

公共利益组织“食品与水观察”（Food & Water Watch）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仅四家公司就控制着美国约52%的大米市场、约61%的新鲜面包市场和约79%的意大利面条市场。四家公司加工了全美约70%的生猪和85%的活牛。

广泛应用的工厂化养殖手段甚至将垄断权力扩大到了商业化畜牧育种领域。目前，全球约47%的生猪育种资源掌握在三家公司手中。两家公司为全球约94%的蛋鸡养殖提供种鸡。同样是这两家公司，EW集团（Erich Wesjohann Group）和汉德克斯育种集团（Hendrix Genetics）为全球99%的火鸡养殖提供种鸡，它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养殖鳟鱼、三文鱼和罗非鱼育种资源供应商。

经济学中的“四企业集中度”（CR4）是用来衡量商品或服务市场竞争程度的指标。这个指标通过计算市场中四家最大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得出。当四家公司的总份额超过40%时，就形成了寡头垄断（oligopoly）。在寡头市场中，给供应商的报价、面向消费者的售价以及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不再由市场力量决定。

此外，这些公司对本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施加的力量，也会导致一种已经得到充分研究的后果：有效的政府监管变得困难，要么是各州或联邦监管机构因腐败而“沦陷”，要么是监管机构无法与大公司手头的资源和人力相匹敌。

对于垄断寡头来说，这是他们乐见的状态。有时，某个单一事件会产生连锁反应，对其他所有人造成长远影响。

克罗诺杆菌又被称为阪崎肠杆菌（Cronobacter sakazakii），这是一种新出现的病原体，对两个月以下、早产或免疫系统受损的婴儿尤其危险。感染这种病原体后，预计那部分婴儿的死亡率高达40%至60%。许多幸存下来的婴儿也终身受到肠道和大脑损伤、癫痫的影响。

今年1月，只有密歇根州（Michigan）和明尼苏达州（Minnesota）两地记录了感染病例。在此之前，美国的克罗诺杆菌感染情况尚无人统计，绝大多数病例都没有被发现。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配方奶粉是向婴儿传播该病原体的重要途径。与液态配方奶粉不同，粉状配方奶粉在出售前并未接受灭菌处理。克罗诺杆菌可以在粉状配方奶粉中存活一年以上。一旦向奶粉加水，克罗诺杆菌就会恢复生物活性，并可能致命。

2021年9月，明尼苏达州确诊一例克罗诺杆菌感染。患儿经历了三周住院治疗，最后幸存下来。明尼苏达州卫生局立即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分享了该病例的相关信息，以及相关配方奶粉的品牌和批号。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有三名婴儿在其他州陆续确诊感染克罗诺杆菌，其中两名婴儿不幸夭折。以上病例均与雅培（Abbott Nutrition）同一家工厂生产的配方奶粉有关：该厂位于密歇根州斯特吉斯市，是美国最大的婴儿配方奶粉工厂，占地近100万平方英尺，面积比十几个足球场加起来还要大。

雅培密歇根州斯特吉斯的配方奶粉工厂一度因质量丑闻关闭，在六个多月后重开

美国食药监局内部管理不善，而且极不愿与大型食品公司对抗，因此反应迟缓。2021年秋天，斯特吉斯工厂的一名前雇员向美国食药监局举报该厂存在多项安全问题：比如定期伪造安全记录，跳过必要的清洁步骤，婴儿配方奶粉未经过致命细菌检测就被包装和运输。举报人提供了一份长达34页的文件，详细描述了斯特吉斯工厂的食安问题。在雅培斯特吉斯工厂中，工人经验不足、缺乏培训；工厂只注重将产品快速推向市场，而忽略了产品质量和安全；对提出问题的员工，该公司存在着一种鼓励开展不当报复，而不是积极沟通改进的企业文化。

四个月过去了，直到2022年初，美国食药监局人员才来到斯特吉斯工厂，进行彻底检查。在工厂环境中发现了多种克罗诺杆菌菌株。随后，美国食药监局官员形容该工厂的环境“令人震惊地糟糕”、“卫生条件令人无法接受”。

2022年2月，雅培公司主动关闭了斯特吉斯工厂，并召回了在那里生产的三种奶粉品牌：EleCare、Alimentum和Similac。该工厂在六个多月后才全面重启。

雅培公司坚称，美国食药监局及美国疾控中心均未“发现公司产品和儿童疾病之间存在明确关联”。然而，曾在沃尔玛负责食品安全的副总裁，在召回婴儿配方奶粉期间担任美国食药监局副专员的弗兰克·伊安纳斯（Frank Yiannas）认为，雅培的否认声明具有误导性。多种因素表明，雅培事实上要对四例克罗诺杆菌感染负责。

伊安纳斯在国会作证时指出：“雅培的斯特吉斯工厂缺乏足够的品控措施来防止婴儿配方奶粉受到污染......零星的成品污染确实发生了，而且长时间以来，该工厂其他批次的婴儿配方奶粉很可能也受到了克罗诺杆菌菌株的污染，但这些菌株躲过了最终产品检测，流入市场并被婴儿食用。”

雅培奶粉构成的卫生威胁已经相当严重。然而，其影响还不止于此。雅培是美国婴儿配方奶粉行业最大的寡头垄断企业。全美几乎99%的婴儿配方奶粉由四家公司供应：雅培、美赞臣（Mead Johnson）、雀巢/嘉宝（Nestlé/Gerber）和百利高（Perrigo）。雅培斯特吉斯工厂生产了全美约20%的婴儿配方奶粉。此外，那里还生产了大多数的特殊配方奶粉，比如针对患有特定胃肠道疾病的婴儿、儿童甚至成人的奶粉。

雅培一处工厂的停产导致整个2022年美国面临婴儿配方奶粉的全国性短缺。其他三家公司通过增产来弥补缺口，并借此赚得盆满钵满。然而，配方奶粉的短缺、囤货和恐慌性购买还是让无数美国父母感到焦虑，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吃不上奶。

两年后，美国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婴儿配方奶粉的安全性。现在，每个州都必须向美国疾控中心报告克罗诺杆菌病例。在食品安全倡导者的推动下，去年，美国食药监理局成立了一个统一的“人类食品计划”（Human Foods Program），承诺精简官僚办事流程，全力阻止受污染的食品流入市场。效果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但在资源方面，美国食药监局恐怕是有心无力。该机构的食品安全与营养中心（CFSN）负责监管全美约80%的食品消费，可这里仅有1071名员工，大致相当于该机构1978年的人员规模。与那时相比，今天的美国人口已经增加了1亿多人。

美国食品杂货市场上的诸多品牌最终都归属少数几家大公司旗下

在各个州内，垄断婴儿配方奶粉市场的四大公司的主导地位更加明显。通常情况下，一家公司就占据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这是联邦政府“妇女、婴儿与儿童特别营养补充计划”（WIC）要求签订单一供应商合同的结果。尽管欧盟对配方奶粉中的有机成分和食品添加剂有更为严格的规定，但这四家公司的市场垄断地位导致美国的婴儿配方奶粉价格高于欧盟。

当寡头垄断企业目标一致且集中发力时，会对市场产生显著的影响。婴儿配方奶粉的寡头垄断企业受益于美国政府对欧盟和加拿大进口的限制。然而，这也阻碍了技术创新，令相关企业逃避了因产品问题可能面临的刑事处罚，并允许它们继续运营设备过时的工厂。这一切都令美国的生产能力缺乏韧性。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单一行业之中，而是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经济领域。

美国的开国元勋对垄断深恶痛绝。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称其为“牺牲多数人成全少数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建议，美国宪法应加入一项如今会被视为反垄断法律的条款。

1788年，杰斐逊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列出了《权利法案》应当捍卫的基本自由，其中前三名是“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和“反垄断的商业自由”。如今在美国的某些领域，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可能都不会成为现实。

20世纪初的反托拉斯运动成功营造和维护了美国经济中激烈的市场竞争。但到了80年代，反托拉斯执法的放松很快导致竞争大幅减少，不仅仅在食品行业，而是在银行业、出版业、航空航天以及其他行业。

四十年前，美国有三家大型客机制造商，如今只有波音一家。波音公司的傲慢和无能也可以归结于缺乏国内竞争。30年前，美国有50多家大型国防承包商，但如今只有五家。生产延误、成本超支和脆弱的供应链威胁着国家安全。自里根时代以来，中西部地区流失了大约一半的养牛场主、约90%的养猪户和超过90%的奶农。美国农村的空心化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政治极端主义和绝望感。

兼并、收购以及创建规模庞大的大公司通常都以提高“效率”为理由。但实际上，它们的效率仅仅体现在集中利润和加剧不平等上。

过去三十年来，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美国工人平均时薪增长了约18%，而美国最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度薪酬却增长了约1300%。在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商业团体强烈反对提高最低工资，2020年快餐店厨师和店员的年收入中位数约为1.5万美元。2021年，麦当劳的首席执行官却获得了近2000万美元的薪酬。在整个美国经济中，权力集中导致了工资被压在较低水平。不管商学院给出多少合理化解释或专业术语，企业收购竞争对手时往往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他们不想继续与对手竞争。

普通人就算不了解实际成本，也不得不为此买单。食品企业的市场权力与对政府监管机构的“控制”使其能够“外部化”众多商业成本，也就是说，让其他人来替他们买单。尽管美国人每年在食品上的开支超过1万亿美元，但这并不包括因食源性疾病和饮食相关的健康问题所产生的费用，也不涵盖贫困线工资和工业化的食品体系造成环境破坏的成本。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人在食品消费上付出的真实成本比我们想象的高出三倍。

拜登执政期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重新打响了反垄断的战斗，恢复反垄断执法，并得到了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支持。2月26日，联邦贸易委员会提起诉讼以阻止克罗格（Kroger）和艾伯森（Albertsons）的并购，理由是这将提高食品杂货的成本并降低杂货店工人的工资。然而，对抗寡头和垄断并不容易。少数公司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它们能够聘请价格昂贵的律师，还擅长以公众无法察觉的方式操控市场。

（原文发布在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原标题：“我们真的想要一个食品行业卡特尔化的美国吗？” Do We Really Want a Food Car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