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毓堃】

7月4日，英国工党在议会下院选举中赢得近三分之二的议席（412席），复制了布莱尔时代（1997、2001）的历史最佳纪录；7月5日，工党党首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工党时隔14年重返执政。

7月7日，法国泛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NFP）在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力压执政联盟”在一起“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在欧洲极右翼持续崛起的大背景下，欧洲两个大国的（中）左翼政党在三天之内先后胜选，是否代表了某种不同的风向趋势？更直接说，英法社会是否真的双双“左转”？

要理解这个问题，显然需要了解选票、议席等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

“得”不配“位”？

对比2019年上一次灾难性的选举结果，此次工党议席数量翻倍（从201席到412席），可谓压倒性胜利（landslide victory）。相比之下，此前执政的保守党暴跌超过67%的议席，直接创造历史最差记录。

就选区版图来看，工党在英格兰收复了五年前失守的“红墙”地带（劳工阶层聚居的北英格兰和中英格兰选区），巩固并扩大了老工业区威尔士的优势，更时隔十多年收复苏格兰失地、将苏格兰民族党边缘化。

然而再看得票情况，工党的支持度并没有议席看起来的那么广泛：

此次英国大选投票率不到60%，2880万选民中只有973万人票投工党，工党的得票率只比2019年提升了1.7%，得票绝对数量甚至少于五年前（1026万）。

一个只获得三分之一选民支持的政党，却囊括三分之二的议会席次，很难说工党获得了选民的普遍支持，明显“得（票率）”不配“（席）位”。

纵观工党和保守党这两大党的历次选举得票情况，最巅峰时期得票率也不过45%，得票率不到四成便执政、得票率不到三成便是“国王陛下最忠诚的反对党”（最大反对党）实属常态。

得票率配不上议席数量，原因在于英国的选举制度“单一选区简单多数制”（FPTP）：在单一选区中选民只投票一次，所有候选人中得票数第一者当选（无论其得票率和领先优势多寡）。

这种制度不需要当选者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只需要争取一部分铁票核心选民支持即可，因此对于拥有铁杆支持群体的大党有利，即便政党格局多元、选民支持碎片化，仍容易形成“两党制”和稳定的政治运作生态。

至于缺点，那就是议会席次版图不能体现政党的真实得票率，甚至出现了票数不如对手、议席却最多的极端情况（例如2019年加拿大大选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尤其不利于小党的生存和议会的政党多元化。

除了失利最惨痛的保守党，极右翼和地方民族主义政党也在今年成为这一制度的受害者：

得票率14.3%（全英第三）的英国改革党只获得5个议席，远不如得票率少于自己的第三大党自民党（72席）；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地区的得票率（30%）并不比工党（35.3%）少太多，但议席只是后者的零头。

2011年，联合执政的保守党和自民党推出了英国选举制度改革公投，结果在投票率只有42%的情况下，约68%的民众反对用“排序复选制”取代现行的简单多数制，现行选举制度和“得不配位”的两党格局仍将继续。

至于法国，众所周知今年大选是三强竞争的局面：来势汹汹的（极）右翼（国民联盟）、基础稳健的左翼（新人民阵线）、疲软低迷的中间派（执政联盟“在一起”）。

在两轮投票中，得票率最高的都是选前呼声最高的国民联盟，之后是新人民阵线和“在一起”，可最后的议会席次排名却截然不同：新人民阵线（182席）最多，“在一起”（168席）其次，国民联盟（143席）得票最多却议席最少。

同样的“得不配位”，选举制度自然又是一个重要原因。

和英国相似，法国政坛同样多党林立，国民议会577个议席也实行单一选区制度，不同之处在于法国采取的是两轮投票制：

如果候选人在其选区获得绝对多数票，且得票数占选区注册选民人数25%以上，则第一轮直接当选；

如果无人能达到上述条件，那么该选区得票率最高的两位候选人，以及得票数占注册选民人数超过12.5%的选民将进入第二轮投票——到了二轮投票，则采用“简单多数制”。

显然，这一制度设计的目的是“扬长避短”：既要避免纯粹简单多数制造成的“少数当选”缺乏代表性及“大党垄断”的问题，又要维系议会格局和运作的稳定、避免复制当年第四共和国的动荡。

可以想象的是，由于法国政党支持率分散，一轮多数当选是少数情况，多数选区都不可避免面临两人甚至多人的“简单多数”竞争。如此一来，出现类似英国的“得不配位”并不奇怪。

第一轮投票结果的确如此：由于今年选举投票率极高（两轮投票率都超过66%），只有76名候选人一轮直接当选；第二轮选举中有306个选区将是三人竞争（其中250个是“左中右”对决），还有5个选区是四人竞争。

然而第二轮投票起到作用的不只是“简单多数制”本身，背后更有左翼与中间派合作“弃保”的效果：

为了组成“共和国阵线”，以阻止国民联盟赢得议会多数、组建政府，224名候选人在进入第二轮投票后宣布退选，导致最终只有89个选区出现三人对决、2个选区四人对决。

尤其是本该国民联盟、新人民阵线、“在一起”三方对决的众多选区中，新人民阵线在99个选区退选，“在一起”在79个选区退选，从而集中选票支持彼此的候选人。

此外，在新人民阵线、共和党（老牌中右翼）、国民联盟三方对决的40个选区中，新人民阵线在27个选区退出第二轮选举。

如此便造成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国民联盟在第二轮赢得的1011万选票（得票率超过37%，高于英国工党）分散在全法444个选区；新人民阵线和“在一起”虽然得票更少，但各自集中在特定选区，反而比国民联盟赢得多。

这类似于英国自民党的策略——尽管在630个选区提名候选人，但实际操作中有的放矢，重点放在了中南部的选区，结果创造历史最佳成绩。

左翼崛起？

就广义的（中）左翼而言，其势力、影响力和支持者在英法两国始终稳定存在，主要的区别在于历次选举的选票支持得失。

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1922年大选进入政坛主流、至此成为两大党之一。二战以后，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兴起、“去国有化”的1980年代之后，工党在布莱尔时代修改了党章第四条（工党的价值观与目标），取消了创党时提出的“生产资料共同拥有（common ownership）”，并明确定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

至此，“新工党”彻底巩固了其中左翼的光谱，而“中”是优于“左”的。至于现任党首斯塔默，他虽然强调自己“工人阶级”出身，大学毕业后还在托派杂志工作了一年，但自领导工党后，便采取系列行动，将工党从科尔宾时代“偏左”的位置往回拉。

因此在斯塔默掌舵的时代，工党因为清除左翼势力，实际上削弱了自己的队伍，从党籍议员到普通党员，年年都有退党潮。即便在气势正盛今年春季，仍有2.3万名成员不满斯塔默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与执政党保持一致、“挺巴”不绝对），愤而退党。

所谓“中左”，其内在便是彼此矛盾：中间派不忍左派之激进而驱逐之，左派不容于中间派之“妥协”而将其开除左籍。斯塔默领导的工党，自然不可能二者兼得，明确在路线上选择了前者，必然要承受党员和支持者流失的结果。

一方面，布莱尔-布朗-斯塔默时代一脉相承的工党已然不被贴上“左翼政党”的标签。另一方面，工党的胜利也不是因为自身的“壮大”或崛起，而是保守党太拉跨、彻底透支了选民的信任。

对此，英国民调机构舆观调查公司（YouGov）在选前最后时刻的调查解释得很清楚：

票投工党的选民，几乎半数（48%）都只是为了下架保守党，13%是认为英国需要改变；基于对工党忠诚的占2%，认为工党关心普通民众、相信斯塔默领导力、认同工党理念的只占1%。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的工党选民认为该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此外，那些被视为真正左翼的政党——强调绿色环保的绿党、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威尔士党”（Plaid Cymru）反而将自己的席次翻倍，尤其是前者拿下184万选票和6.4%的得票率。

不少年轻的左派选民正在把票投给工党之外的左翼政党。

左翼政治势力分裂、无法团结是普遍现象，在法国尤为明显。自社会党衰落、梅朗雄和“不屈法国”崛起之前，法国的左翼别说团结，甚至找不到一个实力突出的领衔政党。

梅朗雄在2022年成立的“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NUPES）只持续了一年多便分崩离析。而新人民阵线阵营的四大政党联盟——不屈法国、“生态主义者”（绿党）、社会党、法共——本就互不对付，若不是为了共同对抗勒庞的极右翼阵营，几乎没有合作共事的可能。

此次选举前，左翼阵营内部围绕梅朗雄“出任总理”之争，又闹出了不大不小的内讧。为了维系左翼各党派及其选民的团结，安抚不屈法国内部反对梅朗雄的声音，梅朗雄收回了“我应该当总理”的说法，还在竞选后期低调了不少。

如果把法国左翼看做一个团结的竞选整体，那么其全国得票率并没有明显增长，议席的显著增长基本上是中间派迅速萎缩（以及“礼让”）、失去选民信任的结果。

同时，民调机构益普索（Ipsos France）选后分析发现，四大左翼政党的“选民粘性”（政党忠诚度）较高，接近80%的左翼传统支持者把票投给了左翼（不屈法国更是达到96%，比国民联盟高出一个百分点）。

反过来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在法国社会，左翼和极右翼一样，都只能在自己的“价值同温层”吸引选票，无法像马克龙的中间派那般能在党外拓展四分之一票源。

这个角度也能侧面体现法国左翼和英国工党这种“中左翼”的本质不同：后者的选民只有8%是基于“政党忠诚”而票投工党，如今该党的基本盘主力变成了大城市、高学历群体（包括大学生）。

就支持群体年龄段来说，法国左翼一如既往在年轻人中支持率最高（18-24岁的48%，25-34岁的38%），此外在公营部门员工、自雇者、高学历、中上层、满意现状、无宗教信仰者中支持率略微领先，而其他群体最支持的几乎都是国民联盟。

与其说法国左翼“崛起”，倒不如说在三大条件——老牌和新兴左翼政党的尽力合作、马克龙执政乏力、极右翼壮大令人更加警惕——全部满足的情况下，它终于勉强回到了社会党一党曾经拥有的位置。

然而，左翼各党派从选后庆祝胜利的时刻，便各干各的。

英法“左转”？

这是比“左翼崛起”更不可能的命题。

英国工党今年推出的竞选宣言，重点落在“亲商业、要创造更多国家财富”。在此之前，去年10月的工党年会上，200多家工商界企业代表云集、创该党历史记录——这些人大都跳过了此前一周的保守党年会。

与会人员中，包括英国英力士集团的代表。这家化工行业巨头的创始人、英国首富、曼联新股东拉特克利夫爵士，此前是铁杆脱欧派+保守党支持者。

这份多次修改、妥协、调和，几乎删掉所有激进内容的宣言，其政纲还包括给私立学校加收20%增值税以补贴公立教育，成立国营的“英国能源公司”、设定节能减排目标，改善工人福利，加大住房建设——典型的中左稳健措施。

至于强调边境安全、拥有核武、坚定支持北约，这些都跟保守党政府一脉相承。

虽然号称两大党之一，但工党胜选记录远远少于败选（2010-2019年更是遭遇四连败），从保守党手上夺走江山的记录，在该党历史上只有六次。

从本质上说，英国向来被视为一个保守主义（保守党）的国家，1900年才成立的工党不过是“冒名顶替者”，实际上并非政坛主流——要没有布莱尔-布朗时代的13年执政，很多年轻人还有工党作为“泱泱大党”的认知吗？

正因为如此，斯塔默的策略很明确：别惹麻烦。不要挑战英国的政治经济根基，而是在边缘地带做工党能做的事情——如有必要，悄悄地做。

法国的左翼联盟，只是稳健地保持了其基本盘，并在选举规则和选举策略的共同作用下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联盟（但最大的单一政党是国民联盟）。

在考虑国家能否“左转”之前，左翼各政党要先后解决两个问题：1）如何达成一致，共同推出潜在的总理候选人？2）悬浮议会之中，如何说服中间派“在一起”支持自己的主张？

最新消息：马克龙没有批准法国总理阿塔尔的辞呈，后者将继续担任总理。

即便能成功组阁，左翼联盟也不得不为了选票而从其固有理念中退缩，这一点在竞选期间已经体现出来，比如梅朗雄公开宣布（军事）支持乌克兰。

至于总额高达2330亿欧元的减税和财政新开支措施，以及对养老金改革的反对，都不是左翼一己之力能做到的。

法国的选举之夜属于左翼支持者，但“向左走”的改变远没有到来。

归根结底，英法两国政坛三日内的先后变天，不过是执政党治国不力、选民审美疲劳且失去耐心的产物。（中）左翼的胜利，便是两国选举周期正常波动中的一个节点。

如果英国工党和法国左翼联盟在未来拿不出令选民信服的表现，也难免今日对手的失败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