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interested, please send a message to:Telegram Me

Navigation Page

【文/胡毓堃】

7月4日,英国工党在议会下院选举中赢得近三分之二的议席(412席),复制了布莱尔时代(1997、2001)的历史最佳纪录;7月5日,工党党首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工党时隔14年重返执政。

7月7日,法国泛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NFP)在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力压执政联盟”在一起“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在欧洲极右翼持续崛起的大背景下,欧洲两个大国的(中)左翼政党在三天之内先后胜选,是否代表了某种不同的风向趋势?更直接说,英法社会是否真的双双“左转”?

要理解这个问题,显然需要了解选票、议席等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

“得”不配“位”?

对比2019年上一次灾难性的选举结果,此次工党议席数量翻倍(从201席到412席),可谓压倒性胜利(landslide victory)。相比之下,此前执政的保守党暴跌超过67%的议席,直接创造历史最差记录。

就选区版图来看,工党在英格兰收复了五年前失守的“红墙”地带(劳工阶层聚居的北英格兰和中英格兰选区),巩固并扩大了老工业区威尔士的优势,更时隔十多年收复苏格兰失地、将苏格兰民族党边缘化。

然而再看得票情况,工党的支持度并没有议席看起来的那么广泛:

此次英国大选投票率不到60%,2880万选民中只有973万人票投工党,工党的得票率只比2019年提升了1.7%,得票绝对数量甚至少于五年前(1026万)。

一个只获得三分之一选民支持的政党,却囊括三分之二的议会席次,很难说工党获得了选民的普遍支持,明显“得(票率)”不配“(席)位”。

纵观工党和保守党这两大党的历次选举得票情况,最巅峰时期得票率也不过45%,得票率不到四成便执政、得票率不到三成便是“国王陛下最忠诚的反对党”(最大反对党)实属常态。

得票率配不上议席数量,原因在于英国的选举制度“单一选区简单多数制”(FPTP):在单一选区中选民只投票一次,所有候选人中得票数第一者当选(无论其得票率和领先优势多寡)。

这种制度不需要当选者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只需要争取一部分铁票核心选民支持即可,因此对于拥有铁杆支持群体的大党有利,即便政党格局多元、选民支持碎片化,仍容易形成“两党制”和稳定的政治运作生态。

至于缺点,那就是议会席次版图不能体现政党的真实得票率,甚至出现了票数不如对手、议席却最多的极端情况(例如2019年加拿大大选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尤其不利于小党的生存和议会的政党多元化。

除了失利最惨痛的保守党,极右翼和地方民族主义政党也在今年成为这一制度的受害者:

得票率14.3%(全英第三)的英国改革党只获得5个议席,远不如得票率少于自己的第三大党自民党(72席);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地区的得票率(30%)并不比工党(35.3%)少太多,但议席只是后者的零头。

2011年,联合执政的保守党和自民党推出了英国选举制度改革公投,结果在投票率只有42%的情况下,约68%的民众反对用“排序复选制”取代现行的简单多数制,现行选举制度和“得不配位”的两党格局仍将继续。

至于法国,众所周知今年大选是三强竞争的局面:来势汹汹的(极)右翼(国民联盟)、基础稳健的左翼(新人民阵线)、疲软低迷的中间派(执政联盟“在一起”)。

在两轮投票中,得票率最高的都是选前呼声最高的国民联盟,之后是新人民阵线和“在一起”,可最后的议会席次排名却截然不同:新人民阵线(182席)最多,“在一起”(168席)其次,国民联盟(143席)得票最多却议席最少。

同样的“得不配位”,选举制度自然又是一个重要原因。

和英国相似,法国政坛同样多党林立,国民议会577个议席也实行单一选区制度,不同之处在于法国采取的是两轮投票制:

如果候选人在其选区获得绝对多数票,且得票数占选区注册选民人数25%以上,则第一轮直接当选;

如果无人能达到上述条件,那么该选区得票率最高的两位候选人,以及得票数占注册选民人数超过12.5%的选民将进入第二轮投票——到了二轮投票,则采用“简单多数制”。

显然,这一制度设计的目的是“扬长避短”:既要避免纯粹简单多数制造成的“少数当选”缺乏代表性及“大党垄断”的问题,又要维系议会格局和运作的稳定、避免复制当年第四共和国的动荡。

可以想象的是,由于法国政党支持率分散,一轮多数当选是少数情况,多数选区都不可避免面临两人甚至多人的“简单多数”竞争。如此一来,出现类似英国的“得不配位”并不奇怪。

第一轮投票结果的确如此:由于今年选举投票率极高(两轮投票率都超过66%),只有76名候选人一轮直接当选;第二轮选举中有306个选区将是三人竞争(其中250个是“左中右”对决),还有5个选区是四人竞争。

然而第二轮投票起到作用的不只是“简单多数制”本身,背后更有左翼与中间派合作“弃保”的效果:

为了组成“共和国阵线”,以阻止国民联盟赢得议会多数、组建政府,224名候选人在进入第二轮投票后宣布退选,导致最终只有89个选区出现三人对决、2个选区四人对决。

尤其是本该国民联盟、新人民阵线、“在一起”三方对决的众多选区中,新人民阵线在99个选区退选,“在一起”在79个选区退选,从而集中选票支持彼此的候选人。

此外,在新人民阵线、共和党(老牌中右翼)、国民联盟三方对决的40个选区中,新人民阵线在27个选区退出第二轮选举。

如此便造成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国民联盟在第二轮赢得的1011万选票(得票率超过37%,高于英国工党)分散在全法444个选区;新人民阵线和“在一起”虽然得票更少,但各自集中在特定选区,反而比国民联盟赢得多。

这类似于英国自民党的策略——尽管在630个选区提名候选人,但实际操作中有的放矢,重点放在了中南部的选区,结果创造历史最佳成绩。

左翼崛起?

就广义的(中)左翼而言,其势力、影响力和支持者在英法两国始终稳定存在,主要的区别在于历次选举的选票支持得失。

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1922年大选进入政坛主流、至此成为两大党之一。二战以后,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兴起、“去国有化”的1980年代之后,工党在布莱尔时代修改了党章第四条(工党的价值观与目标),取消了创党时提出的“生产资料共同拥有(common ownership)”,并明确定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

至此,“新工党”彻底巩固了其中左翼的光谱,而“中”是优于“左”的。至于现任党首斯塔默,他虽然强调自己“工人阶级”出身,大学毕业后还在托派杂志工作了一年,但自领导工党后,便采取系列行动,将工党从科尔宾时代“偏左”的位置往回拉。

因此在斯塔默掌舵的时代,工党因为清除左翼势力,实际上削弱了自己的队伍,从党籍议员到普通党员,年年都有退党潮。即便在气势正盛今年春季,仍有2.3万名成员不满斯塔默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与执政党保持一致、“挺巴”不绝对),愤而退党。

所谓“中左”,其内在便是彼此矛盾:中间派不忍左派之激进而驱逐之,左派不容于中间派之“妥协”而将其开除左籍。斯塔默领导的工党,自然不可能二者兼得,明确在路线上选择了前者,必然要承受党员和支持者流失的结果。

一方面,布莱尔-布朗-斯塔默时代一脉相承的工党已然不被贴上“左翼政党”的标签。另一方面,工党的胜利也不是因为自身的“壮大”或崛起,而是保守党太拉跨、彻底透支了选民的信任。

对此,英国民调机构舆观调查公司(YouGov)在选前最后时刻的调查解释得很清楚:

票投工党的选民,几乎半数(48%)都只是为了下架保守党,13%是认为英国需要改变;基于对工党忠诚的占2%,认为工党关心普通民众、相信斯塔默领导力、认同工党理念的只占1%。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的工党选民认为该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此外,那些被视为真正左翼的政党——强调绿色环保的绿党、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威尔士党”(Plaid Cymru)反而将自己的席次翻倍,尤其是前者拿下184万选票和6.4%的得票率。

不少年轻的左派选民正在把票投给工党之外的左翼政党。

左翼政治势力分裂、无法团结是普遍现象,在法国尤为明显。自社会党衰落、梅朗雄和“不屈法国”崛起之前,法国的左翼别说团结,甚至找不到一个实力突出的领衔政党。

梅朗雄在2022年成立的“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NUPES)只持续了一年多便分崩离析。而新人民阵线阵营的四大政党联盟——不屈法国、“生态主义者”(绿党)、社会党、法共——本就互不对付,若不是为了共同对抗勒庞的极右翼阵营,几乎没有合作共事的可能。

此次选举前,左翼阵营内部围绕梅朗雄“出任总理”之争,又闹出了不大不小的内讧。为了维系左翼各党派及其选民的团结,安抚不屈法国内部反对梅朗雄的声音,梅朗雄收回了“我应该当总理”的说法,还在竞选后期低调了不少。

如果把法国左翼看做一个团结的竞选整体,那么其全国得票率并没有明显增长,议席的显著增长基本上是中间派迅速萎缩(以及“礼让”)、失去选民信任的结果。

同时,民调机构益普索(Ipsos France)选后分析发现,四大左翼政党的“选民粘性”(政党忠诚度)较高,接近80%的左翼传统支持者把票投给了左翼(不屈法国更是达到96%,比国民联盟高出一个百分点)。

反过来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在法国社会,左翼和极右翼一样,都只能在自己的“价值同温层”吸引选票,无法像马克龙的中间派那般能在党外拓展四分之一票源。

这个角度也能侧面体现法国左翼和英国工党这种“中左翼”的本质不同:后者的选民只有8%是基于“政党忠诚”而票投工党,如今该党的基本盘主力变成了大城市、高学历群体(包括大学生)。

就支持群体年龄段来说,法国左翼一如既往在年轻人中支持率最高(18-24岁的48%,25-34岁的38%),此外在公营部门员工、自雇者、高学历、中上层、满意现状、无宗教信仰者中支持率略微领先,而其他群体最支持的几乎都是国民联盟。

与其说法国左翼“崛起”,倒不如说在三大条件——老牌和新兴左翼政党的尽力合作、马克龙执政乏力、极右翼壮大令人更加警惕——全部满足的情况下,它终于勉强回到了社会党一党曾经拥有的位置。

然而,左翼各党派从选后庆祝胜利的时刻,便各干各的。

英法“左转”?

这是比“左翼崛起”更不可能的命题。

英国工党今年推出的竞选宣言,重点落在“亲商业、要创造更多国家财富”。在此之前,去年10月的工党年会上,200多家工商界企业代表云集、创该党历史记录——这些人大都跳过了此前一周的保守党年会。

与会人员中,包括英国英力士集团的代表。这家化工行业巨头的创始人、英国首富、曼联新股东拉特克利夫爵士,此前是铁杆脱欧派+保守党支持者。

这份多次修改、妥协、调和,几乎删掉所有激进内容的宣言,其政纲还包括给私立学校加收20%增值税以补贴公立教育,成立国营的“英国能源公司”、设定节能减排目标,改善工人福利,加大住房建设——典型的中左稳健措施。

至于强调边境安全、拥有核武、坚定支持北约,这些都跟保守党政府一脉相承。

虽然号称两大党之一,但工党胜选记录远远少于败选(2010-2019年更是遭遇四连败),从保守党手上夺走江山的记录,在该党历史上只有六次。

从本质上说,英国向来被视为一个保守主义(保守党)的国家,1900年才成立的工党不过是“冒名顶替者”,实际上并非政坛主流——要没有布莱尔-布朗时代的13年执政,很多年轻人还有工党作为“泱泱大党”的认知吗?

正因为如此,斯塔默的策略很明确:别惹麻烦。不要挑战英国的政治经济根基,而是在边缘地带做工党能做的事情——如有必要,悄悄地做。

法国的左翼联盟,只是稳健地保持了其基本盘,并在选举规则和选举策略的共同作用下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联盟(但最大的单一政党是国民联盟)。

在考虑国家能否“左转”之前,左翼各政党要先后解决两个问题:1)如何达成一致,共同推出潜在的总理候选人?2)悬浮议会之中,如何说服中间派“在一起”支持自己的主张?

最新消息:马克龙没有批准法国总理阿塔尔的辞呈,后者将继续担任总理。

即便能成功组阁,左翼联盟也不得不为了选票而从其固有理念中退缩,这一点在竞选期间已经体现出来,比如梅朗雄公开宣布(军事)支持乌克兰。

至于总额高达2330亿欧元的减税和财政新开支措施,以及对养老金改革的反对,都不是左翼一己之力能做到的。

法国的选举之夜属于左翼支持者,但“向左走”的改变远没有到来。

归根结底,英法两国政坛三日内的先后变天,不过是执政党治国不力、选民审美疲劳且失去耐心的产物。(中)左翼的胜利,便是两国选举周期正常波动中的一个节点。

如果英国工党和法国左翼联盟在未来拿不出令选民信服的表现,也难免今日对手的失败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