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燕婷】

在全球关注俄乌与以巴冲突当下，叙利亚变天来得猝不及防，就连西方舆论也几乎没有料到：时隔“阿拉伯之春”13年，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竟然还会垮台。

如果从叙利亚本土视角出发，这场变天意味着巴沙尔·阿萨德24年统治的结束，以及阿萨德家族54年掌权的落幕，但鉴于多年内战巩固了分裂态势，阿萨德政权垮台并不代表冲突的终结、国家的一统；如果从大国博弈视角来看，叙利亚变天无疑是俄罗斯与伊朗的挫败，前者因为乌克兰战场而顾此失彼，后者则在新一轮以巴冲突被以方重创“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两国分身乏术无暇兼顾，只能眼睁睁看着新一轮大国博弈分食叙利亚真空。

当中，以色列迅速开响第一枪。在阿萨德垮台的12月8日，以色列装甲部队直接挺进戈兰高地与叙利亚之间的缓冲区，这是1974年赎罪日战争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军队的首次入侵。对此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公开表示，在叙利亚军队放弃阵地后，以叙1974年签署的边界协议已经作废，为防止任何“可能威胁”，自己已经命令以军接管“紫线”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的以叙停火线，也是两国的事实边界），直到与叙利亚新政府达成协议。

2024年12月9日晚，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叙利亚贝达（Al-Bayda）和拉塔基亚（Latakiya）港口，当时有15艘叙利亚海军船只停靠在港口。 X

但后续发展显然不只如此。根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军队不只占领缓冲区，也持续进入叙利亚领土，甚至一度传出以色列坦克推进至大马士革（Damascus）郊区26公里处，不过以方矢口否认；同时，以色列也开始对叙利亚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并在12月10日宣布，以军已在过去48小时内进行480多次袭击，摧毁了叙利亚约70%到80%的战略武器，包括15艘海军舰艇，“这是以色列空军史上最大规模的空中行动”，一位叙利亚反抗武装前指挥官对此表示，“要重建叙利亚军队恐怕需要几十年”。

以色列防长卡茨（Israel Katz）也公开说明了以军的具体目标，包括以下四点：第一，确保对叙利亚缓冲区和附近其他战略要地的完全控制；第二，建立一个延伸到缓冲区之外的安全区，清除可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所有重型武器和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同时与当地德鲁兹社区和其他地区社区建立联系；第三，阻止伊朗重新建立通过叙利亚领土和边境口岸向黎巴嫩走私武器的路线；第四，持续摧毁叙利亚各地的战略重型武器系统，包括防空网路、导弹系统和海岸防御设施。

如果卡茨所言为真，那么以色列目前在叙利亚的战略目标可以总结为二：一是补上过去内战没能完成的“功课”，培养自己的代理势力、在叙利亚南部建立缓冲区，终结来自北境的可能威胁；二是彻底切断伊朗“抵抗轴心”形塑多年，贯通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的北部战线。

2024年12月10日引述多间传媒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部城市霍姆斯等多地9日晚遭以色列空袭。 新华社

过去内战的未完“功课”

曾经，以色列是外界公认的叙利亚内战输家，既没有在初期介入打击阿萨德政权，也没有在后期成功培植代理势力，最终眼睁睁看着伊朗介入战场、持续壮大：阿萨德幸存导致伊朗成为以色列的“事实邻国”，叙利亚也因此成为连接黎巴嫩、伊拉克的重要通道，供伊朗为各个“抵抗轴心”板块输送武装，对以色列形成北部包围。

当然以色列的谨慎也不是没有原因，而是可能出自以下三个考量。

第一，以色列曾在黎巴嫩内战有过惨痛经验。 1982年，以色列介入黎巴嫩内战，出兵黎南与盘踞当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激战，最后虽然成功驱逐巴解，却也在黎南催生新的反以武装，当中一支什叶派团体更是打出“终结以色列占领”的旗帜，并且受到伊朗支持，更在未来有了响亮名号：黎巴嫩真主党。众所周知，真主党日后成了“抵抗轴心”的重要板块，并对以色列北境形成威胁，也在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以巴冲突中扮演角色。

当时，以色列虽然成功扶持基督徒总统杰马耶勒（Bachir Gemayel）上台，确保了黎巴嫩政府的亲以倾向，但杰马耶勒就任总统不满一月便被暗杀，以色列的各种安排可谓前功尽弃；且以军对黎南的占领并没有成功终结北境威胁，反而如前所述，是为真主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再加上占领黎南的以军陷入游击泥淖，最后只能在2000年灰头土脸撤出黎巴嫩，还被真主党趁机进行一波“抗以胜利”宣传。从各方面来看，以色列的黎巴嫩棋局都是一败涂地，不仅军事占领无效、干涉内政同样失败，这也导致日后以色列领导人不愿过度介入区域冲突，面对叙利亚内战就是如此。

2024年11月25日，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Hezollah）冲突持续，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Chiyah，有建筑物遭以军空袭。 路透社

第二，当时作为以色列盟友的美国同样态度谨慎，尤其是2013年、2015年伊朗与俄罗斯先后介入叙利亚战场后，美国基本就放弃了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想法，而是希望阻止阿萨德“取胜”，也就是冻结叙利亚的分裂态势，帮助库尔德武装维持幼发拉底河以东的自治实体、默许且支持土耳其占领叙利亚北部、持续为部分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输血。

第三，俄罗斯介入同样影响了以色列行动。基本上如果以色列愿意，在2015年9月俄军介入前，都有机会对摇摇欲坠的阿萨德政权摧枯拉朽，当然其结果可能是让自己卷入旷日持久的对抗、导致圣战士接管政权；但2015年9月后，俄罗斯成了阿萨德的安全保护伞，以色列基本就失去了推倒阿萨德的机会。不过有鉴于俄罗斯、以色列的特殊交情，双方还是形成一定默契：以色列在打击叙利亚的伊朗军事目标时，会尽量避免波及俄军资产；俄方也竭力避免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危及以色列安全。

但有一点还是超出了普京（Vladimir Putin）控制，那就是叙利亚已经事实成为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往来通道，以及伊朗向各“抵抗轴心”板块输送军备的重要陆桥，这当然会对以色列构成长期威胁，问题是俄罗斯已在叙利亚与伊朗结成同盟，普京当然不会刻意阻止伊朗行动，而这也在以色列心中扎下深深的荆棘，认为北部威胁总有一日会南侵。

2024年10月24日，土耳其空袭位于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目标。 路透社

但如前所述，在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场后，以色列就算还想行动，也已经没有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可能，几番权衡下，以色列最后选择效法美国与土耳其，在叙利亚培植代理势力，从2016年开始与当地两个少数民族：德鲁兹人和库尔德人展开联系。

首先是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人。这些武装受到美国支持，在叙利亚幼发拉底河以东形成政治实体，以色列要建立联系并不困难。当时以方曾经构想，只要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能够打通连接土耳其、伊拉克的陆桥，以色列作为库尔德武装的背后支持者，就能够对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形成多国牵制。

只是后续发展显然超出以色列预期：土耳其从2016年始就对叙利亚北部发起多次军事行动，目的就是切断库尔德武装与东南部身份的连结，建立“安全区”；而库尔德人作为横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的跨界民族，看似拥有共通的族群认同，其实不同板块的政治势力彼此各自为政，因此也很难如以方所想的，形成统一的“库尔德国”。总之策应库尔德人的做法，最终没能达到以色列的目标。

2024年12月8日，在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德鲁兹Majdal Shams村，一名男子在庆祝叙利亚叛军推翻总统巴沙尔。 路透社

接着是德鲁兹人。从地理分布来看，德鲁兹人与库尔德人类似，是横跨中东四国的跨界民族，最多聚居在叙利亚，接着依序是黎巴嫩、以色列、约旦，这就为以色列建立联系提供了契机。事实上曾任外长（1974年–1977年）、在1967年提出“阿隆计划”（Allon Plan）的以色列将军伊加尔·阿隆（Yigal Allon），也曾有过类似构想：帮助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人建国，作为叙以之间的安全缓冲，不过最后没有执行。

而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在被称作“德鲁兹山”（Jebel Druze）的叙利亚南部、戈兰（Golan）以东100公里处地区，德鲁兹武装确实也向以色列的“德鲁兹兄弟”求援，以方当然顺水推舟，从2016年6月起向当地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为7,000名反抗军战士发放薪资，同时庇护德鲁兹武装高层。但这种“睦邻行动”发展到后期，以色列终于发现德鲁兹武装的真实目的：不准备彻底切断与阿萨德政权的联系，也不打算为建国发动全面叛乱，而是希望从以色列获取军火与财政援助，作为抵御其他反政府武装的资本，尤其是与德鲁兹人存在摩擦的豪兰（Hauran）逊尼派武装。换句话说，德鲁兹武装也不会完全为以色列所用。

于是在打击阿萨德政权错失先机、培植代理势力又收效未果下，以色列的叙利亚棋局虽没有像在黎巴嫩时一败涂地，却也难言胜利。基本上从2018年夏天开始，阿萨德政权就已在俄罗斯、伊朗支持下，重新控制了叙利亚约三分之二的领土，并在日后恢复与阿拉伯国家的联系；而通过在叙利亚部署民兵，伊朗已经实质控制了幼发拉底河谷中部的关键地区，特别是代尔祖尔（Deir ez-Zor）、阿布卡迈勒（Abu Kamal）与巴尔米拉（Palmyra）周围的叙利亚沙漠、大马士革郊区和阿勒颇（Aleppo）周围；真主党则实质占领了与黎巴嫩接壤的卡拉蒙山脉东坡和赫尔蒙山的山坡，并且不断将部队轮换到叙利亚境内。

当然，不参赛就不会输，以色列不过度介入就不会过度损失，但叙利亚成为伊朗包围圈的一环，或许也是以色列始料未及的发展。如今阿萨德政权一夕垮台，俄罗斯与伊朗又分身乏术，以色列正好趁机补上过去内战的未完“功课”，一如以色列防长卡茨所揭示的：建立一个延伸到缓冲区之外的安全区，清除可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所有重型武器和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同时与当地德鲁兹社区和其他地区社区建立联系。

2024年12月8日，叙利亚变天后，叙利亚民众在倭马亚广场把脚踩在已故前总统哈菲兹（Hafez al-Assad）遭到破坏的雕像上。 Getty

切断“抵抗轴心”北部战线

而以色列更大的战略目标，其实远在叙利亚之外，那就是切断伊朗“抵抗轴心”的北部战线。

作为伊朗中东战略的基石，“抵抗轴心”由阿萨德政权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民兵、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派别共同组成。这一轴心不只为伊朗建立“前沿防御”，更围绕德黑兰形成了军事与政治同盟，成为伊朗输出革命、建立反美反以区域秩序的代理部队；其中贯通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加沙的部分，就对以色列形成北部包围，加上也门又对沙特形成南北夹击，构成了2023年沙特伊朗复交的重要背景。

而黎巴嫩与叙利亚，就是“抵抗轴心”的重点板块。

在黎巴嫩，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宛如“国中之国”，不仅军事力量独立于黎巴嫩的国家控制外，更得到了该国什叶派社群的大力支持，并且成功建立起跨宗派的政治联盟，既增强了伊朗在黎巴嫩宗派政治中的影响力，也确保了德黑兰在黎巴嫩议会和内阁中的代表性。

真主党前领袖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更是“抵抗轴心”的重要成员，不仅公开宣示效忠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更承诺会在与以色列或美国的任何冲突中捍卫伊朗。而正因纳斯鲁拉的高度忠诚与配合，真主党与德黑兰的互动远远超出一般赞助者和代理人的利益结盟。

首先，真主党无疑是整个“抵抗轴心”中，与伊朗在意识形态及立场上最一致的板块；2020年美国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后，纳斯鲁拉更是带领真主党来到“抵抗轴心”核心，成为协调运作的重要关键；而在合作多年后，伊朗的安全援助模式也由运输军备，转为在当地建立生产线，真主党手握的15万枚导弹中，有大部分是在黎巴嫩本土生产；真主党麾下数万战斗人员（宣称10万，但真实数字可能在3万左右）的战力远超黎巴嫩军队，同时兼具训练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作用。

图为2024年9月28日，伊朗民众在德黑兰上街，悼念遭以军空袭死亡的真主党（Hezbollah）领袖纳斯鲁拉（Sayyed Hassan Nasrallah）。 路透社

整体来说，真主党是以色列与“抵抗轴心”发生多线战争时的关键枢纽，黎南与以色列的相互接壤，更具地缘威慑上的战略价值。

而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虽然也依靠伊朗支持，却没有发展出跟黎巴嫩真主党一样的高度互信，而是更有利益算计的现实色彩。

一来，阿萨德家族的阿拉维派（Alawites）长期被当成伊斯兰内部“异端”，虽然名义上属于什叶派分支，实际上却与传统什叶派存在习俗与教义区别，阿萨德政权也因此无法像黎巴嫩真主党一样，在宗派政治上与伊朗建立强韧纽带；二来，在支援阿萨德政权存续上，俄罗斯同样扮演关键角色，这就导致阿萨德两边游走，并不如真主党般信赖伊朗；三来，阿拉伯世界最后也逐渐接受阿萨德政权，叙利亚又与海湾阿拉伯国家恢复了关系，起初是在2018年与阿联酋共同重开大使馆，阿萨德更在2022年访问阿联酋，是内战以来的首次出访，接着是叙利亚在2023年重返阿拉伯联盟，并在2024年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虽说这时沙特已与伊朗复交，但阿萨德与海湾君主国的接触还是引发了伊朗担忧，所以不断强调“叙利亚重返阿拉伯世界”是“抵抗轴心的胜利”。

但即便伊朗在叙利亚的根基不如黎巴嫩稳固，德黑兰还是需要叙利亚。从地理位置来看，叙利亚能充当连接伊朗经伊拉克通往黎巴嫩的陆桥，只要打通叙利亚，德黑兰就能更好控制“抵抗轴心”的武装人员、物资和军备的跨境流动，提高部署与补给速度；从地缘政治来看，伊朗在叙利亚东部的存在能够牵制美国影响力，因为美方至今仍在叙利亚维持少量军事存在，并通过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SDF）来维持对东北的控制；此外，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也与以色列接壤，具有跟黎南一样的战略威慑价值。

因此即便与叙利亚缺乏类似黎巴嫩的纽带，伊朗还是积极要建立安全存在，例如2013年德黑兰曾试图在叙利亚复制“黎巴嫩模式”，成立所谓国防军（NDF），希望这支武装成为忠诚的半自治民兵，类似真主党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只是成效不甚理想。之后德黑兰便转换策略，采取“伊拉克模式”，开始在叙利亚东部吸收地方什叶派民兵，并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招募佣兵，在代尔祖尔周遭建立许多行动基地。同时真主党也与阿萨德建立军事联系，开始在叙利亚招募、训练和指挥亲伊朗民兵，这也反映了伊朗战略思维中，黎巴嫩与叙利亚两大关键板块的逐渐合一。

2024年12月1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与到访大马士革的伊朗外长会面。 路透社

而加沙战争明显展演了相关成果。真主党基本上从战争第一天开始，就不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包括发射火箭与无人机，来支援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导致以色列为此疏散北境数万居民；叙利亚的亲伊朗民兵也对持续美军发动袭击，更在2024年1月28日导致3名美军士兵在约旦与叙利亚边境身亡。

而这种做法无疑激怒了以色列，最终导致前者放弃从2000年撤出黎巴嫩、到2011年面对叙利亚内战裹足不前的长期立场，开始在杀红了眼的情境下悍然入侵。

首先是黎巴嫩。 2024年9月以来，以色列先是引爆呼叫器与对讲机，接着发起斩首行动，击杀纳斯鲁拉在内的真主党高层，并在9月30日入侵黎巴嫩，与真主党地面部队激烈交火。当然从过往经验来看，以色列入侵只能见好就收，否则就会陷入游击泥淖、占领无效的困境，因此双方最后在美国与法国促成下，达成了停火协议，但真主党还是受到重创：不只作为“抵抗轴心”协调关键的纳斯鲁拉身亡，人员与军备也被严重消耗，短期之内都无法展现过往战力，这也成为阿萨德政权倒台的关键之一。

再来就是叙利亚。即便叙利亚并没有积极支援哈马斯，但以色列经历10月7日闪击后，无法容忍边境再有伊朗势力存在，且叙利亚是连通“抵抗轴心”北部战线的重大板块，以色列当然更要“打蛇打七寸”。因此加沙战争以来，以军就持续升级对叙利亚的空袭，从一开始的针对军事设施、基础设施和武器运输，再到暗杀伊朗高级指挥官，甚至在2024年4月直接轰炸伊朗驻大马士革领事馆，引发后续伊朗与以色列的几次导弹互射。如今阿萨德一夕倒台，已经入侵黎巴嫩、痛打真主党的以色列，当然不会放过削弱叙利亚军事能力的“天赐良机”，也不会放过切断“抵抗轴心”北部战线的一丝可能。

当然，就像入侵黎巴嫩有转移加沙泥淖、缓解人质问题压力的政治考量，这次入侵叙利亚刚好发生在内塔尼亚胡贪腐案受审的背景下，不排除也有转移内政问题的计算。且叙利亚内部局势复杂，以色列如果鏖战太久，恐怕又会重蹈过去入侵黎巴嫩的覆辙，因此扩大安全缓冲区可能会是较实际的成果。只是不论程度多寡，叙利亚变天必然影响伊朗的“抵抗轴心”布局，以色列与伊朗这场没有终点的代理人之战究竟如何发展，还有待时间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