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伊朗官方媒体确认伊朗总统莱希及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等人在直升机事故中不幸罹难。

作为伊朗政坛中的保守派代表，莱希也被外界视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继任人选，他的骤然离世会对伊朗国内政治带来多大冲击？在外同以色列直接对抗，内部则长期承受美西方制裁的压力，伊朗如何应对政局人事变动带来的潜在挑战？

就相关话题，观察者网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刘中民，带来解读。

【文/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能否请您评价一下莱希总统执政期间的主要成就？

刘中民：莱希当选总统前的履历主要集中在宗教和司法领域。他曾担任过司法总监，这是伊朗最高宗教领袖有权任命的一个重要职位。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哈梅内伊对莱希的重视。

莱希也是一位保守派人士。自2021年当选总统以来，他在国内反腐问题上下了比较大的功夫，并且强烈反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决定。莱希任内的外交成绩比较亮眼。比如他任内启动同沙特的多次会谈，最终到2023年，在中国的推动下实现沙伊和解与复交。伊朗也在他的任内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与金砖国家组织，极大地改善了伊朗的国际空间。

至于国内治理的层面，由于伊朗长期遭受制裁，加上2018年美国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极限施压”政策，尽管莱希有所尝试，但伊朗的经济状况在他执政期间并没有出现较大改善，甚至多次遭受通货膨胀的冲击。总的来说，莱希的执政风格比较稳健，也被认为是继承哈梅内伊最高领袖身份的合适人选。

伊朗总统莱希（中）、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左）均在事故中遇难，摄于2023年12月。图自：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莱希深得哈梅内伊信任，又被认为是伊朗政坛中的保守派。如何评价他在伊朗国内不同政治派系中的地位？

刘中民：首先，在伊朗的伊斯兰共和体制下，以宗教领袖为核心，下面的多种政治派别分化组合，但大体上可以分出两派，即务实、温和的改革派与更靠近宗教领袖的保守派。不过，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在处理这两派关系的问题上，更多是维持一种平衡。特别是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到上世纪90年代，伊朗的政治体制经过逐步调整后走向稳定，包括取消了总理职位、设立由最高宗教领袖委任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等等。

但在走向稳定的同时，伊朗的政治体制也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矛盾。即偏保守派的路线更多强调公平，强调发挥国家作用、维护底层民众利益。而由于同西方的对抗，伊朗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长期恶劣。因此，保守派的国家路线中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大，需要寻求一定程度的调整，这就凸显出温和改革派的价值。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为了处理这个矛盾，就会转而支持温和改革派以求平衡。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伊朗政治基本上体现出这种“钟摆”效应的特点。1997年当选总统的哈塔米就是一位温和改革派；2005年上台的内贾德是一位保守激进派，伊核问题以及伊朗同以色列西方的矛盾对抗在他任期内都开始激化；但到了2013年，上台的鲁哈尼被视作一位保守的温和派，《伊核协议》也是在他任内签署的。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无论总统属于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到了第二任期时，伊朗的经济社会问题就会比较突出。2021年上台的莱希就被认为是在政治“钟摆”中处于偏保守的位置。

观察者网：本次事件的罹难者名单中也包括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他作为莱希上任后一手提拔的外交部长，也深度参与近年来伊朗的地区与多边外交活动中。如何评价阿卜杜拉希扬留给伊朗外交的贡献？

刘中民：首先，伊朗的外交部长是内阁中的重要成员，扮演伊朗外交政策执行者的角色。这一次因为莱希出席了同阿塞拜疆领导人会面的外事活动，所以阿卜杜拉希扬也一同随行。

一方面，莱希任内的伊朗在同地区国家和解、“向东看”与加入多边国际组织方面有比较大的成绩，改善了伊朗面临的国际环境。但另一方面，围绕巴以冲突，伊朗同以色列、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在加剧。

当地时间5月20日，伊朗，救援队确定了载有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及其代表团的事故直升机的确切具体位置。

观察者网：5月10日，伊朗议会选举进行了第二轮投票，保守派被认为加强了对议会的控制。如何评价目前伊朗国内的政治稳定程度？伊朗总统的去世是否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

刘中民：我认为伊朗国内的政治局势不会面临太大动荡，其伊斯兰共和体制下围绕最高宗教领袖领导的总统制，关于权力运行、权力交接，甚至是在总统遇难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交接问题，都有非常完备的制度程序安排。

现在，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已经在履行总统职责。从宪法制度和政治程序的完备程度来看，伊朗不会面临政治失序与动荡。这是其一。

第二，伊朗的最高领袖发挥着特殊作用，也不会坐视局面失控。自1989年就任最高领袖以来，哈梅内伊在平衡国内保守派与改革派、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矛盾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可以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伊朗国内政治“钟摆”的操盘手。尽管莱希去世在短期内会给伊朗的内政外交造成一定的危机处理压力，但基于哈梅内伊的政治阅历，并不存在出现政治失序的可能。

第三点在于伊朗本身的抗压能力。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度过了许多次危机，无论是2009年的民众骚乱、“阿拉伯之春”的冲击，还是同沙特的断交等等事件。当然，更大的危机是同美西方形成的长期对抗局面，包括近年来伊朗国内的“头巾事件”，以及不久前与以色列上演的军事对抗。伊朗政权长期面临压力、危机不断的局面，应该说这一次它也不会被压垮。

2024年4月13日晚，伊朗对以色列展开大规模空袭，回应以色列对伊朗驻大马士革领事馆的空袭。图自以色列媒体

更进一步说，自伊斯兰革命爆发40多年来，伊朗始终处在一种内外矛盾的张力之中。一方面是比较大的外部、国际压力；另一方面是内部问题，由于长期遭受国际制裁，伊朗积累了很多经济社会矛盾，再加上基于宗教保守意识形态施行了一些带有威权统治色彩的政策，因此民众要求改革、要求国家与社会进步，进而同政府之间产生矛盾，这是始终存在的现象。

在我看来，尽管伊朗社会中存在一些草根性质的、甚至带有一定反对派色彩的力量，发出对政府不满的声音，但他们并没有形成很强大的合力，缺乏组织性，难以对伊朗的政治体制构成威胁。

反过来说，在长期面临国际制裁与西方的压力下，伊朗政权也在民族主义动员上做了一些努力，通过整合伊朗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来提升凝聚力，反对美国的压力。

比如，尽管伊朗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但自巴列维政权建立时起，他们就始终强调波斯民族主义。一直到今天，在反对外部干涉、抵制西方压力的目标下，伊斯兰主义依然同波斯民族主义一同整合伊朗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对调解伊朗民众与政府间的矛盾，也发挥了作用。

观察者网：在巴以冲突外溢、伊朗同以色列已经有过交手的背景下，这次事件可能对中东地区形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中民：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这次事件很可能就是一场事故，因为特殊的气象条件导致的灾难。但就算如此，它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反映出伊朗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回到事件本身，伊朗在国家安全、总统安保方面还是存在问题。总统的直升机出现这种状况，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自伊斯兰革命爆发以来，伊朗走过的一条命途多舛的道路。

比方说，目前有报道援引美国军事专家称，失事直升机是1976年巴列维统治时期向美国购买的。后来伊朗遭受制裁，直升机零部件得不到及时更换，飞机保养维修存在问题。虽然这种说法可能并不一定就是事实，但伊朗的民航公司马汉航空，此前也遭遇过空难事件。这背后反映的问题是，面临西方的长期制裁，伊朗的整个工业体系事实上受到较大影响，航空工业就是一个特殊的反映。

从伊朗自身来说，它当然也希望摆脱西方制裁、融入国际社会。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后，伊朗国内也有政治精英对西方抱有很大期待。然而，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特别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理论中提出的反西方、反以色列这条主线始终存在，伊朗国内的改革派也无法触动“红线”。

伊朗想要摆脱孤立状态，但在意识形态层面又很难得到西方认可，双方甚至进一步陷入对立。从巴以冲突到伊朗与俄罗斯关系走近，使得伊朗同西方的矛盾还在继续加深。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朗国内的伊斯兰主导意识形态，也就是哈梅内伊的政治遗产，依然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

自伊斯兰革命爆发以来，伊朗在输出革命理论与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始终面临巨大矛盾。而莱希总统坠机事件尽管看似孤立，其背后依然体现了伊朗面临的巨大矛盾。

观察者网：您认为哈梅内伊在下一任总统人选的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考虑？

刘中民：这个问题目前比较难讲。由于伊朗政治的“钟摆”基本上是每八年校正一次。正常情况下，伊朗总统完成两届任期一般问题不大。而莱希是在第一任期的第三年就去世，打断了这个规律。

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 资料图

我看了一下目前暂时管理政府的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的履历，跟莱希非常相似。穆赫贝尔也有比较深的宗教资历，也在司法总监的部门任职。他会暂任50天的总统职务，之后伊朗就要举行大选。作为第一副总统接过总统职务50天，这会给他带来一定优势。

如果哈梅内伊寻求延续性与稳定性，且穆赫贝尔能够比较和谐地处理与哈梅内伊的关系，那他就有希望当选总统。毕竟，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对于决定总统选举的人选有非常大的权力，其领导的专家委员会能够审定总统候选人资格。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莱希的去世可能引发伊朗国内政治矛盾的进一步发酵，包括派系斗争激化。而哈梅内伊从平衡派系斗争的角度出发，转向支持偏温和派的人物参选总统，并借此机会向民众展示伊朗的一种变化。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我认为还是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