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遭遇以色列刺杀已过去两周时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誓言，伊朗有责任为哈尼亚的死“复仇”，但实际的报复行动至今仍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当地时间8月16日，卡塔尔、美国和埃及发布联合声明表示，过去48小时在多哈举行了关于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释放的密集谈判，并提出了一项过渡性提案，未来几天将继续就细节的实施开展工作。

此前，伊朗高官曾透过媒体放风，若停火谈判失败或以色列拖延，就会发动袭击。为何伊朗这一次的报复行动迟迟未见落地？伊朗政府高层存在哪些顾虑与掣肘？本轮停火谈判的结果会如何影响地区形势？

就相关问题，观察者网对话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刘中民，带来解读。

【整理/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过去两周来，伊朗在哈尼亚遇刺事件上承诺的“报复”未见落地，您如何解读这一现象？

刘中民：首先，我认为外界对于伊朗承诺“复仇”的认知与事实可能存在一定偏差，部分媒体将伊朗报复的规模与程度定性的非常严重，甚至很夸张，认为伊朗同以色列有可能走向大规模冲突，乃至引发中东地区的大战。之前我也写过评论，认为这种前景的可能性不大。

从一般意义上说，自从哈尼亚遇刺后，伊朗及支持者势力的低烈度报复行动便已经启动了，包括近期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遭遇零星打击，真主党武装对以色列北部方向发动火箭弹与无人机袭击等。这类冲突在不断升级，可以说同伊朗和以色列当前的矛盾有一定关系。当然，由伊朗直接发动的报复攻击还没有开始。

目前，伊朗把对以色列的报复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加沙停火谈判联系在一起，这相当于维持着灵活且开放的政策选项。如果谈的顺利、实现加沙停火，伊朗可以选择不再报复；反过来，伊朗仍可以选择采取报复行动。我认为，伊朗首先要占据道义层面的高地。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作为一个非阿拉伯国家，伊朗长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反对以色列，这是一个重要的道义抓手。

当然，这一政策也存在较大问题，也就是伊朗并非选择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是选择支持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反美、反以力量，并与“输出革命”相联系，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支持宗教政治组织反以色列的激进政策，并引发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不断加剧。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遇刺身亡就是伊以长期对抗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伊朗因支持哈马斯遭到的反噬。但伊朗目前没有妥协退让的余地。

8月1日，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哈尼亚举行悼念活动和葬礼游行。 视觉中国

其次，当前的形势也体现了伊朗政策中灵活的一面。一方面在政策宣示上非常高调，另一方面，依然只见到零星有限的还击。在未来可能报复的方式、程度等方面，伊朗掌握着主动选择权，它可以选择低烈度的还击，或者中等烈度的还击。但我认为，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其理由有三。

首先是伊朗正处在一个内政外交的特殊时期。从前总统莱希遭遇坠机事故逝世，到新总统佩泽希齐扬刚刚完成就职典礼，这位代表改革派的总统希望奉行对内改革、对外缓和同西方国家关系的路线。

如果伊朗选择在此时大规模地报复以色列，甚至是走向全面冲突，将很可能逆转伊朗的新内政外交路线，导致改革无法推行下去，同美西方对话的大门也会彻底关闭。我想这不会是伊朗政府高层目前想看到的结果。

其次，域外大国正以不同方式来试图抑制冲突升级。美国正不断加强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调集航空母舰与核潜艇。但美国的目的是威慑伊朗，并不想被卷入冲突中。俄罗斯方面，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对伊朗进行访问。考虑到目前库尔斯克地区的战事，俄罗斯的关注重心显然不在中东，也难以向伊朗提供更多支持。

中国方面，外交部长王毅已经同埃及、约旦、伊朗外长通过电话，一方面是从道义舆论方面支持伊朗；另一方面，王外长也在通话中提到了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加沙停火等问题的重要性。埃及、约旦等地区国家也表示不希望看到冲突升级。从美国的威慑，到中俄的斡旋、沟通，主要大国都不希望此时扩大冲突。

至于最后一个方面，我认为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这支力量，目前很难支持同以色列的全面冲突。对立双方的阵营划分很明显，美国不断支持以色列，最近又通过了200亿美元的军售。而“抵抗轴心”方面，哈马斯遭受重创，军事力量和领导层损失严重，但仍在抵抗以色列；胡塞武装与伊拉克、叙利亚的什叶派宗教政治组织开展了袭扰，但自身力量有限。目前来看，只有真主党的力量相对比较强，但相对于美以的军事力量也处于劣势。

此外，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力量都属于分散的非国家行为体，或者说宗教政治力量。从实力对比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很难在军事上直接抗衡以色列与美国的联盟。因此，我认为伊朗领导下的这些力量，不具备与美以开展可持续的大规模冲突的物质基础。

以上这些因素，会对伊朗开展报复的方式构成一定制约。当然，最后的报复形式可能会类似今年4月的情况，由伊朗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导弹，同时由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叙利亚的什叶派宗教政治组织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或对美国进行袭扰。但我认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观察者网：现在伊朗方面把对以色列的还击同加沙停火谈判联系起来，您认为谈判双方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大吗？

刘中民：目前，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冲突正处在一段比较微妙的僵持时期。就当前形势来说，由于哈尼亚遇袭身亡，双方都在展现示强、不肯退让的姿态。

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发起的军事行动更加残酷，造成伤亡更加惨重，其军事行动的烈度并没有降低，而是继续保持对哈马斯的高压姿态。

哈马斯方面，过去坚持强硬路线的军事领导人辛瓦尔继承了哈尼亚的职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的妥协空间比较小，我认为目前并不是一个达成停火协议的好时机。哈尼亚遇刺事件的余波依然对哈马斯、以色列构成考验。

当地时间8月10日，以军空袭加沙一所学校并造成超过100人死亡，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批评法新社

就协议内容来说，双方的具体认知也存在分歧。哈马斯主张，美国、埃及、卡塔尔之前已经提出了一份方案，得到哈马斯的支持，甚至以色列也一度支持，但是后来反悔。哈马斯强调要在那份既定方案上签字。以色列则表示，可以参考，但要重新谈判内容。这是双方的一大分歧。

此外，围绕停火谈判的问题，伊朗同哈马斯之间应该也存在互动。可如果在谈判中让步过多，恐怕伊朗面子上也挂不住。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停火谈判的直接当事方是以色列与哈马斯，但伊朗同以色列也处在一种僵持与对抗的状态中，这反过来会影响谈判的走向。

既然伊朗表达了通过达成停火协议，取消对以色列报复的意向，那么这个协议的内容一定要让伊朗方面满意。

然而，就算以色列同哈马斯能够达成这样一份协议，恐怕协议本身也是相当脆弱的，对于根本性地解决以色列同哈马斯、伊朗之间的矛盾意义有限。毕竟，此前联合国安理会都出台了要求停火的正式决议，依然没有得到执行。

观察者网：您提到了伊朗报复以色列的上限，即要避免大规模升级冲突。那么这种报复的程度是否存在下限？相比今年4月份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领事馆引发的一轮对抗，这次哈尼亚在德黑兰遇刺的意义更为重大。伊朗的报复程度是否必然会有相应的提升？

刘中民：目前的一个关键观察点在于，停火谈判能否达成协议，以及协议内容能否让伊朗满意。如果无法达成停火协议，伊朗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若还击的方式与烈度低于4月份的那次行动，或者没有什么新内容，那么这轮报复在舆论、外交层面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而如果伊朗在4月份袭击以色列行动的基础上升级报复烈度，采取更多样的手段，对以色列造成的损害就会更大。

逻辑上来说，伊朗应该选择后一种方式，毕竟哈尼亚遇刺的事件某种程度上对伊朗产生了更严重的影响。但是，双方之间毕竟隔着好几个国家，伊朗从本土袭击以色列的方式不多。相比4月份的行动，无外乎可能发射更多导弹。

然而，上一次伊朗是在以色列空袭一周后就采取行动，这一次距离哈尼亚遇刺已经过去了两周，伊朗依然举棋未定。反观以色列已经做了充足准备，甚至政府高层已准备启动用于遭袭击时使用的地下指挥中心。此外，美国也在持续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伊朗需要在升级打击烈度与不会过分挑衅以色列和美国这两者之间拿捏好分寸。

观察者网：近日，伊朗副总统扎里夫上任11天后“闪电辞职”，他作为伊朗新总统佩泽希齐扬的得力助手，在此时此刻的辞职引发外界议论纷纷。伊朗内政的变动是否对报复以色列的行动产生了影响？

刘中民：这次伊朗总统大选，佩泽希齐扬作为唯一一名改革派候选人，能够力压5位保守派候选人，出人意料地赢得大选，这反映出伊朗民众面对艰难的内外环境下，渴望变革的诉求。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必须回应民众的诉求。

近年来，伊朗国内政治一直存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两股力量交替执政的“钟摆效应”。伊朗之所以对报复以色列的行动比较谨慎，也同目前国内政治改组尚未完成有关。

哈尼亚7月底遇刺时，伊朗刚刚举行完总统就职典礼，扎里夫作为改革派的代表被任命为副总统。他短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挑选政府部长人选，形成一届以改革派专家组成的内阁。而长期任务则是发挥同西方打交道的丰富经验，特别是他曾是直接促成了2015年伊核协议的人物。

当地时间6月19日，佩泽希齐扬与扎里夫（右）在德黑兰参加政治活动。 澎湃影像

我想扎里夫的辞职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诉求无法实现，这体现出目前伊朗国内政治的复杂性，改革、保守两派间的斗争依然激烈，制约了对以色列开展报复的行动。

此外，哈尼亚在德黑兰遇刺暴露出伊朗安保领域的巨大漏洞，不管以色列到底采取了哪种暗杀手段，都凸显出伊朗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安保工作遭受严重渗透的情况。这对伊朗来说是非常可怕、震惊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说，伊朗面临着政治安全、国家安全十分脆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应该更多地支持现任总统，让伊朗能克服困难、完成内阁的组建，进而实现政治稳定，然后才能有效地堵上安全领域的漏洞。

如果一味放任改革派与保守派相互斗争，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既不利于伊朗内部的改革与稳定发展，也会导致外交上面临严峻考验。从这个角度来说，扎里夫的辞职也侧面反映出伊朗国内改革派的困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