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来说，它们之间是会有矛盾的。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也不同程度存在过，但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它们是不可协调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归宿，同时也是一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它向世界庄严地宣示，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协调好发展与绿色、发展与包容平等、发展与和平等各种矛盾。”
近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观察者网联合举办“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研讨会暨《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新书发布会”。
该书的作者是孟捷、强世功、白钢和鄢一龙，四位来自不同学科的60后与70后的学者组合。该书是国内首次跨学科，从哲学与历史、法学、文明、经济社会等不同角度，摆脱西方学术范式、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框架，论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道路中的性质以及所发挥的核心作用的著作。会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和观察者网交流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道路”的理解。
2024年4月20日，研讨会现场。图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中俄革命实践对“生产力理论”的突破
观察者网：您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中国共产党是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党。“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是一个很新颖的提法，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意味着什么样的突破，还请详细介绍一下？
孟捷：对大众来说，“有机生产方式”这个词的确相对陌生，实际上我是用这个词来概括列宁晚年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列宁在1924年临去世前写了一组文章，其中有一篇题目叫《论我国革命》，文章回应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对苏联十月革命合法性的各种质疑。因为跟西欧国家比，俄国当时生产力是很落后的。在俄国革命之初，受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影响，即便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认为俄国革命只是一个导火索，是触发欧洲尤其是德国爆发革命的导火索，一开始并没想到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虽然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展示了历史必然性一面，但列宁认为十月革命的爆发具有特殊性或偶然性的特征——世界大战使得俄国成为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一个先锋队政党发挥主观能动性，捕捉到革命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结果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
列宁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取得政权，即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然后再实现文化或生产力的发展，赶超其他国家。我理解这就是列宁定义的生产方式的 “有机变迁”，一方面赋予上层建筑的变革以格外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强调整个变革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旨归，从而真正实现向一个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跃迁。我在《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里，对列宁的这个思想做了较为详细的阐发。
观察者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因果链条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根本进步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俄国的革命和列宁的理论将它倒过来了，岂不是颠倒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全新的思维框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等已经预示过有这种可能？
孟捷：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在列宁之前的确不是一点端倪都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争论。第一次争论是在恩格斯的晚年，他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头面人物私下里写信展开辩论。这一辩论聚焦在经济决定论和对国家作用上。那个时候我认为恩格斯就想纠偏了，因为在这些书信中他讨论的主旨之一，就是关于国家等上层建筑的历史作用。
十月革命后，意大利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葛兰西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他表达的意思跟列宁晚年思想完全一样，他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机械。十月革命的胜利虽然否定了《资本论》的某些结论，却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马克思主义从不把人看作单纯受到经济规律的客体，而是把人看作历史运动中的至高无上的主体。同时，葛兰西又说：“人是懒惰的。他们需要把自己组织起来，先是从形式上联系或联合起来，然后在思想和愿望上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俄国十月革命
观察者网：记得葛兰西创造了“有机知识分子”概念，来描述先锋队的动员与组织过程，“有机”这个字眼在他和列宁这里，有何特殊含义？
孟捷：应该说是有共性。为什么大家都用“有机”这个词？“有机”（organic）强调的是内在密切联系。有机知识分子强调知识分子跟特定的社会集团和阶级之间的联系，把阶级的利益诉求通过理论来展现。
列宁则很清楚，在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生产力的提升之间，必须建立某种有机的联系，这样才能造成生产方式或经济社会形态的嬗替。所以十月革命不是如第二国际所讲的仅仅是一个“政变”，而是先引起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引起生产力的质变，以便为新的生产关系找到其生产力的基础，最终实现新旧生产方式的更迭。有机变迁的落脚之处，还是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等文章里面反复强调，新生的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竞争，归根到底要创造超过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一来，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理论中，就同时包含一个生产力理论、一个关于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包括如何建立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工业体系、选择何种资源配置方式、遵循何种经济发展战略等。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道路也是一条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以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为使命的政党。相应地，中国共产党也必然有自己的生产力理论。从这个角度出发，还可以理解今天为什么对新质生产力问题给予了这么大的关注。
在《关键》一书里我指出，列宁只是在若干短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相关看法，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这些问题就留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首先是在《矛盾论》中继续研究和探索列宁还没有完整回答的问题，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他又继续对这个问题深入思考，实现了进一步的升华。
今天来看，《矛盾论》写作的年代很有意思，1937年8月，这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一个月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写的不是军事文章，而是一部抽象的哲学著作？这就反衬出毛泽东的视野宏远。因为，他首先关注的是中国道路、中国革命性质这些问题。他想探索的终极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取得成功？
在窑洞中撰写著作的毛泽东
观察者网：因为那时候的中国跟俄国相比，工人阶级更加薄弱，我们的军队组成和党的基础成员成分更多是来自农民、知识分子、地主，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工人。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当时也在质疑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代表的纯洁性。
孟捷：是的！所以这样就有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的学说，毛泽东依靠这些概念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融为一炉。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关系变革在此属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专门有一章是斯大林亲自写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章当中，很遗憾，斯大林又回到第二国际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去了。斯大林写这个章节的时候，苏联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于革命前已经大大提高了，工业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以斯大林认为苏联已经有了先进的生产力技术，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苏联当时成了工业国没错，但还没有超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那时候的斯大林有点过分乐观了。他回归第二国际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放弃了列宁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思想，似乎主要是想为其体制寻求理论的正当性。与斯大林不同的是，按照列宁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论，苏联的社会主义其实还只是朝向《哥达纲领批判》所属望的那种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阶段。
观察者网：我不禁想起来英国最早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时候，也是在生产关系土地制度层面出现突破性的变革，即大规模圈地“羊吃人”运动，然后才出现了生产力的飞速提高和工业革命。
孟捷：的确，在《矛盾论》中他所想的还只是中国道路，而在建国以后，毛泽东试图把《矛盾论》论述的思想加以一般化，即推广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上。而在他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直接讲过：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是先变革生产关系，然后再引发生产力的根本革命。
可以说，毛泽东在晚年曾试图将他的理论一般化，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都遵从这个不同于第二国际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理论。
教科书将列宁和毛泽东的有机生产方式理论淡化了
观察者网：在我们的教科书与文件中，“有机生产方式”的提法比较少见，为什么？
孟捷：历史唯物主义承认有两种革命，阶级斗争是革命，生产力提高也是革命，但是从长期历史来看，生产力的革命才是最根本的革命。
在教科书的表达上，我们受斯大林学说影响，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痕迹还很重。这导致政策话语也存在一些矛盾。
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我们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实际上是照搬了斯大林的语言。本来应该更加突出生产关系的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的改革就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在政策话语的表述中，不应该把生产关系撇在一边。
当然在具体改革实践中，邓小平是以新的方式贯彻了列宁和毛泽东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思想，通过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变革最终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中，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不是事先的，而是事后的，这意味着，所有变革最终必须引起生产力的根本变化，否则就无法实现生产方式的跃迁。我将生产力在事后决定生产关系的这种因果性，叫做结构因果性。
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较多，相对地，对以革命实践为基础的列宁所开辟的苏联道路，和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道路的哲学意义与方法论意义，缺乏足够的挖掘。你怎么看？
孟捷：是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有一位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我要特别介绍给观察者网的读者，他就是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契老先生。
冯契老师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古代哲学打通了，他讲到毛泽东思想是把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融为一炉，鲜明体现在毛泽东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放在当下的语境，可以说是“两个结合”应该遵循的榜样。
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
观察者网：那么让我们再回到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发展历史的主线如何？
孟捷：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我建议可以从四个阶段来看：首先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抗战前后是党的生产力理论起源阶段；建国以后的艰苦探索形成了第二个发展阶段；邓小平改革开放年代是第三个阶段；新时代则开启了第四个阶段。
刚才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始于《矛盾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有这么一个重要论断，他说，判断中国一切政党好坏的标准，是看它能否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邓小平后来强调解放生产力，大家耳熟能详，其实这个词是毛泽东也使用过。
作为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使命性政党，这个党有一个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愿景。
2023年7月30日，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矛盾论》文本。图源：IC photo
观察者网：可不可以理解为解放生产力的使命就是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
孟捷：是的。党在界定自己的使命性的同时赋予了自己历史正当性，这是源起。
第二阶段，是从建国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判性反思开始的。斯大林当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毛泽东认识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中没有生产关系，显然斯大林假定革命后形成的生产关系是完善的。毛泽东则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仍是不完善的，所以还有改革的余地。
这就跟苏联的经济学拉开了距离，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被纳入了《矛盾论》框架，纳入了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框架，生产关系变革任务没结束，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与调整，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也就没有结束。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发展生产力？
近来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一个毛泽东使用过的概念，就是“组织起来”。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期号召要组织起来，让全国人民向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进军。在这里，所谓组织起来，事实上就是构建一种适合现代化大生产需要的分工与协调机制。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同时也是关于如何安排社会分工及其协调的理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一旦选择了重工业发展战略，就会进一步内生地产生对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强烈要求。在这里，变革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的具体战略之间具有反馈性质的相互加强的关系。
在这个阶段的生产力理论指导下，我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人民的身体素质与教育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组织起来这个问题上选择了另一条技术路线，开始承认市场协调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也发展了一整套新的理论，比如八十年代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等理论。为配合市场机制的形成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战略，比如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区域分工差异化战略，比较优势战略等等。
但自始至终，党在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上，一直坚持了两点论，即强调市场协调与国家经济治理的结合。比如，我不太赞同将比较优势战略作为改革开放时期唯一重要的发展战略的提法。至少从2006年开始，中国就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2015年又开启了中国制造2025。所以比较优势战略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作为补充。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利用了比较优势战略，但同时我们也要弄清比较优势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等其他战略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存在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关系。把这两类战略的关系说清楚了，我们就讲清楚了什么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
第四阶段就是今天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是一幅历史长卷，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旨归。依照前述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理论，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要实现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依托于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就是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独特之处
观察者网：能否谈谈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与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区别？
孟捷：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首先这两个理论有相当契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重大差别。
李斯特生活在德国统一之前的年代，终其一生反对英国世界主义价值观下的静态比较优势经济学，也就是今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国家的主体性在这套理论中是被忽略的。
而李斯特是在国家这个中间单位存在的重要性基础上来论证生产力理论的，建立了自己的国民经济学。在他看来，在没有世界联盟和永久和平的前提下，国家在世界体系中要取得权力，必须植根于发展生产力。
李斯特举例说，意大利城邦体系中的威尼斯共和国，其经济曾经非常富裕，后来为何失败？因为意大利没有形成统一国家，这些城邦一旦面临列强侵略，内部缺乏足够大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衰败。因此，表面上看，一国从别国进口工业品而自己出口农产品是服从比较优势的安排，是对自己有利的，可一旦世界体系的永久和平被打破，国家发展就只能停滞了。
李斯特认为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主权国家的形成，只有统一国家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
他进而强调，第一，必须在国内建立尽可能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起工业和农业的相互支撑和相互联系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构建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所以提倡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贾根良教授也是较早提出国内大循环的学者，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史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马寅初先生说，相比于马克思理论，李斯特的理论对中国会更有作用、更有相关性。他大概是认为，马克思研究的是全球资本主义，他的视野中没有国家的位置。
的确，今天我们可以批评说马克思某种程度上也有“世界主义毛病”。不过如果马寅初注意到从列宁到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李斯特和马克思的理论结合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实际上包含了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积极因素，但是完全没有李斯特生产力理论中消极阴暗的一面。
事实上，无论是李斯特生产力理论，还是整个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都有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这一阴暗面。追求生产力的发展，是与对外部空间的攫取相联系的。这也是19世纪“德国特殊道路”最后走不下去酿成悲剧的原因。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摄于2015年9月3日山东济南，山东省图书百年馆史展。图源：澎湃影像
观察者网：考虑那是几个帝国主义大国相互竞争，以及拓展殖民地压迫第三世界人民的年代，德国爱国的知识分子逃脱不了帝国主义倾向。
孟捷：大概率是如此。从黑格尔开始，到李斯特、韦伯、桑巴特，全是主张帝国主义道路的。德国作为相对后发的国家，一直受到老牌帝国主义的压制，所以李斯特就已经认识到德国的发展需要谋求外部空间，他论证了殖民地对德国的重要性。
19世纪晚期，德国容克贵族和工业大资产阶级，面对汹涌、无法遏制的国内阶级冲突，想要转移矛盾，也需要寻找一个外部生存空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对生存空间的需要最后转化成了德国法西斯主义。
回顾历史，可以这么说，当时的德国走上了一条依照帝国主义方式发展生产力的路径；而十月革命则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从此社会主义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或方法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从一诞生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另外一个是国际主义的、或者说全球南方的。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一方面明确表明当代世界体系中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内部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很渺茫。
这样一来，列宁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他认识到当代世界体系的矛盾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宗主国内部的阶级矛盾，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宗主国统治之间的矛盾。这一战略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兴起验证了这一判断。
我认为列宁最初判定的这个矛盾到今天基本也没变，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矛盾。不过，由于这一矛盾催生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这样一来，中国革命、中国道路就正好是处在两对矛盾融汇的焦点上：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矛盾。这两对矛盾的张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背景。
这里我想强调，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不是作为一种遥远的目标，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一种方法。我们要更多强调作为方法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就拿中共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来说，它们之间是会有矛盾的。比如，人口最大规模的现代化，与绿色和谐没有矛盾吗？与和平发展没有矛盾吗？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比如德国）上，也不同程度存在过，但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它们是不可协调的，是不可能同时构成一国现代化特征的。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归宿，同时也是一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它向世界庄严地宣示，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协调好发展与绿色、发展与包容平等、发展与和平等各种矛盾。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习总书记对党的生产力理论的最大贡献。这里要格外强调下新发展理念对于党的生产力理论的重要性。
习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新发展理念的意义在于，更加鲜明而具体地强调了生产力发展的时代特点，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鲜明而具体地强调了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加鲜明而具体地强调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强调产业间、城乡间、区域间、国家间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改善，强调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与全局、重点与一般的关系；更加鲜明而具体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
所谓新质生产力，是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形成的。借用演化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次技术革命，总会形成与之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今天，我们要推动以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一套与之适应的新范式，这种范式指的是一套全新的技术原则和组织分工的原则。
从技术经济范式的角度看，就会发现生产力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它是有轨道、有方向的。开始可能有好几条潜在的技术发展轨道，但技术经济范式一旦形成，就会抑制某些轨道，鼓励技术按特定轨道发展。
观察者网：这就是说，新发展理念决定了我们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方向轨道，决定了构建技术经济范式的方式，决定了“五大特征”之间可以协调发展。
孟捷：是的。习总书记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是与新发展理念相契合的生产力。在最近刊发在《经济研究》的一篇文章里，我们也阐释了这一点。
党如何成为一种经济制度
观察者网：如何理解您在《关键》这本书里面提及并阐释的习总书记早年提出的“经济的政治化，政治的经济化”。“经济的政治化”就是说在发展中，党作为政治领导要设定轨道，影响范式，影响组织与分工联系。您在书里面还提到：“把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提升生产力作为自身使命，党对经济的统一领导意味着党也会执行生产关系职能并嵌入经济成为一种经济制度”，这个提法比较新颖，如何理解？
孟捷：党如何成为一种制度或者制度的构成要件？我想从国家职能的角度来说明。
一般讲国家职能有三条：第一提供公共产品，第二克服市场失灵或维护经济稳定，第三调节收入分配。这三条是所有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要发挥的一般职能。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职能多了一条，就是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是国家的特殊性职能。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作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征的特殊性职能，决定性地影响着国家经济治理的其他一般性职能。举一个例子，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主导的4万亿投资计划，其中很大的一个投资项目就是中国高铁。数字显示，2008年到2009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到68.24%，这以后再没超过，可见国家发挥了稳定经济周期、克服市场失灵的一般性职能。
但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高铁项目是早在1996年就进入了国家规划。1996年高铁进入国家发展规划时，不可能预料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会发生，因此，发展高铁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更何况，高铁建设的长期投入以及运营亏损，无论从普通银行项目贷款还是私人社会资本回报率看，都是无利可图的，美国与欧洲国家都已经不提供这种超大项目基础设施的投资了。高铁网络建设的上马是为了满足14亿人民出行难、解决我们这个大国资源调度运力的瓶颈，这意味着，发展并投资于高铁首先是为了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国家在此发挥了特殊性职能，这一职能最终又与国家的一般性职能结合在了一起。
还有一个例子是精准扶贫。2015-2020年，党中央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我国扶贫政策从“区域扶贫”转向“精准扶贫”。与国外常见的通过转移支付开展扶贫的方式不同，精准扶贫还努力为居民赋能，通过各种综合性生产扶贫手段，帮助其参与市场、参加生产以实现脱贫。这事实上意味着，国家努力确保将“温饱”作为公共品提供给每一户农村贫困居民。
2021年4月6日，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向国内与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圆满实现全面脱贫的成就。图源：澎湃影像
观察者网：就是说工具型的韦伯式官僚主义国家机器也可以克服这些市场失灵与公共品服务等问题，但它号称去政治化、追求工具中性，往往是缺乏正确理念，实际上的结果也并不中性。而社会主义国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国家机器在政策实施中的运行，要兼顾社会价值目标，保障这些价值目标不会被官僚主义忽视、排斥，这就需要一个使命型政党，对吗？
孟捷：对，要有一个先锋队政党来贯彻落实，所以党就嵌入到经济制度当中。
说到韦伯，他是国家工具主义理论的代表。韦伯的理论中也有帝国主义的影子，代表着德意志帝国，也就是容克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他又强调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这是一种非常虚伪的表达。或者他以为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跟中性的官僚体制是一回事。这是一种纯粹的“术”，而没有“道”。德国为此迷失了方向。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背后的主体是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党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甚至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还代表了全球南方的利益。虽然这样的关于党叙事在我们的教科书里目前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但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结了历史终结论
观察者网：最后还有个比较挑战性的问题。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越来越清晰，中国式现代化方方面面的推进显示出了巨大优势，给予全球南方国家鼓舞与启发；而西方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阵营放弃了“公平竞争”目标，陷入自我孤立的“脱钩”状态；那么，我们可否说中国为人类开辟出了一种普遍的道路呢？南方国家也可以以中国道路为蓝本发展自己？虽然我们不输出道路模式。
孟捷：好像不能这么说。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过渡阶段，或者说是一条道路。
还要从列宁讲起。之前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的含义特别体现在《哥达纲领批判》的目标描述中。列宁之后，社会主义的含义就更加丰富了。
“列宁之问”曾经提出，为什么不能先变革生产关系，然后在文化赶上其他国家、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在列宁之后，社会主义至少就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哥达纲领批判》中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二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特殊道路，后者意味着，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没有仔细分清社会主义是指道路还是目标；也没有区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社会形态，还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
在中国道路这个独特的过渡阶段中，现代大生产的分工协作方法存在有两个经济活动的调节者，如果只有一个（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那就不存在过渡阶段。两个调节者也体现在我们党的政策话语里面：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中有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有按劳分配有按要素分配，有市场发挥基础性配置资源作用，也有强调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过渡阶段，所以不能说这个现状代表了某种终结范式，中国共产党也从来没有把自己这套制度看作人类经济组织的最终模式。随着生产力发展，一定还会出现新的分工协调方式以及它们的不同组合。
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西方学者所谓历史终结论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