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乌克兰粮食贸易商联盟UGA将其对乌克兰2024年粮食和油籽总产量的预测，从之前的7610万吨下调至7460万吨。作为全球主要的粮食和油籽种植国和出口国，自俄乌冲突以来以来，乌克兰收成有所下降，失去了该国农业部门总潜力的约30%，近20%的农业用地被占用。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23年年底发布报告称，2019年以来，受疫情、气候冲击与战争影响，全球新增饥饿人口超过1.22亿。俄乌冲突双方围绕事关乌克兰小麦出口安排的《黑海谷物倡议》持续博弈，再度验证了那句经典的判断：粮食即权力。战争从来与粮食息息相关。
在中译出版社的新书《小麦战争：谷物如何重塑世界霸权》中，美国历史学家、作者斯科特·雷诺兹·尼尔森以欧洲的小麦贸易兴衰为线索，探索了谷物重塑世界霸权的历程，并揭示了：通过努力控制这些贸易路线，可改变世界强国之间的力量均势。
观察者网就《小麦战争》一书及相关话题与尼尔森教授对话，以下为对话内容整理。
【文/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首先，能否同我们的读者简单分享一下，为什么选择小麦作为本书的研究主题？是什么让您决定从敖德萨这座城市开启研究之旅？
尼尔森：这说来话长，大约是在1986年吧，当时我在写一篇荣誉论文，主题是1873年的金融危机。那场危机波及全球，美国历史学家从铁路大亨的兴衰来解读，德国历史学家从房地产泡沫的角度进行解读，奥地利历史学家则从银行倒闭潮的角度解读，而俄罗斯历史学家也有不同的角度。当我阅读第一手信源资料，也就是那些铁路大亨的信件往来时，我发现这场危机与小麦有很大的关系。来自美国的廉价小麦扰乱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引发许多金融问题，比如汇票无法兑现，人们无法完成交易等等。
于是我对小麦的话题产生了兴趣。许多年以后，当我已经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无意中“剽窃”了一位1880年代共产主义作家的观点，他基本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影响那场危机的核心因素是小麦。美国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小麦出口大国，这对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名字叫帕尔乌斯（Parvus），来自敖德萨。他基于对敖德萨的观察得出了这个结论。
帕尔乌斯影响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广义地说，我之前主要是从研究金融危机的角度入手，认为这是一次较小的冲突、试图探讨一场金融危机的起源。我并没有从帝国的兴衰与扩张路径的视角研究这个问题，但帕尔乌斯的作品帮助我从宏观的地缘政治框架进行思考。
同尼尔森教授交流 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部分中外研究者会从制度比较的视角论证，相比东亚地区，工业革命注定会先在欧洲开花结果，比如他们强调关于民主体制的叙事。但您在书中第四章与第七章抛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强调了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美国对欧洲的廉价小麦出口与信贷体制创新等影响因素的作用。这能否对“西方民主带来工业革命”的观点构成替代性解释？
尼尔森：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主要考虑的是更宏观层面的地缘政治视角，主要考察对象是各国经济，包括欧洲与大西洋的贸易路线网。
我同意书中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民主是解释历史发展的核心因素的观点非常地以自我为中心。欧洲学者，但尤其是美国的学者断言，一切美国发生的事情才是推动历史向前进的原因。我不确定1870年代的美国民主是否如其他人说宣称的那样完善，他们坚信文化或政治的因素才能对历史提供解释。
我并不同意这一点。我认为当时开放国际粮食交易市场的因素非常关键，最重要的是各国能够在交易中发挥比较优势——这是我从经济学家的角度会提出的观点。与此同时，讽刺的是，令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契机是美国面对的一场大麻烦——美国内战中，北方军为了满足后勤需求，在国内开辟了四个相互竞争的铁路走廊，为军队运粮。
许多英国与欧洲学者也会吹嘘自由贸易的因素，他们坚持自由贸易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之类的观点。但我认为，如你在书中读到的，西欧的自由贸易实际上是一次马铃薯霉菌（事实上应该叫水霉菌）导致的疫病的结果。这让当时穷人赖以为生的马铃薯产量大受打击，引发了1846年至1847年的严重饥荒，以及稍早一点爆发的爱尔兰大饥荒。正是这些因素迫使西欧国家决定开放经济，追求自由贸易。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的名言，我们开放贸易边境是为了避免爆发革命。
在19世纪的西欧，致病疫霉导致的饥荒间接推动各国开放贸易与引进小麦。图自：《美国马铃薯研究杂志》
在我看来，那些国家决定开放贸易，允许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与交换对他们来说最容易产出、利润最高的产品是正确的做法。但这一切都源于一场意外，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3300万年的生物，一种寄生在马铃薯上的水霉菌。
观察者网：除了疫病与霉菌，书中也详细记述了如帕尔乌斯、彼得 H.沃森等“小人物”对历史走向所产生的影响……
尼尔森：确实如此，有时候不一定是伟大的领导者，而是普通人也能推动历史的进程，比如理解军队如何赢得战争的前律师，或者是利用手上资源试图推翻沙皇统治的共产主义商人等等。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理解物流与贸易网络对国家和帝国在国际经济中崛起的重要性。
观察者网：您书中的一条叙事主线是沙俄与美国先后崛起、围绕成为“欧洲粮仓”开展的竞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这种竞争存在必然性吗？
尼尔森：确实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将世界联系起来。比如说，公元700年左右，拜占庭帝国稳居君士坦丁堡，控制了从黑海到地中海和欧洲其它地方的贸易通道，这对帝国的延续至关重要。沙俄的凯瑟琳大帝十分清楚这个贸易咽喉对俄罗斯崛起的重要性，当她思考这个问题时，古道已经存在了超过1000年了。她理解地缘政治，思考着要如何为俄罗斯打通这条贸易通道。凯瑟琳会说希腊语，把自己的孙子取名为君士坦丁，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占领那座城市。可惜她早早去世，未能盼到那一天。
所以，这里面绝对存在着基于对悠久历史、甚至自上古时期存在的贸易路线的深刻洞察，以及地缘政治层面的思考与战略规划框架。通过占领黑海北岸、在敖德萨建立港口并对外出口小麦，凯瑟琳大帝让俄罗斯从1780年她治下的一个相对落后的欧洲势力，发展到她去世后，到1820年代已经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大国之一。
观察者网：19世纪中期在芝加哥建立的小麦“期货合约”机制，推动了欧洲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工业革命发展。直到今天，全球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依然深刻地影响着许多国家的国计民生。结合历史来观察现实，比如俄乌冲突对全球南方国家粮价的冲击，我们可以对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重要性得出哪些结论？
尼尔森：这是个好问题，也不容易回答。我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直到今天，俄罗斯都渴望在本国建立一个粮食期货市场，但没有成功。目前有一个全球期货市场，绝大部分的交易都是在芝加哥、中国香港或日本等其它地方进行，我们并没有看见一个圣彼得堡期货市场的存在。
一旦美国率先在芝加哥建立起完善且高效的期货市场，那么其它国家就会纷纷效仿，否则他们就会面临被别国利用那个期货市场的风险。如果一个国家因为期货市场的原因而无法掌握国内的价格变动，这会对市场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说，俄罗斯正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决定中断与ADM、嘉吉（Cargill）等参与粮食期货市场的大公司的业务往来。他们想要在控制与塑造粮食期货市场的同时，确保自己在高价位卖出粮食。对俄罗斯政府来说，要接管一个相当成熟的粮食期货市场、独自处理全部的交易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但眼下，俄罗斯政府正在派出交易员参与到各地的交易中。
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如果让我来给巴西、阿根廷或者澳大利亚等其它主要的小麦出口国提建议，我会说，如果有一个健康、活跃的期货市场，就应该参与其中，同时要建立自己的市场机制，而不是放任别的地方的市场影响本国的粮价。
通过拆分汇票、买断市场，联邦军签订的期货合约打破了少数商人对军粮供应的垄断，对赢得美国内战起到重要作用
价格发现（price discovery）的过程会出现在最接近全球期货市场的地方。比如，目前至少在小麦领域，价格发现的过程首先是在美国决定，然后传导向全世界各地，每个市场参与者都试图尽快获得关于价格的信息。
然而，如果打算从期货市场退出，完全不参与交易，实际上又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价格协调、交易进行到一半出现保险问题等等。当然，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期货市场交易机制也不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但我确实能意识到，这个期货交易体系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对于其它国家来说，最好的方式是某种市场的组合。比如欧盟开创了允许较小的成员国相互协调价格的机制，这非常有效。中国至少从1978年开始就致力于完善国内与国际粮食市场的接轨。这里不必多谈论政治，以我个人的学术经历与背景而言，我可以算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同样相信市场对于价格发现的过程非常重要，这有利于政府的规划，我认为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是可以被结合起来的。
观察者网：您的书中主要讨论了敖德萨与欧洲、跨大西洋地区的粮食贸易体系。结合当前的俄乌冲突以及世界主要产粮国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您认为敖德萨对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粮食市场的重要性会出现变化吗？
尼尔森：我认为巴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这个国家可能拥有最接近敖德萨的地理条件，那里同样有一个毗邻着广阔平原的深水港。冬天，山上的积雪融化后流到平原，提供了独立的水源，令当地非常适合种植小麦。由于小麦的每磅价格十分便宜，你可以将它们倾倒至运粮船上，驶向全世界。敖德萨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区位，而巴西近年来对其港口的扩建，在我看来令这个国家几乎具备了堪比敖德萨粮港的独特优势。
我并不知道乌克兰战争会是什么走向，但在写书的过程中，我确实某种程度上预测了这场战争将会爆发。我在书中写道，除非控制乌克兰，否则俄罗斯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我当时并不是在做预测，但我确实认为，为了出口它所生产的大量小麦，俄罗斯只有一个优良的深水港可供选择，那就是敖德萨。
俄罗斯是全世界第一大小麦出口国。新罗西斯克也是一处优良的港口兼军港，但那里距离俄罗斯在该国北部的小麦产地太远了。而且，新罗西斯克所在的亚述海水域太浅，不适合重型运输船。事实上，当俄罗斯在2014年并入克里米亚后，它从过去仅拥有1座深水港口一下子变成拥有5座。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克里米亚对俄罗斯如此重要，那里的深水港能帮助俄罗斯出口小麦和其它大宗商品，包括原油、菜籽油、化肥等等，但小麦是最依赖深水港的货物。
19世纪的敖德萨港口
所以，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为俄罗斯提供了更多深水港。我印象中乌克兰大约有27个这样的深水港口，因为它就在黑海边上，有非常宽且深的河流，这些港口的条件十分优良。在我看来，就算乌克兰失去了这些地区，它依然可以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大国，因为乌克兰的产粮区距离港口更近。我们看到，自1999年以来，俄罗斯的小麦出口快速增长，但是从2010年左右开始，乌克兰的小麦出口增速更快。如果这场战争没有爆发，乌克兰的小麦出口有可能在2030年之前赶上俄罗斯。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非常重要的小麦出口大国。乌克兰对小麦生产的基础设施做出了明智的投资，所以他们的出口价格有可能比俄罗斯更便宜，至少运输成本会更低。从这个意义上说，乌克兰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小麦大国。有人曾经让我预测未来的长期发展趋势，我说，要预测500年后谁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如果那时乌克兰的重要性超过法国、德国等国家，这一点都不会让我感到惊讶。只要人类依然需要依靠谷物生存，也就是小麦，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人类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可能会下降，但粮食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高。
观察者网：您关于“粮食就是权力”的论述让许多中国读者深有共鸣。当然，书中也提到了这些论述受到中国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观点的启发。如何评价这种影响？
尼尔森：某种程度来说，我借鉴了1760年代到1779年代欧洲重农主义者（physiocrts）的论述，他们从中国孟子的思想中寻找灵感，思考应如何建设一个理想中的国家。
这带有非常鲜明的中国式色彩，也就是轻徭薄赋，应该对地主、工商业者征税，而不应该对农民征税，这样才能维持一个稳定与幸福的社会。《孟子》一书在混乱多灾的战国时期写就，孟子认识到摆脱乱世的方向，那就是把农民放在最需要重视的地位，尽量不要去折腾他们。
所以，讽刺的是，法国人从孟子的思想中提炼出了一种独立经济模式，许多我们在经济学中用到的术语，其实都同法国的重农主义者有关，而它们实际上是来自中国的思想体系，我想这真的体现了中国人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
以深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的法国为例，他们觉得国内有太多拒绝纳税的领主，他们想要改变粮食价格机制，停止限价，允许价格波动，据说这是在中国通行了数千年的做法。讽刺的是，他们变得更像（他们眼中的）中国，改革给法兰西帝国带去了一定的成功，但却引发了政治动荡。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间接引发了法国大革命，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欧洲经常发生，我想在沙俄、清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美洲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我的编辑对我说，你会说德语、俄语和英语，能阅读这些语言写下的资料，但你不会说中文，也许先不要从研究中国开始？但我想，某种程度上说，用沙俄与美国作比较是更合理的，因为它们大约在同时代先后成为了全球粮食出口的帝国。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它当然比美国、欧洲处在更长时期的稳定中，也更加强调农民对帝国延续的重要性。而我认为，当西方人意识到这个来自中国的主张时，它意外地解锁了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一些实力。
观察者网：您在《小麦战争》一书中文版的序言中提到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和历史性，结合您的研究视角，能否展开聊聊这方面的看法？
尼尔森：我最早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听说了关于“一带一路”的概念。基于过去的预测，也就是对19世纪危机的研究，我意识到金融危机正在爆发。在19世纪，美国是给全世界平减物价的国家，美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出口到全球各地。
而在21世纪，中国是那个给全世界平减物价的国家，中国生产的商品让其它地方的商品都面临降价压力。短期来看，我认为这种拉低物价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它总是会让人更难偿还债务。但从长期来看，这对所有人都有利。因为彼此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大家日渐融入一个联系密切的全球市场。我曾预测，考虑到中国对美元的担心，他们会在国际贸易中逐渐降低使用美元的比重，增加人民币的比重。
然后我发现，中国开始创建某种类似美联储的机制，放出去的贷款建立在后来被称为“一带一路”的倡议上。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创造了一个与全世界相联系的全球金融体制，就像美国的美联储、英国的英格兰银行，这对于加深中国与全世界的联系、发展中国实力非常重要。何况，如果你能压低商品价格，每个消费者都会开心，对吧？
这里我想说说帕尔乌斯，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全世界并不是只有一家工厂，而是有一系列的工厂。并不是一定要靠压榨工人来获得比较优势，也可以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来实现。如果能做到后一点，那么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这方面的发展潜力非常大，他甚至认为可以实现普遍的每天8小时工作制。
亚历山大·帕尔乌斯（1867—1924），曾资助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与俄国革命，他的部分经济观点对罗莎·卢森堡、列宁与托洛茨基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知道美国和欧洲有些人非常恐惧“一带一路”倡议，但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好的事。“一带一路”倡议打通了与中国的连接，能够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后者正是帕尔乌斯主张的，进而实现更高层面的劳动分工，并且降低粮食等大宗商品的运费。
而我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比帕尔乌斯更进一步，我认为这是新时代的“黑色之路”（沿着因古尔河出发，连接黑海各港口至基辅与兹巴拉日的乌克兰贸易古道，观察者网译注），让中国连接到越南、亚洲和全世界那些被过去的国际经济排除在外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值得称赞的一次壮举，就算我的美国朋友会抱有怀疑的看法，我也要这么说。
观察者网：很高兴与您交流。不知是否愿意分享您下一部作品的大致研究方向？
尼尔森：我每学期都在佐治亚大学教授美国历史调研这门课，研究从1492年到1865年的美国（美洲）。我总是会关注广义上的成瘾物（drugs）的全球迁移历史。我打算按照《小麦战争》（Ocean of Grains）英文标题的模式，暂时将下一本书命名为“成瘾物之海”(Ocean of Drugs）。这并不是指鸦片、大麻那种东西。我感兴趣的是那些穿过血脑屏障，改变人的行为并带有成瘾特征的分子。
咖啡、糖、可可豆与烟草有着相似的需求曲线，一旦需求开始激增，就停不下来了。如果你停止摄入这些东西，你会立刻感觉到不同。我认为欧洲人最早开始研究这些成瘾物，从可可豆开始。他们在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发现了可可豆，试图找到具有类似效果的东西，后来是茶叶与咖啡。这些东西会刺激大脑中的同一个地方，带来血压升高之类的影响。
我感兴趣的研究主题是，人们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那些与蔗糖、尼古丁和咖啡因相关的分子带向世界各地，比如跨越大西洋。从美国向欧洲输送商品的过程实际上更为复杂。欧洲人从也门的摩卡港偷走咖啡豆、从印度偷走茶叶，通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将其移植到欧洲，并在温室中培养。等他们弄明白作物的习性后，又把这些东西运到加勒比海沿岸大规模种植，还把黑奴强征去加勒比海诸岛。
我感兴趣的是1492年到1790年之间的历史，即这些成瘾物的跨洋运输如何令在美洲的海外殖民与扩张成为可能。当然，这个过程也伴随着黑奴贸易等等各种可怕的历史。这就是我下一本书的研究主题。人们可以携带分子，将其传播到很遥远的地方。但是在1800年之前，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做到远距离运输粮食。
《小麦战争：谷物如何重塑世界霸权》/（美）斯科特·雷诺兹·尼尔森著；黄芳萍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