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五年一届的欧洲议会选举刚落幕，即引爆欧洲一系列政治地震：荷兰首相辞职、法国时隔27年再度解散国会。由于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其政治动荡冲击力更大，甚至引发欧元大跌。

马克龙解散国会的政治计算

解散国会显然是马克龙早有准备的深思熟虑之举。毕竟这个选举结果与长期以来的民调一致，各方早有心理预期和应对之策。所以虽然是一场豪赌，但并非盲目冲动。

纵观第五共和国历史，这已是第六次总统解散国会了。法国历史上解散国会的主要主要是摆脱不利的困境或者打破政治僵局。比如1962年反对党通过政府不信任案，戴高乐总统就以此应对危机。对马克龙而言，他主要是为了摆脱两个不利困境。一是2022年复兴党在国会只是简单多数，没有过半。二是此次欧洲议会选举惨败。这两大因素都影响了他的政治地位和权力，特别是此次选举，直接动摇了他剩下三年的权力基础。

马克龙X发帖截图

如果新国会他能够获胜，不仅能一举摆脱困境，也能有效遏制党内外对他的挑战，还能一定程度影响2027年总统选举。不少民众为了避免再出现政党共治的现象，也会支持复兴党的候选人。这样即使之后复兴党未能够赢得总统大选，它也可以掌握总理行政权和国会立法权，等于延续了马克龙和复兴党的政治生命。

所以对于国会选举，马克龙是精心计考量过了。我认为五个因素推动马克龙做出这个决策。

第一，此前五次解散国会，有四次都是总统大胜。马克龙自然也有信心借此手段达到目的。或者可以说，自从2022年国会席位复兴党未能过半之后，马克龙就处心积虑改变。这次欧洲议会选举给了他借口。

其次，这次解散国会是由于国民联盟大胜引发的。解散国会可以塑造马克龙与国民联盟对抗的形象，还能把这次选举定位为他和国民联盟的对抗。要知道马克龙政治根基并不深厚，之所以能够两次赢得总统选举，都和对手是国民联盟密不可分。

特别幸运的是，在他宣布之前，国民联盟就已经提出解散国会的诉求，更加强化马克龙与国民联盟的对立形象，等于是帮了马克龙。这样的安排既可能是马克龙阵营对对手立场的精准判断，也可能是通过技术手段事先获知了对方底牌。

第三，马克龙对法国民众心理的把握。欧洲议会选举和法国内政有相当的距离，民众可以借选举发泄对执政党的不满，教训执政党，也不用担心对本国政治有多大负面影响。但国会选举事关法国自身内部政治，民众要谨慎的多，高投票率也不利极右政党。周一法国CAC 40股票指数最多下跌2.4%，法国大行股价一度下跌9%，法国国债和德国国债之间的利差创12月以来最高。这些经济波动本质上和欧洲议会选举并无直接关系，而是解散国会导致的。这反映了解散国会对法国民众的心理冲击。很明显，法国民众并不希望出现政治动荡，也不希望政府和国会再度出现不同政党共治的现象。尤其不希望共治的对象是国民联盟。毕竟法国已经27年没有发生过解散国会这类非正常政治事件，该事件对法国社会和民众的冲击还相当大，遑论解散国会的原因和国民联盟有关。

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讲话，宣布解散国民议会（视频截图）

此外，马克龙宣布的国民议会选举日期也非常耐人寻味：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不足3周。假如国民联盟获过半席位，那么该党人员将出任总理并组阁。但在奥运会这样全球瞩目的场合，一个极右政治人物的出现显然还是法国多数民众难以接受的。

第四，从法国国会两轮选举制度来看，国民联盟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或者过半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没有任何政党愿意和它结盟，单靠它自己不可能获得如此之多席位。毕竟目前它的基本盘就是30%左右。只要国民联盟国会席次下降，都可以被视为马克龙的成功，因为这可以证明民众在国内政治层面对国民联盟的支持度相当有限。

最后，此次国会选举还可以达到一个目的，即测试国民联盟的实力。如果它能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或者单独过半，都将意味着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国民联盟赢得2027年总统大位了。如果不过半，说明其他政治力量仍然可以对之有效阻击。

二十一世纪的欧洲困境

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和引发的政治动荡只不过是欧洲困境的最新表现。二十一世纪以来，欧洲危机迭发。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欧盟主权债务危机。2011年发生阿拉伯之春，欧盟在法国带领下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府，导致二战后规模最大的难民潮和伊斯兰国扩散，欧洲安全受到重大冲击。2014年，乌克兰发生政治危机，当时，在欧盟、波兰和俄罗斯共同斡旋并在三方见证下，亲俄的民选总统亚努克维奇与反对派签署协议。孰料墨迹未干协定就被撕毁：第二天亚努克维奇就被推翻。

欧盟没有对这种行为谴责和反对，反而支持这场政变。对此俄罗斯的回应则是支持乌东亲俄地区自治并重新将克里米亚纳入版图。欧盟随即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开启了双方最终对立的进程。

在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冲击下，终于第一次欧盟政治危机终于成型：拥有欧盟第三大经济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核国家身份的英国脱欧公投成功，欧盟一体化第一次受到重大挫折。

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欧盟浪费了中国成功抗击疫情为世界带来的极其宝贵的缓冲时间和经验，成为重灾区，经济和生命都受到重创。

2014年欧俄交恶之后，欧盟一方面仍然持续强化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另一方面分别在2017年6月和2020年3月进行了第七次和第八次北约东扩。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即公开提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在这个背景下，2022年2月20日，俄乌冲突爆发。尚未从一系列危机缓过来的欧盟再度遭受重击。

俄乌冲突虽然本质上是美俄对抗，却令欧盟付出了巨大代价，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欧盟不仅付出了包括难民和援助、对俄罗斯的制裁等有形成本----特别是失去俄罗斯廉价石油和天然气立即导致欧盟物价迅猛上涨、能源短缺，进而令欧盟的全球经济竞争力下降、再工业化步履维艰。

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 图片来源：澎湃影像

无形的则更多：欧洲对美国的依赖从安全到能源大幅提升，多数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欧盟的团结和一致化更难以维系。欧盟的战略自主受到重创，战略回旋空间受到严重压缩。大国博弈中欧盟能联合的力量只剩下中国，在全球博弈的议价能力明显下降。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美国不顾欧盟的反对，以四倍于本国市场的价格向欧盟出售能源、出台严重打击欧盟再工业化能力的《反通胀法案》。

这些危机最终上升为政治危机：2022年6月，极右翼政党在欧盟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获胜。2023年11月，极右政党在传统西欧民主国家荷兰大胜，成为第一大党。202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取得全面突破。反欧盟和排外为标志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对欧盟的存续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也就是说，欧盟今天面临的困境是二十一世纪系列危机叠加的增效后果:每一次危机都在上一次的危机基础上产生大于其本身的效应，俄乌冲突更是把此前各种危机的冲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到现在各种危机已经到了撼动欧盟根本的临界点了。

根源是西方政治制度危机

欧洲的危机虽有一些特殊因素，比如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介入以及欧洲价值观至上丧失了现实感等。但从根本上讲，欧洲的危机还是整个西方的政治制度危机。

还是先看法国。第五共和国第一次重大制度脱序是1986年首次出现左右共治：总统来自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卫共和联盟赢得国会选举并出任总理。1997年左右共治再次出现。左右共治导致国家难以有效运作，危及体制的正当性。

曾经两次经历过痛苦的左右共治的希拉克总统任内决定修改宪法，总统任期和国会任期一致且同一年相近时间进行选举，以期从制度上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一宪政问题。这一改革成功度过了萨科奇、奥朗德和马克龙的第一任期。但在2022年再次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现象：第一次出现无一党国会过半。非常蹊跷的是，悬峙议会这种现象通常会出现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议会制国家而不是单一选区的半总统制法国。但不管怎么说，法国政治开始走向碎片化。而以今天以欧洲议会选举为标志，政治发展进一步脱序。

目前法国政治制度还有最后一个安全阀：即为了防范极端民粹主义获得政权，国会和总统选举采用两轮制。在2022年大选前，这一安全阀极为有效。比如2017年极右候选人勒庞总统选举得票率只有33.9%，远远低于一个正常政党的水平。国会选举，尽管第一轮国民联盟能够在216个选区领先，但决定胜负的第二轮仅获得8个席位，而在2012年的国会选举上，更只赢得2席。但突变出现在2022年：勒庞在总统选举得票率超过41%！国会选举则获得88个席次，一举超过传统右派共和党！法国打造的政治安全阀开始失效。

勒庞发表讲话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所以此次国民联盟在大胜背景下能否彻底冲破安全阀才是此次选举的真正危机所在。

制度危机并不是法国和欧洲所独有，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更早早陷入危机，它的安全阀也早就完全失灵。

今天的美国政治，用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就是政治衰败。风起于青萍之末，美国的政治衰败早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时就已经显现了。

2000年美国大选由于选票极其接近而陷入争议僵局。最后由最高法院裁定共和党的小布什获胜。这起事件对美国政治发展有三重意义。

一是这是美国1965年《选举权法》颁布而真正完全实现一人一票以来的第一次僵局，也是此后第一次出现输掉普选票而当选总统的政治现象。

二是选举结果由非民选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决定。当时决定选举胜负的佛罗里达州由于机器无法识别全部选票，该州由民主党人士组成的法院宣布所有出现大量废票的郡都必须进行人工重新计票。但第二天这个裁决就被最高法院判决停止，从而导致小布什获胜。共和党提名的五位大法官站在小布什一边，民主党提名的大法官则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美国是否司法独立，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第三个意义则更为重要。美式民主制度一向标榜“惩劣奖优”，即表现优异的政治人物和政党可以当选和连任，相反就会被选下台。但这一次却并非如此。克林顿八年是美国冷战后的黄金时期：经济繁荣，股市屡创新高，社会就业充分，实现了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和高经济增长的“两低一高”。甚至美国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都变为财政盈余，债务也罕见下降。然而担任克林顿八年副总统的戈尔却未能因为民主党执政的优异表现而受益。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八年的优异表现却可以让担任副总统的老布什赢得选举。也就是说美式民主制度在那个时期还可以“惩劣奖优”，但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个功能就消失了。美国的政治衰败自此显性化并进展迅速。

随后的小布什八年是美国冷战后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两场战争和一场金融危机严重消耗了美国的软硬实力。这并非小布什一人的过错，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200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为发动阿富汗战争铺平了道路。只有加州众议员芭芭拉·李投了唯一的反对票。她反对的理由是这将使美国陷入“一场既没有退出策略、也没有明确目标的无限战争”。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唯一正确的。

2002年10月国会又是大比例通过“伊拉克战争授权法”，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更不可思议的是，号称历史最差总统之一的小布什竟然还能连任成功！“惩劣奖优”机制再度失灵。

2008年美国历史性选出第一位非洲裔总统。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事件发生一般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现有体系脱序。二是现有体系的改良或者革命。从今天的视野来看，奥巴马当选属于第一种。因为此后，类似的前所未有的事件而且是负面事件接连发生：2016年政治局外人、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当选总统，而且和小布什一样又是以普选少数票当选。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父的政治制度设计初衷就是为了防止特朗普这样的人物出现。从这一点来看，这一套制度设计已经完全失灵了。

2016年总统大选结果 图片来源：商业内幕网站

特朗普当选后，立即引发全美抗议浪潮，美国社会自实现一人一票后第一次大规模出现不承认选举结果的现象。2020年大选，身为总统的特朗普以及众多国会议员拒不承认选举结果，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2021年1月6日美国发生国会被民众占领事件，又创美国历史先河。然而这并不是终点：2024年5月，一个在第三世界国家常有的事却在美国上演了：在选举年反对党的候选人被判刑。

特朗普不仅是前任总统，还是赢得共和党初选、事实上已经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恰在此时，他被纽约法庭判定有罪。纽约是民主党支持者占绝对多数的区域，12名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大概率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所以共和党支持者自然会怀疑其公正性。这也是为什么此前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律师团队就多次要求改变案件审理地点，但都被法院拒绝。

如果从司法实践来看，三权分立的制度并不能避免法官的政治立场对法律解读的影响。类似还有妇女堕胎权，共和党反对，民主党支持。2022年最高法院否决了妇女的这项权力，其中共和党提名的六位大法官全部否决该法案，民主党提名的三名大法官则完全相反。堪称美国当今政治的真实体现。

在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国家，大选前、面对一个高度争议的政治人物竟然有这样一致的结果，自然不可避免的会引发政治猜疑。不管案件的审理过程是否有政治动机在推动，但其结果有强烈的政治效应却是不争的事实。

特朗普一案最大的历史意义不在于打破了刑不上美国总统的默契，而在于美国政治竞争的底线进一步下移。对于政治人物来讲，失败者不仅仅将拿不到权力，也有可能失去自由。而对于民主党人来讲，一定会想，如果特朗普当选，他们将会面临什么命运。禁忌一旦开启，美国政治的走向就是莫测的黑洞。

美国政治的衰败已经是全球各界共识。多次民调显示60%以上的民众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以福山为代表的学者早在2014年就发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结论是：“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如今十年过去了，不得不叹服他预测之精准。

纵观欧美的政治演变和动荡，我们确实更应该回味两千多年前，西方哲学和政治学奠基者之一亚里斯多德的预言：民主制度必然堕落成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