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
几周之内，亚洲的天空忽阴忽晴。
在此之前，美国刚刚结束了所谓的美日菲“小多边”会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周中日韩三边会议的“味道”完全不同，中国承诺重启停滞不前的自由贸易谈判。
美国召开的是军事化的小型多边会议，中国则专注于以改善各国人民福祉为重点的经济议题。
刚刚在首尔召开的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参加的三方领导人会议上，李强总理建议将彼此视为合作伙伴，并指出要摒弃保护主义。
5月27日，第九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在首尔举行。图源：法新社
与会者显然认为，不断扩大贸易关系才能对各自经济及北亚地区经济福祉做出重要贡献。与会各方同意恢复自由贸易谈判，以加快谈判进程，达成一项“自由、公平、全面、高质量和互惠互利”的三边自由贸易协定。
在联合声明中，三国领导人重申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指出“我们将继续努力打造全球公平竞争环境，营造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透明、包容、可预测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这一声明至少有四大潜在意义，特别是三位领导人同意将三国合作机制化，定期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和部长级会议，下一次会议将由日本主办。其潜在意义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承认开放的全球贸易体制最有利于国家经济利益；在这种体制下，商品和服务贸易可以在多边机构，即世贸组织的管理环境下合规进行。
有趣的是，对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重要性的肯定，与美国对这一多边体系持续表达的敌意形成鲜明对比。
自2018年以来，美国通过阻挠上诉法官的任命，导致世贸组织的工作难以开展。最近，美国在对中国企业和产品实施其他惩罚性制裁的基础上，又宣布了一系列关税措施，这也表明美国对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的承诺正笼罩在阴霾之下。
事实上，作为全球贸易大国，美国的行为已经“变质”，这不仅体现在上述几点，还体现在针对美国产品的世贸组织争端，比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要多这一现实上。
目前在世贸组织程序中，针对美国产品的争端有171起；针对欧盟的争端有106起，而针对中国的争端只有49起。
其二，建立领导层定期对话机制，为三个参与方之间不时出现的紧张关系提供了压舱石。这表明三方关系已趋于成熟，认识到有必要努力制定可供各方单独或集体采用的解决方案。
其三，通过这种制度化的接触和对话，有可能推动高质量的北亚经济对话，从而带动整个亚洲在贸易和投资上的扩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持续改革，并促进重要的多边经济合作架构的巩固，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必须指出的是，在RCEP的经济体中，即东盟十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中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加起来约占RCEP经济体总GDP的79%，其中，中国占54%，日本占19%，韩国占6%。从整个地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重。
最后，随着贸易关系的不断加强，用本国货币而非美元结算的好处日益明显。这促使三国参与并推动整个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以支持电子商务和跨境支付的便捷化。
中国的数字人民币计划日益成熟。日本央行的数字货币试点阶段始于2023年4月，并于近期推出了数字日元。韩国央行于2023年11月公布了其零售央行数字货币试点计划的细节。
5月27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与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图源：央视
对共同经济利益的关注是成熟国家间国际关系的典范，这与美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如前所述，世贸组织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对多边机构的承诺受到国际社会的严重质疑，它极力阻挠世贸组织的机构改革，放下了任何全球领导地位的伪装。
在地区层面，美国的作为也已表明其优先追求的是军事化和不稳定，而不是地区的经济繁荣。
2022年5月，拜登总统推出了《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该计划雄心勃勃，希望通过更多贸易合作、供应链整合、清洁能源以及税收和反腐举措等四大支柱，实现所谓跨国贸易公平，从而促进印太地区经济发展。
在这四大支柱中，贸易已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支柱，其他支柱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也值得怀疑。截止到2023年11月，美国政府未能确保IPEF贸易框架获得通过。这一失败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美国不会在贸易合作上遵守承诺。
通过《降低通货膨胀法》，美国为本国企业提供补贴，加大了新兴经济体企业的风险。值得怀疑的是，美国能为亚洲国家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美国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来鼓励技术转让和投资。亚洲国家从RCEP等机构中获得的好处远远多于从IPEF中获得的好处。
2022年8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通胀削减法案》。（图源：IRA）
美国是否有意愿和有能力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经济伙伴，亚洲各国对此持怀疑态度是正确的。事实越来越清晰，美国的首要任务不是促进亚洲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而是尽可能地利用亚洲经济体来重振美国的亚洲霸主地位，并通过代理人的方式与中国展开安全较量。
美国将亚洲地区军事化放在首位的做法，破坏了经济发展，加剧了摩擦，造成了地区的不稳定。
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经常说，安全与繁荣是相互排斥的选择。他认为，与繁荣相比，各国总是会选择安全（他的意思是生存）。这种观点与美国在亚洲所采取的方法如出一辙，即美国优先考虑狭义的“安全”——地区军事化，而不是整体上考虑促进地区稳定、和平与繁荣的方法。
米尔斯海默的二元论是典型的传统西方哲学框架。在这种框架下，国际事务的整体性是无法想象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非此即彼的选择，无法想象有一个机制可以支持不可分割的安全与繁荣，更不用说设计和建设了。
相比之下，安全与繁荣可以视为相互依存的要素，它们共同支撑着不可分割的安全的实现。国家繁荣可以在一个稳定和安全的环境中得到最好的实现；而国家安全则以全面繁荣为支撑。
通过贸易、投资和发展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以实现亚洲经济的全面一体化，是过去二十年区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许多事情的发生有益于区域经济体抵御美元动荡，或美国货币政策变化造成的冲击。尽管如此，日元近期的波动反映了其货币对美元市场敞口的脆弱性。摆脱对美元的严重依赖有助于提高日本经济的稳定性，同时也能重新设定汇率以支持其国内经济发展。
地区安全离不开经济安全，反之亦然。通过强有力的地区和全球多边机构，开展以加强跨国经济互动和稳定为重点的地区对话，是亚洲地区保持长期活力的关键。
要使中日韩领导人对话为实现不可分割的地区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这有可能是一次有益的重启，并与美国在亚洲问题上的行动和态度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