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Warwick Powell）】
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澳大利亚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时，澳大利亚官方的措辞必定会重温现任政府的著名公式：“我们将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必须合作的范围内消除分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合作”。
在过去的12个月里，双方的经济关系出现了积极的转变，一系列反贸易措施正在逐步取消。尽管如此，即使在外交关系紧张的那几年（2020年中至2022年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仍在继续扩大。这表明，贸易活动更多地受到资源互补性而非外交多变性的驱动。
澳大利亚第31任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正常、稳定的国事活动比紧张的外交关系更可取。
但是，在外交正常化的表象之下，澳大利亚仍难以摆脱以下两个因素的束缚：
其一，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戴维·沃克（David Walker）在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澳大利亚对中国和亚洲的态度时，明确指出了这个国家的特性——焦虑。
其二，正如澳大利亚著名外交政策分析家艾伦·金格尔（Allan Gyngell）所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人心底里有一种被大国抛弃的恐惧。
悉尼科技大学（UTS-ACRI/BRI）的最新民调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虽然澳大利亚人希望继续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获益（62%），但令人担忧的是，相当大一部分人（71%）仍然认为与中国交往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并支持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59%）。
一方面希望从两国关系中获益，同时又对中国持消极和警惕的矛盾态度，这并非最近才出现的新现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这表明，尽管峰回路转，建立在互利互信基础上的两国外交关系仍然任重道远。
中澳两国人民的初接触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跨越了多个世纪。
考古记录和原住民的口述历史表明，早在英国第一支舰队抵达澳大利亚大陆海岸之前，中国商人就与澳大利亚原住民有过交往了。口述历史记载了中国人与澳大利亚北部的雍古族人有直接往来。还有人认为，中国水手早在15世纪初就发现并绘制了澳大利亚大陆的地图，这比欧洲和英国殖民者要早得多。
至少从17世纪起，在1788年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建立之前，澳大利亚北部的原住民就与苏拉威西岛（现印度尼西亚）港口城市望加锡的渔民进行过海参贸易。当时的每年十二月左右，望加锡渔民会乘船前往澳大利亚，并在那里逗留数月。他们住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收集和加工海参，然后满载而归。
他们把海参运往中国。事实上，海参贸易将澳大利亚北海岸、望加锡和中国南部连接了起来。
然而，在白人定居（1788 年）之后，澳大利亚与亚洲，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华人矿工的岁月
1818年，第一位有记录的中国移民从中国南方的广州来到澳大利亚，抵达悉尼。到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吸引了大批华人来到澳大利亚。大量华人涌入金矿，他们的成功助长了反华情绪，很快成了欧洲淘金者的“眼中钉”。
第一次反华示威发生在1854年7月维多利亚州金矿区的本迪戈，一些示威活动试图将华人赶出金矿区。
欧洲矿工和中国矿工之间的争斗在戴尔斯福德和卡斯尔梅恩爆发：一群中国人从罗布前往维多利亚挖掘区，他们在亚拉腊发现了新的金矿，但被欧洲人赶了出来。
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1856 年新南威尔士洛基河矿区。
南澳华人矿工纪念石碑，图片来自 The diggers from China
1857年和1858年，在阿德朗（Adelong）和坦巴罗拉（Tambaroora）也相继发生冲突。1857年7月在维多利亚州巴克兰河金矿区屡发的争斗，是那段时间矿区大骚乱最严重的一次。
在新南威尔士州伯兰贡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反华暴力示威活动中，欧洲淘金者的怨恨也达到了顶点。约2000-3000 名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矿工袭击了约2000名中国矿工，并将他们赶出矿区。华人营地被毁，许多人受伤。
不仅如此，欧洲人还担忧中国移民是天花等病毒的携带者，会对当地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当时的报纸也经常刊登煽动性文章，目的就是强化当地人的恐惧和担忧，抹黑中国移民。
向大英帝国靠拢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一直与中国保持着令人不安、有时甚至是警惕和敌对的关系。
澳大利亚对非欧洲人（尤其是华人）的态度，其核心就是“白澳政策”，这是一套旨在禁止非欧洲血统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移民澳大利亚的政策。随着《移民限制法》1901年生效，“白澳政策”以各种形式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该政策成了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基础。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对外安全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作为英国殖民地，澳大利亚与英国王室和英联邦联系紧密。澳大利亚的安全来自于它与大英帝国的关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时期，面对日本的侵略，大英帝国光环落幕，显然已无法再为澳大利亚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英国的战列巡洋舰“威尔士亲王”号与战列舰“反击”号在作战时被日本飞机击沉，澳大利亚总理约翰·科廷开始担心澳大利亚对英国和新加坡海军基地的依赖。随着新加坡的日益沦陷，科廷认为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新的盟友，这个盟友就是美国。
1940年代停泊在斯卡帕湾中的“威尔士亲王”号
面向亚洲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迎来了新的景象。
1973年，随着禁止以种族为由限制移民法律的出台，“白澳政策”正式破产。1975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种族歧视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规定基于种族的选拔标准非法。
大约是在同一时间，1972年12月21日，中澳两国在巴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中、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是两国首次通过签署联合公报的方式互相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
澳中关系自此逐步改善。事实上，到20世纪80年代末，澳大利亚政府已经认识到，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繁荣将越来越依赖于扩大与北亚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当时，澳大利亚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报告，明确了扩大双边经济关系的政策的承诺。
1989年，《澳大利亚与东北亚崛起》，又称《加诺特报告》发布，报告主张对国内和国际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并认识到澳大利亚的未来在北方。
1994年，一份《亚洲语言与澳大利亚的经济未来》报告，即《陆克文报告》提交给了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澳大利亚政府随后商定了一项国家战略，以提升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认知水平。该报告建议，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个澳大利亚儿童都必须至少学习四种亚洲语言中的一种——汉语、日语、韩语或者印尼语。
一些分析指出，澳大利亚的亚洲认知工作在2002年达到顶峰。这一年，随着相关基金的终止，澳大利亚的亚洲语言和文化教育战略也终止了。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继续蓬勃发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澳大利亚还迎来了新一波的中国移民潮，以致于到2011年，来自中国的移民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主要移民来源国——英国。
澳大利亚的华人，拍摄于2010年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澳大利亚第一所中医孔子学院成立仪式上
目前，澳大利亚有120多万人讲中文，其中约有一半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贸易关系也在蓬勃发展，中国现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事实上，目前澳大利亚约有30%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2016年《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充分体现了双边贸易对两国的重要性。
新时代的“恐华症”
然而，尽管经济互补性不断增强，近年来中澳自由贸易区下的双边关系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
经济关系恶化的例子包括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政府的电信项目，以及澳中两国针对对方产品采取的各种反倾销措施。
但即使采取了上述措施，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仍在持续增长。除了某些行业所受负面影响更大，如葡萄酒和海产品，外交紧张局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贸易额。
双边关系的恶化蔓延到非经济领域的主要背景是，自2011年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启动以来，美国的军事安全态势发生了转变，这在澳大利亚国防机构中引起了反响。
过去十多年来，美国对华关系日趋紧张也对澳大利亚产生了影响。特恩布尔政府对华为的禁令，作为全球首个对华为公司的禁令，体现了澳大利亚“安全”优先事项，与美国的优先事项保持了步调一致。
新南威尔士大学克林顿·费尔南德斯（Clinton Fernandes）教授指出，在澳大利亚的国防和安全政策机构看来，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主导地位有着内在联系。因此，澳大利亚的政策应该始终与维护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保持一致。
这种次帝国主义国家的定位，也与澳大利亚曾作为盎格鲁欧洲的亚洲殖民地历史的“焦虑不安”紧密关联。这种不安正是历史学家戴维·沃克笔下 "焦虑国家"的最好注脚。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戴维·沃克的著作《焦虑的国家》
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地理位置，与其北欧文化历史渊源中流离失所的不安，渗透到了澳大利亚的身份意识和世界地位中。事实上，在外交政策领域，这种“焦虑”滋生了一种“被遗弃的恐惧”，即澳大利亚失去其跨大西洋保护者安全保障的恐惧。
到2018年，美国的外交政策或多或少地放弃了按照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模式塑造中国的想法。相反，它越来越被美国和西方视为竞争对手，而且是一个系统性的竞争对手，甚至是生存威胁。
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也紧随其后。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这种转变——这与19世纪50年代将中国人抹黑为疾病传播者的历史产生了回响。
新一轮的“中国恐惧/威胁”论调愈演愈烈，甚至与中国开战的战鼓也越敲越响。国防和情报行业相关的各类智囊团发起宣传行动，旨在将中国描绘成对澳大利亚以及周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敌人。
公众态度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日益 “咄咄逼人”，甚至中国可能入侵澳大利亚，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上升。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恐惧再次被激活。在疫情流行期间（2020-2022 年），在澳华人也不幸成为辱骂和肢体暴力的目标。
解冻
2022年5月的政府更迭，仿佛成了断路器，至少切断了与中国官方层面的紧张关系。在经济问题上当然也是如此，之前的限制措施已经开始解除。
然而，在其他方面，有些动态因素仍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对经济讨论蒙上阴影。
就在中澳经济和外交关系升温的同时，澳大利亚的防务和安全态势仍在美国维护其亚洲霸主地位的努力中继续巩固。
这些安全因素可能会影响澳大利亚经济政策制定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技术合作、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等领域。
尽管生产力委员会（2021-22 年）对澳大利亚供应链风险进行了详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澳大利亚的供应链基本上没有风险，而且事实上，供应链安全的最佳实现方式不是基于“友岸外包”等理念的狭隘政策，而是持续支持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开放式全球贸易体制。但澳大利亚的政策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 “去风险”和“脱钩”概念为基础的美国政策要求的影响。
2019-2020年澳洲贸易伙伴份额，以双边贸易额计算中国遥遥领先。截图自：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同样，在澳大利亚寻求提高关键矿产和稀土附加值的过程中，迄今为止的经验是，只有来自中国的企业为这一努力做出了贡献。然而，如果将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潜力与美国的安全要务挂钩，澳大利亚可能要面临产能发展被拖累的风险。
展望：仍在美国阴影之下
“中国威胁论”可能继续会在整个澳大利亚政治精英中回响，今天的论调很容易激发深植于澳大利亚历史文化心理中的焦虑情绪。在19世纪60年代，正是因为反华情绪的蔓延，导致了针对澳大利亚金矿华工的暴力行为。
这也为那些寻求与美国步调一致的政客和精英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政策精英，尤其是那些在军事和情报部门中安身立命的人，习惯了担当美国次帝国盟友的角色，在过去20年中，他们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国防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和主权行动的能力。过去，澳大利亚国防政策的基石是确保自给自足，但这已不再是现实。
国家主权在国防能力中的从属地位，实际上使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完全受制于“伟大保护者”的利益和需要。贸易政策可能仍会寻求开放，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双边、地区和全球多边机构最大限度地发挥互补性作用。
澳大利亚的中长期态势如何发展，与其说取决于其自身的自主决策，不如说更多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逐渐丧失。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仍将是一个"焦虑的国家"。澳大利亚对整个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态度，不幸地，将与华盛顿的一举一动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