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许多西方主流评论家的一贯说法相反，中国很可能会加强——而不是减少——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接触。

中国的外部循环，加上开源数字技术的扩散，正在冲击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全球资本积累制度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些动向可能会继续下去，甚至在三中全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背景下加剧。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Warwick Powell）】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中国的改革仍在继续，而随着中国的发展，全球经济的轮廓和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全球经济结构先由大英帝国主导，后来则由美国作为全球经济霸主主导。目前，这种“中心——边缘体系”正在经历去中心化，多样化的网络和链接创造了一个新的价值增长与循环的多节点体系。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去中心化进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召开过一系列关乎国家政策和改革的重要会议，这些会议对历史进程进行评估，并擘画出未来的发展重点。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也是如此。三中全会就《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稿展开讨论，并对其进行审议。《决定》大部分讨论围绕中国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等核心主题展开。全会通过的《决定》反映了这些重点领域。

中国将更加融入世界经济

对这一系列主题进行考量的基础，是当前中国与全球经济的关系。

中国目前是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彭博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进行的测算显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将达到21%。简而言之，中国对外部环境的政策姿态，对世界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与许多西方主流评论家的一贯说法相反，中国很可能会加强——而不是减少——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接触。

几年前，当中国首次提出“双循环”概念时，许多评论家将其解读为“中国将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以及在一些关键领域坚持“自主创新”的言论，都被视为“开放”倒退的信号。

在笔者看来，此类解读都没有抓住重点。

双循环不是“非此即彼”的概念，而是动态视角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框架。通过这一视角的观察，国内和国际循环是互动共生的，而且内循环因其本身的市场规模而占据主导地位。

以制造业为例。1995年，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与总产出之比约为11%。到2004年，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几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18%。然而，到2020年，这一出口比率已降至13%。

随着中国制造业总产值的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到202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约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30%。

左图：中国制造业总产值（蓝线）与附加值（橙线）年增长率，右图：中国制造业出口占总产出之比（蓝线）图片来源：Richard Baldwin（作者供图）

尽管如此，过去25年中，随着制造业产出的增长，中国企业和家庭的消费也在增长，因此制造业出口从未超过总产出的20%。在此期间，中国制造业的价值曲线也在逐步上升。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中国制造业从简单产品加工向复杂产品的研发生产转型。

中国制造正在进入新阶段

现在，凭借过去25年的积累，中国制造业正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特点是一系列重要的质和量的转变。这些转变随着产出和分发的能力提升，加速了资金的流通。机器人和高速数据网络带来的自动化，以及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的日益快速的数据处理，正在开始重塑工厂、仓库、港口和物流。

自动化也是能源密集型的。在中国，能源转型与生产自动化同步，可再生能源在中国整体能源生产和利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有两个重要的含义。

首先，新能源的转型改善了空气质量。其次，新能源转型正在推动能源边际成本的跃迁式变化。现在，可再生能源发电与现代电池存储解决方案的结合，能以比传统碳氢化合物为基础的能源系统便宜数倍的边际成本，为社会提供能源。

新能源不仅支持生产的自动化，而且对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整个社会和经济系统中的应用也至关重要。数据中心是新能源需求的主要驱动力，如果数字化要在整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发挥其潜力，提供最低成本的能源解决方案至关重要。高效的数据运算不仅可以使决策更优化更及时、跨关键节点的沟通更顺利，而且对于改善支付系统和资本市场的运营也至关重要。

过去十年来，中国在电子商务和在线支付平台领域的领导地位，为下一代数字化支付奠定了基础。正在进行的数字人民币试验，以及数字人民币纳入法定货币供应，将促进支付交易更顺畅。支付数字化已经带来了国内经济中货币流通的明显改善，从而降低了经济运转和资本积累所需的总货币存量和货币供应增长率。正在进行的旨在创建统一大市场的改革，随着跨省监管协调将交易摩擦降到最低，将进一步改善数字货币的循环。

供应链的逐步数字化有望推动下一阶段的交易效率，并与通过机器人和自动化实现的生产效率的提升相辅相成。支付是指当交易条件（即有关商品和服务）满足协议的要求时，从买方到卖方的资金转移。一手付钱，一手交货，将这两厢联系起来的是彼此信息的可信度和完整性。随着供应链的数字化，支付（包括供应链融资的提供）有望变得更快、更便宜。

新科技正在改变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模式

高科技制造业、数字化支付和清洁能源系统的出现代表了三股发展力量，这些发展一方面也改变了社会资本的结构，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互动模式。

虽然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经济的直接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城市化和通过住房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但到2017年底，人们明显担心，过多的资本涌入房地产开发部门可能导致中国的“明斯基时刻”。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警告说，在明显的“宽松信贷”的背景下，存在这种风险。大约在同一时间，中国官方明确表示，“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到2017年，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达到20%以上，而现在已经下降到5%以下；与此同时，信贷增长越来越多地流向高科技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推动了电池存储技术、可再生能源生产系统（特别是太阳能、风能和氢能）、机器人应用和清洁能源运输解决方案的快速发展。

自2020年以来，中国成为全球新型电动汽车（NEV）的领导者，这是21世纪初开始的投资的结果，资源从房地产向智能和绿色的转移，刺激了投资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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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现在是全球领导者。虽然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的影响表示担忧，但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在热情拥抱低成本清洁交通方案的发展机会。中国企业不仅出口领先的运输技术，而且还通过在海外建立新工厂来输出资本。比亚迪和奇瑞正在巴西、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匈牙利和西班牙等多个国家设立工厂。意大利政府也在积极邀请中国新能源车企在意大利设立公司。

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同频共振

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也影响着全球的能源供应。虽然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大部分关注点是其国内增长需求，但中国也在出口技术和专有技术。经济发展、GDP增长与能源消费密切相关，低成本能源的供应减少了全球南方的发展障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也关系到一国的能源主权。

中国企业也在一些国家投资建设下游矿物加工制造和上游相关配套公司，包括埃及和尼日尔利亚的钢铁制造。这缩短了供应链，改善了物流，并实现了本地化的产业升级和劳动力的技能提升。一些人将其描述为“湖南模式”（Johnston 2023），在这种模式中，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利用中国的金融资本和专业知识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发展经济。

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是主要的贸易顺差国。而这都是建立在与跨大西洋世界富裕经济体——欧盟和美国——的贸易之上的。

但在过去十几年，贸易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BRI）共建国的贸易增长率高于整体贸易增长率，这支撑了这一目标。东南亚是主要贡献力量，尽管非洲东海岸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很突出。

近年来，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现在，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额比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额加起来还要多。

数字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大亮点，同时也撬动了全球经济结构框架的变迁。在过去30年里，全球数据流都是由地面、卫星和海底的基础设施网络实现的，而这些又通过弗吉尼亚州的数据中心进行传输。这使得数据流动面临被拦截的风险，美国因此得以有效地“将全球经济武器化”。作为回应，中国企业在一系列开源技术环境中逐步扩展了自己的能力，为我此前所说的“新兴数字威斯特伐利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全球体系转变：不是从一个霸主到另一个霸主

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中国的外部循环，加上开源数字技术的扩散，正在冲击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全球资本积累制度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些动向可能会继续下去，甚至在三中全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背景下加剧。

正如历史学家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观察，在过去500年资本积累、危机和变化的动态发展中，全球体系的转变不是从一个中央霸主到另一个中央霸主的过渡，而是从集中式结构到具有多个节点的去中心结构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