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鲍韶山 翻译/观察者网 彭宇萱】

怀旧情绪笼罩了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大选胜利，它既是诊断现实的手段，也是预测未来的灵感源泉。怀旧将物质层面与情感层面相融合，使特朗普竞选团队能够成功触及美国越来越多家庭所面临的持续经济压力，并激发起人们对往昔岁月的向往之情。

怀旧情绪的诊断与预测将物质手段与情感力量相结合。一方面，它涉及归咎责任，同时也伴随着国家复兴的承诺。怀旧的想象让人们回溯到一个更美好的时代，一个“美国梦”被玷污和窃取之前的时代。

贫困、流离失所的人们能感觉到他们的焦虑得到了倾听，并怀揣着希望，相信美国梦会再次成为可能。他们的困境，以及美国的困境，都可以归咎于自由派精英的失职。历代以来，这些精英们将应许之地的钥匙交给了无神论的“全球主义者”集团。复兴美国民族主义是特朗普的信条；他能同时向上帝和国家发出号召。

美国被重新构想为最严重的受害者。美国的慷慨被利用了——被一群已经脱离美国本土气息的文化精英所利用，被成群结队的非法移民所利用，以及被全世界忘恩负义的国家所利用。美国不仅是其内部被全球化阵营背叛的受害者，也是中国崛起挑战华盛顿地位的受害者，更是忘恩负义的欧洲拒绝承担义务和分担费用的受害者。

2021年9月4日，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塔帕丘拉，“移民大篷车”队伍向美国进发。 新华社

怀旧情绪催生出一个想象中完美无瑕、正直强盛的美国形象。它描绘出一幅救赎可能性的画面，在这幅画面中，那些对救赎国家财富有合法诉求的人被动员起来，将他们的力量汇聚到对抗非法势力上。如此一来，美国堕落留下的污点便能被涤荡干净。

特朗普的政策回归，是基于对历史辉煌和原始纯洁感的认知。他承诺回归更美好的时代，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他划定了敌人，并让他们为美国的衰落负责。必须清除全球主义者，必须“排干沼泽”（特朗普刚上台时向自己的支持者承诺要“排干华盛顿的政治沼泽”，意即清除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影响，清除政治腐败，打破建制派构筑的层层政治壁垒），但中国的存在本身便是美国衰落的象征。几十年来，美国试图塑造和改变中国，却未能如愿。现在，形势已经改变：中国成为了美国面临的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生存威胁。至于欧洲和其他杂七杂八的盟友，他们只需简单地支付费用即可。

即使怀旧情绪具有政治效应，它也不太可能解决美国的问题。话虽如此，怀旧情绪很可能成为美国在现实世界中寻得自身道路所需的情感宣泄的前奏。

当今美国的社会安定

过去40年来，美国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实际税前收入至多保持停滞，有时甚至呈现下降趋势。从宏观层面看，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反映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这些变化不仅加剧了人口结构上的不平等，还在地理分布上有所体现，美国商务部的研究观察到了这一点，并得到了《自然》杂志和CEPR（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关于地区工资差异最新研究的证实。

一系列数据强有力地表明，当前的国家经济模式正越来越辜负大部分美国人的期望。与此同时，在选举前夕，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民主党领袖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所谓专家纷纷哀叹道，许多普通人没有意识到经济表现有多好。他将此归咎于“负能量”。

然而，这不仅仅是“负能量”的问题。要考虑以下几点：

●超过50%的美国人过着月光族的生活。根据美国银行2024年10月的数据，与五年前相比，现在有更多的美国人正艰难地从一个发薪周期过渡到下一个。报告作者戴维·廷斯利表示：“对于一些家庭而言，其收入增长基本能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从而免受其害。”不出所料，低收入家庭承受了最大的冲击，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中，有35%属于此类，但几乎每个收入阶层都至少有20%的人在支付必要开支后所剩无几，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人群也不例外。

●据《新闻周刊》2024年4月的报道，超过20%的美国家庭表示，他们为了支付房租或房屋贷款而不得不省下餐费。而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统计，2023年有13.5%的家庭面临粮食安全问题，这一比例高于2022年的12.8%。

●通货膨胀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资产丰厚的家庭不仅能够承受价格上涨，还能从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值上涨中获益。而提高利率表面上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实际上却使情况恶化。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及其合作者在2024年2月的一份工作文件中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现有的价格指数衡量标准并未包含成本，而一旦将借贷成本纳入考量，家庭实际承担的成本将远高于主流模型所预测的水平。

●信用卡债务不断攀升，逾期率也随之上升。越来越多的家庭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利息负担，更不用说偿还本金了。由于家庭不得不依靠储蓄度日，全国家庭储蓄率已从疫情期间的高点大幅下滑。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报告，过去一年信用卡逾期率增长了50%以上。总体而言，目前约有6.4%的账户已逾期90天以上，相比2022年底的4%有所增加。美国家庭为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正在大量消耗储蓄。2024年8月，美国家庭储蓄率为4.8%，而1959年至2024年的平均储蓄率为8.44%。事实上，在2020年4月疫情初期，美国家庭储蓄率曾创下32%的历史新高。

●摇摆州的房价上涨速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生活成本普遍也是如此。据《今日美国》的数据显示，平均而言，过去四年间，全美的中位房价上涨了106,000美元，而在威斯康星州、佐治亚州、内华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亚利桑那州（均为摇摆州）的涨幅分别超过了128,000美元、138,000美元、141,000美元、145,550美元和162,000美元。从房价中位数与收入中位数的比值来看，在这七个州中的五个州，现在拥有房产的成本比四年前更高。

摇摆州2022年与2024年的房价中位数对比 USA Today

●摇摆州的家庭中位收入增长水平也低于全国中位数。报告显示，2022年至2023年间，佐治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家庭中位收入显著下降，研究人员指出，佐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租金涨幅均高于平均水平。

面对通货膨胀，许多美国人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但少数人则因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持续上涨带来的资本增值而受益。美联储数据显示，约93%的股市市值掌握在10%的美国人手中，而收入最低的50%工薪阶层仅持有1%的市值。标普500指数的繁荣并不意味着普通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同样强劲。

近年来，人均预期寿命首次在二十多年间出现下降，与此同时，婴儿死亡率却在上升。医疗卫生支出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约10%）的两倍，但这些结果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矛盾的。然而，这也反映了金融化经济体系的特征，即医疗卫生被货币化以产生利润，而非单纯为了实现健康成果。

怀旧的愚蠢

社会契约崩溃的迹象已越来越难以回避，更不用说否认了。只有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似乎还在设法忽视这一警示性的现实。

过去有过更美好的时光，而怀旧政治正是利用当今的物质条件来激发人们的集体可能性感觉。它采用施密特式的政治框架：界定朋友与敌人。特朗普式的美国民族主义将目光投向了两个敌人：一个是国内的敌人，即自由派精英阶层；另一个是国际威胁，即中国。

在国内，他团结众人共同反对“沼泽”，因为这些人破坏了美国的承诺。一个膨胀且自命不凡的政治和文化精英阶层扼杀了美国梦，并将其高价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对文化自由主义的攻击，激起了长期担忧美国精神核心受到污染和淡化的基督教徒的共鸣，并将不同的政治力量凝聚起来，共同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

在外交方面，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就将目标对准了中国。他指责中国通过“窃取工作机会和知识产权”掏空了美国工业。中国应为美国工业的困境负责，这仍然是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主要旋律。特朗普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万斯辩称：“我们将共同保护美国工人的工资，阻止中国共产党在牺牲美国公民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中产阶级”。美国再次成为了所谓“恶行”的受害者。旧账需要清算，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贸易差额的计算。

2019年6月17日，在美国华盛顿，一件救生衣上挂着抗议加征关税的标语。 新华社

特朗普将关税视为迫使中国屈服的关键手段。他认为通过对中国制造商品加征关税，可以将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本土。疫情之后，随着美国政治体制内相互竞争的力量在对华“强硬”问题上相互较劲，这种言辞上激烈程度进一步升级——中国不仅是一个无赖、一个小偷，更是对美国和美国秩序本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脱钩成为了一种言辞上的必需，尽管这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未带来工作岗位的回流。这一结论从美国经济学家大卫·阿托尔（David Artor）及其同事于2024年1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清晰可见。阿托尔长期研究贸易和技术变革对美国就业结构的影响。他的学术工作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对自由贸易经典教条的盲目遵循，但他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分析表明，这些关税政策根本没有实现其既定目标。往好处说，工作岗位没有回流到美国本土；往坏处说，通过间接影响，关税进一步损害了那些适应能力最差的人的就业前景。关税政策在经济上是失败的，但在2020年的选举中却带来了意外的政治红利。

面对失败，特朗普从不退缩，他提出要加倍征收关税。因此，关税继续成为特朗普2.0版本的主要政策手段。他威胁要对中国制造商品征收60%至200%的关税，同时也对其他国家商品征收关税。他甚至威胁要对那些放弃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国家征收关税。他以特有的夸张语气声称：“如果我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我要征收100%、200%、甚至2000%的关税。”

如果2018年之后的关税政策未能奏效，那么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它们在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过去40年左右，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呈现空心化现象，与其说是与其他国家贸易竞争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政治经济逐步金融化和自动化替代效应所致。别忘了，尽管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但制造业产出仍在持续增长。此外，如今中国经济结构（尤其是制造业）对美国市场以及总体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

美国产业空心化

包括伊马德·穆萨（Imad Moosa）、玛丽亚·伊万诺娃（Maria Ivanova）、布劳恩（Braun）和米尔伯格（Milberg）、威尔克（Wilker）等在内的众多研究人员已经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化的增长如何对美国工业资本积累产生不利影响。他们指出，前者的发展正是后者空心化的直接结果。穆萨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发展指数”，证明了金融化扩张与美国制造业就业缩减之间的反向关系。事实上，对美国制造业衰退的担忧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像伊拉·马加齐纳（Ira Magaziner）这样的分析家就已经警告过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下降，这比中国工业能力提升早了二十年。

金融化与制造业就业下滑同时发生，而后者正是推动政治周期中诸多不满情绪的根源。如前所述，金融化还使得金融财富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除了上文提到的股票价值所有权集中外，根据乐施会最近的一份报告，美国前1%的企业拥有美国97%的企业资产。经济学家Kwon, Ma and Zimmerman已经证明了美国资本跨行业集中的长期趋势，其中制造业的资本集中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

2024年8月5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工作。 新华社

金融化、所有权集中和市场集中都是美国政治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可以说，贸易影响只是后续效应。然而，我们看到贸易政策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而这根本无法解决金融化美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以保护措施为基础的贸易政策之所以能获得支持，并非因为其经济有效性，而是因为情感效应。这种政治红利是通过怀旧政治来动员的。

中国的韧性

就中国而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而非净出口。1960年至2023年期间，中国的贸易平衡占GDP的平均比例为1.52%，波动范围在-4.04%至8.68%之间。2023年，这一比例为2.17%。至于中国的制造业，它远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依赖出口。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里克·鲍德温（Rick Baldwin）的最新分析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产出比为15%，接近20世纪90年代中期（13%）的水平，而该比例曾在2004年达到峰值18%。全球出口持续增长，而美国市场在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持续下降。

然而，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确实存在不对称因素。正如鲍德温所指出的，虽然从比例上看，制造业产出对贸易的依赖度并不高，但目前美国经济模式的某些部分总体上已经显著依赖于中国的制造输入。资本品和中间品便是如此，这意味着，任何旨在扩大美国制造业产出的努力，都预设了在一段时间内需要增加对中国制造资本品和中间品的进口。顺便提一下，五角大楼咨询机构Govini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国防部门依赖于成千上万的中国供应商。

如果特朗普新政府加征额外关税，阻碍了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那么关键在于各国（及其产业）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这种损失。西蒙·埃文内特（Simon Evenett）于2024年11月5日发布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试图估算不同国家的反应速度。他假设从2025年初开始，美国市场完全关闭进口。然后，他针对144个美国贸易伙伴进行了估算，预测在哪一年非美国进口的增长将完全弥补失去美国市场准入所带来的损失。埃文内特得出的结论是，澳大利亚的出口将最快恢复，而中国则会在2027年前完全恢复。这对中国工业的影响将是短暂的，反而将进一步巩固中国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现有的贸易增长模式。

2023年8月10日，在山东港口青岛港，一艘货轮在缓缓靠泊码头 新华社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扩展，全球贸易格局持续向东南亚和非洲等高增长市场转移，这使得美国市场的重要性远不如过去。怀旧情绪或许能唤起昔日辉煌的感觉，但当今贸易格局的现实却呈现出不同的局面。针对进入美国市场的关税和其他壁垒措施不太可能对中国产生太大或太久的影响。自2018年特朗普关税政策实施以来，以及中国在过去十多年中对国内生产和贸易模式的持续重组，都强烈表明，尽管总是会有干扰和消耗，但这种做法不太可能使美国工业复兴，也不太可能抑制中国工业发展轨迹。

很有可能，美国经济将因成本上升，失去关键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获取渠道而遭受更大损失，而工作岗位也不会回流到美国本土。

一场净化与革新的前奏？

政治是情感性的，而情感又是物质性的。在金融化的政治经济中，物质现实支撑着一种社会安排，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境况比过去更糟。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的情感被激发、被引导、被汇聚、被利用。怀旧之情成为这些情感的聚焦点，怀旧倾向唤起人们对“美好往昔”的感慨。怀旧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是一片空白，易于被各种不同的想象所填补。

怀旧唤起人们对往昔岁月的渴望。同时，正如南希·福纳（Nancy Foner）、社会学家埃尔吉尼厄斯（Elgenius）和赖德格伦（Rydgren）等研究者所指出的，它们还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时甚至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他们观察到，怀旧政治拥有一套独特的机制，“涉及将理想化的辉煌过去、衰败的当下与乌托邦式的未来进行并置和比较，这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教关于堕落与救赎的叙事相似”。不出所料，这些机制和特征在当代美国政治话语中普遍存在。

几十年来的物质衰退，与美国所珍视的文明承诺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外敌人的威胁的恐惧交织在一起，这种恐惧往往（但并非总是）通过精神战争的倾向表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和共和党对他们声称窃取了2020年大选结果的体制实施了报复。

2021年1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朗普的支持者举行示威游行。 新华社

怀旧之情成为这一股能量与内心渴望的根基——渴望重拾美国失去的承诺；渴望被往昔“辉煌”岁月的记忆所激励；渴望因自己身为上帝旨意的执行者而感到的坚定信念给予支持。虽然怀旧是一种情感上的想象，能够激发那些渴望更美好时光的人们的想象力，但它也作用于物质经历，释放出仇恨的能量——对那些应为个人困境和国家失势负责的人充满仇恨——以及希望，即随着敌人被击败，能够重新找回那失去的承诺。

美国怀旧情绪及其政治影响对全球安全与稳定构成了风险，因为以怀旧情绪为根基的公共政策，很难透过经济结构和财富集中的严峻视角来解决美国的萎靡不振。这种回避问题的做法预示着国内政治体制将持续紧张，而随着问题的加剧，责任推诿的激烈程度很可能会上升。在国内民众深受爱国主义熏陶的背景下，扮演受害者这张牌很有效果，同时也向所有认为“美国梦”已成现实噩梦的人吹出了嘹亮的号角。

拜登、特朗普及万斯等人所推崇的美国保护贸易政策，并不能替代国内的结构性再平衡。国内结构性失衡问题普遍存在，催生了一种外交与贸易政策，迎合了选举周期的情感动态，却掩盖了美国萎靡不振的根源，并对全球安全、稳定与繁荣产生了溢出效应。或许，对美国而言，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怀旧情绪终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渐衰落的美国政治制度迎来一场净化与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