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军】

有能力去设计并实现一个社会的是少数人，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不想管理他人的生活。很多人自己的事情没有管好，却热衷于规划别人的生活。他们规划和干涉他人生活的借口是所谓“很多人很可怜，我们要帮助他们”，这些人的典型代表就是今天西方的“白左”。

“白左”是《牛津词典》中为数不多的由当代中国人发明的新词。根据英语词典的定义，“白左”通常是指极端自由派（或者进步主义者），他们有三个特征：居高临下、虚伪和天真。“白左”不一定都是白人，也包括美国的很多亚裔。“白左”强调政治正确性，只关心大而空、无法落实的事，而不是以现实的方式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白左”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带有一定的贬义，但是在西方，“白左”并不觉得这个称呼是做错了什么情，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在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平权、肤色平等、LGBT、女权主义、素食主义和对待非法移民等方面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批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西方的保守主义。

极端“环保组织”成员为了宣传其主张向梵高名画《向日葵》泼番茄罐头

在中国，“白左”一词的含义略有不同。它带有贬义，令人反感，最令人反感的地方是他们泛滥的同情心、虚伪的人道和自我感觉良好的道德优越感。

照理说，有同情心是件好事，那么什么是同情心泛滥呢？它又是如何侵害社会的呢？我们不妨来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美国左派对罪犯滥用同情心的例子。

美国很多左派认为，罪犯犯罪是因为对他们不够好所导致的，因此要对他们格外照顾，要宽容他们的罪行，要善待他们的生活。左派的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主张取消最低刑期，大量释放罪犯；监狱罪犯种族比例要协调，非洲裔和拉美裔比例不能过高，因此要更多地释放黑人和拉美裔罪犯；彻底废除死刑，消灭死刑对犯罪的威慑力；取消罪犯的保释金，罪犯可以在出庭之前拥有自由。

此外，他们还有一项主张是动摇文明社会根基的，那就是削减警察经费。拜登亲口承认，他支持把警察经费“分流”到其他机构。这些左派人士主张，对于轻罪就不要处罚了，比如在加州950美元以下的抢劫不入罪；对于重罪，比如强奸罪，也要从轻发落，比如在美国强奸罪通常量刑不超过三年。等到那些被定了重罪的犯人开始服刑后，这些左派人士又主张要改善监狱环境，让罪犯更舒适；罪犯出狱后没有住处，政府还要提供免费住房。

由于左派人士滥用同情心，导致给一个嫌疑人定罪成本变得极高，比如要对一桩谋杀案定罪，特别是定死罪，没有上百万美元的诉讼成本是下不来的。即便定了罪，处置一个罪犯的成本也是极高的。比如，2017年3月加州立法分析师办公室公布了上一年（2016年）看押刑事犯人费用的报告，这份报告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公众哗然，因为每年看押一个犯人的费用居然高达70812美元，而当年上哈佛大学一年的学杂费加上食宿费也就是63025美元。

因此，媒体嘲笑道，还不如让那些罪犯去上哈佛，反而更省钱。为什么美国看押犯人的成本如此之高呢？其实监狱设施费用、伙食费和改造费（让他们学点技能）很低，高就高在看守人的工资和医疗费用上，每人每年的医疗费用高达21582美元，是当年美国人均医疗费用（10241美元）的两倍。

不难想象，这样的司法制度破坏了社会的法律和秩序，让法律对犯罪没有太大的威慑，从而导致美国的犯罪率极高。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给出的数据，美国的重罪（谋杀、入室抢劫和强奸等）犯罪率大约是日本的20倍，是韩国的3倍。

上述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在欧盟大部分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欧盟中最大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法国，前者重罪率接近美国，后者甚至超过美国。如果把联合国给出的各国犯罪率和各国人均GDP做对比，全世界总体趋势是人均GDP越高，犯罪率越低。但是深受“左倾”思想影响的美、德、法等国是例外，它们的人均GDP明显高于其他大部分国家，整体社会发展水平应该更高才对，但是犯罪率却相对高很多。

第二个是欧洲非法移民的例子。欧洲旧大陆的国家，在历史上就不是移民国家，这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新大陆的国家不同。可以讲，前者毫无处理移民问题的经验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通过开放边界，大量引入非法移民和难民，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新移民不是以个体的身份进入欧盟国家的，他们是成批到达的，因此完全没有意愿融入当地社会。对此，欧洲的左翼人士以支持多元文化的名义纵容一些极端宗教的传播。

相比英语国家，欧洲大陆的国家左翼势力更为庞大，他们控制着媒体，使得大家几乎听不到中间派和右翼的声音。由于欧洲大陆国家并没有应对移民问题的经验，它们对移民问题缺乏深度思考，导致它们的很多做法非常幼稚。由于当地人滥用同情心，新来的移民开始以多元文化的名义摧毁当地原有的宗教和文化。在治安方面，大量非法移民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在经济方面，他们的福利开支也大大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

露宿街头的非法移民群体（图片来源：ICphoto）

同情心泛滥的另一个问题是慷他人之慨，剥夺他人的劳动成果。做任何事都是有成本的，使用同情心帮助罪犯或者非法移民，即便是在做好事，也是有成本的。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这个成本通常都被分摊到所有人的身上。也就是说，张三想做一件事，却要李四和他共同承担费用，如果李四不愿意，张三就对李四进行道德绑架。有人觉得帮助罪犯或者非法移民，从长远来看或许对社会有好处，这种想法要么是天真，要么是虚伪，当然也可能是一种自欺欺人。欧美国家越来越高的犯罪率说明宽容罪犯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即便是100年后可能有好处，那也是不确定的事情，而当下大家的损失是确定的。在历史上，所有的邪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许愿遥远未来虚幻的利益，而让大家损失当下的利益。

欧美社会滥用同情心的结果，一方面是让警察对一些移民聚居区或者犯罪率高的地区干脆撒手不管，从而导致其治安极度恶化，因为管就有种族歧视的风险，于是各类“禁入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遍布欧洲和美国大地。在欧洲很多地区，外来的宗教通过欧洲各国言论自由的便利，反过来要求更多福利，从而压迫其他族群，甚至压制其他族裔的言论。在美国一些地区，比如芝加哥的某些地区，干脆黑帮化了，也就是说，警察懒得管，黑帮替代了警察，当然，外人也就懒得去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欧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加剧了不同族裔之间的对立，甚至国家之间的对立。

接下来再说说虚伪的人道。在经济领域，“白左”信仰的福利国家，主张让搭便车的懒人受益，是慷他人之慨，让他人为此买单。在安置非法移民方面，“白左”一方面表示欢迎为他们建造安置房，另一方面又将这些安置房建在别人的社区。当有人把非法移民送到他们家时，他们却经常把那些移民赶走。正是觉得自己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很多左派人士自我感觉良好，对不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想法的人口诛笔伐。殊不知，对于弱势方溺爱式的照顾，有可能最终害了弱势方。溺爱得越过分，弱势方越会认为这种溺爱式的照顾是理所应当，然后索要更多的利益。今天，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气候，和左派长期实行的“逆向压迫”和“逆向歧视”有很大关系。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西方的“白左”把自己装扮成圣母，然后毁掉自己的文化，简直就是又蠢又坏。中国人的这种看法是否有道理，抑或过于偏激呢？如果有道理，那么为什么那么多被他们称为“白左”的西方人会那么傻呢？其实这反映出奋斗的第一代对于富二代想法的不理解，以及富二代自身的傲慢。这里我们说的富二代不是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经济上的富二代，而是那些被称为“民主富二代”的人。

什么是民主富二代呢？任何一个国家，经历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了基本自由和经济上独立的几代人，相当于创业奋斗的一代。他们的后代，可能是子孙辈，也可能是后几辈，生来就在一个富裕自由的环境中，就是民主富二代。他们完全不了解当初他们的祖辈为了争取个人权利和经济上的地位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不懂得珍惜自由，不尊重他人的权利，自我感觉良好，居高临下地对待他人，滥用他们的同情心。

生活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这几代人，都属于现代社会的创业者，而与他们生活在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的大部分人，都是民主社会或者现代社会的富二代。我们都知道两代人之间会有代沟，相互难以理解；奋斗的创业一代和享福的富二代之间自然也有代沟，也难以相互理解。在前者看来，后者愚不可及，自己这一代人吃了多少苦，才有今天安稳的日子，可是下一代放着好日子不过，却要折腾；而在后者看来，前者不文明，同时，后者还有点少爷脾气，动不动就用政治正确的大道理教训人。

当下中国社会的几代人，都属于现代社会的创业者

现实情况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可怜人需要大家同情，有些时候对人过分的同情反而是一种侮辱，因为这是把自己放在了高高在上的位置去俯视他人。每个人都不是神，不需要滥用同情心。如果一个人真的富有同情心，觉得自己该帮助这个世界，用自己的力气去做就好，比如安置几个非法移民在家里，不用要求社区去给后者什么帮助。

我在“硅谷来信·第三季”中讲，我非常钦佩中世纪的圣徒圣方济各。今天旧金山（圣弗朗西斯科）这座城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圣方济各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是用自己的钱财和生命帮助他人。在方济各生活的年代，人们不关心穷人，方济各先是把自家的布卖了钱去救助穷人，后来他的父亲知道此事之后震怒，把他怒打了一顿后，和他断绝了关系，当然他也就失去了财产的继承权。此后，方济各就开始用行动帮助穷人。他先到修道院做工，修复破旧不堪的小教堂，让当地人有祈祷的地方。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自己过着赤贫的生活，同时尽心尽力帮助穷人和病人，特别是当时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麻风病人。后来他的行为感动了他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他的宗教团体。今天，如果有人真的想当圣徒，就不妨学学圣方济各，先把自己的财产和一辈子的时间拿出来做善事，不用绑架他人。

当然，有人可能会觉得，我说的“白左”都在西方，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但是今天没有不等于明天没有。正如我之前所说，今天的中国人还都属于创业的第一代，但接下来的几代人就不好说了。事实上，今天很多亚洲移民在美国的第二代，就成为被他们父母称为“黄白左”的人。根据我的观察，今天很多在中国的中国人，虽然不同意“白左”的主张，却采用了与他们相同的做法对待社会问题、对待他人。比如在对待社会问题上，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谈论遥不可及的中东时头头是道，却从来不会把自家门前的水坑填上；他们对国家的宏观决策有很多看法，对政府的做法指手画脚，却不去思考一下如何改进自己单位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或者提高销售业绩；在对待他人上，他们常常喜欢代替公权力去伸张正义，甚至一大群人试图通过网络舆情左右司法、左右公共政策，甚至左右选举。大家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表达意见原本是件好事，但是给予他人、政府机构和司法部门压力，这就干扰了别人的生活。

上面讲的这些人往好里说，叫作心怀天下，但是对社会发展不会产生什么好的作用；往坏里讲，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对他人、对社会指手画脚，滥施同情心，破坏社会原本的运行法则。社会自有其发展和运行规律，不需要谁把自己当成上帝去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