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翻译/马力】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来到了哈尔滨，这座掩映在丁香树林中的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座城市正致力于消除俄罗斯残余痕迹，这是欧洲殖民主义最后一点影响的象征。
事实上，这座始建于1898年的城市最初是由中东铁路线上的一个车站逐渐发展而来的，在其建成后的头20年里，哈尔滨具有特殊的治外法权地位，而且实际上已经脱离了首都北京的管辖。长期以来，当地中国人对这段国家主权受到损害的历史有着痛苦的回忆，而且对这段历史非常敏感，对此我们俄罗斯人必须接受并给予理解。
然而，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人们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今，这座城市的俄罗斯历史遗产获得了高度重视并受到了精心保护。我在30年前看到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几乎完全处于被遗弃和荒废的状态，而如今已完全修复，圣索菲亚大教堂甚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值得称赞的是，哈尔滨市政府甚至拆掉了教堂周围的建筑，重现了大教堂广场当初的盛况。
哈尔滨索菲亚大教堂 图自IC photo
还有哈尔滨火车站，1909年10月，朝鲜人安重根在此刺杀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如今新落成的哈尔滨火车站新站房汲取了1899年沙俄时代老站房的一些元素，展现出了宏伟的欧洲新艺术风格。
看到这些改变，我可以说：哈尔滨完全有理由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与北方邻国进行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文交流的国家级枢纽城市。
在亚洲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哈尔滨也在历史上牵连着悠久而复杂的中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一万两千名苏联官兵为将中国东北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出来而牺牲，前些日子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哈尔滨时，还向纪念这些苏联官兵的纪念碑献花。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特别注意到了中国为纪念两国共同的军事荣耀和兄弟情谊所表现出来的重视态度。这种对历史妥帖而及时的纪念，不仅适用于中国人，同样也适用于俄罗斯人。
不可否认，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人通常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一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俄罗斯人，20世纪最致命和最具破坏性的冲突是何时开始的，他很可能会回答说，应该是希特勒进攻苏联的1941年6月22日。知识更渊博或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俄罗斯人可能会回答，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在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时爆发的。当然，如果从亚洲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线就大不相同了：日本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而日本对因长期内战而四分五裂的中国发动的首次进攻，甚至可以追溯到1931年。
同样，我们通常强调战争造成的死亡规模，特别是在欧洲的死亡规模。然而，就总体数字而言，中国（多达2000万人死亡）仅次于苏联（多达2700万人死亡），远远高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德国（840万人死亡）、波兰（600万人死亡）以及日本（300万人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和中国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死亡数字，主要是因为侵略者在我们两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残忍，造成了大量的平民死亡。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大规模战争罪行，其残暴程度丝毫不亚于纳粹在苏联犯下的罪行。我们欧洲人对奥斯威辛集中营或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知道得很多，但对南京大屠杀或日本皇军航空队对中国平民实施的化学战和生物战却知之甚少。其中，人们对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的了解就更少，这支驻扎在哈尔滨郊区的日本部队在二战期间曾残忍地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平民，其中还有约30%是居住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
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图自IC photo
然而归根结底，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俄罗斯或其他国家的公众对二战所产生的误解。更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意识到，二战在欧洲和亚洲是以不同的方式结束的。在欧洲，德国不仅被迫投降，而且还经历了非常彻底甚至是痛苦的去纳粹化过程。此外，在二战结束后，德国还不得不经历了持续40多年的国家分裂。
但在亚洲，日本并没有受到这种待遇——日本没有被分裂，战后日本政府人员的换血与德国相比，可以说实施得更加不彻底而且是有选择性的。尽管日本政府高级官员曾就战争罪行作出了多次道歉，但日本对二战的整体态度仍然比德国更具争议性。至少仍然有一些日本人似乎在非常强烈地主张，他们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与其说是侵略者，不如说是受害者。
然而，当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参拜祭祀所有日本战死者（包括已被定罪的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时，人们不仅感到担忧：如今日本人对二战中自己国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悔恨，到底有多深呢？
岸田文雄政府在2022年底很容易地推动了日本国防政策的重大转变，目标是到2027年让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军费开支国，这显然表明日本社会现在已经准备好要改变该国二战后所遵循一系列基本的外交政策原则了。
亚洲的冷战
可以说，发生在亚洲的冷战要比发生在欧洲的更加激烈、更加残酷。是的，在欧洲，苏联对匈牙利（1956）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实施了军事干预，但就冲突规模、持续时间和伤亡数量而言，这两场战争都无法与朝鲜战争（1950-1953）或越南战争（1965-1974）相提并论。
在这两场发生在亚洲的冲突中，都有数百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流离失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国家在冷战中遭到分裂的三个案例（中国、朝鲜和越南）中，只有越南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国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但仍在努力解决台湾问题；而朝鲜半岛的统一看起来仍是一个遥远的梦。
1961至1975年，美国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是冷战背景下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最终以美国的失败告终。图自网络
欧洲冷战与亚洲冷战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欧洲的冷战是“经典”的两极格局——美国和苏联分别领导着各自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结构完整的军事联盟彼此对立。当然，这两个阵营中都有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是背叛者。然而，这些都是极个别的例外，不是普遍情况。
在亚洲，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平衡变得更加复杂，它不仅受到美苏对抗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苏联、中国和印度等主要大陆行为体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的影响。这些国家之间曾发生过几次直接的军事冲突，如1962年的中印战争和1969年的苏中边境冲突。
亚洲政治和军事平衡的复杂性，也为主要行为体与较小的自治权力中心之间的冲突打开了大门，这些冲突并不符合标准的“欧洲”两极模式——印巴之间在1947年、1965年、1971年和1999年爆发的战争，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1979年-1989年期间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介入（在此期间，中国与美国站在一起，支持圣战抵抗运动）。除此之外，亚洲还发生了许多血腥的内战，甚至还发生了20世纪下半叶欧洲从未发生过的大规模屠杀平民事件——1965年-1966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大屠杀和1976年-1978年在柬埔寨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严格来说，冷战在亚洲至今仍未结束，这种情况正如1989年身陷冷战的欧洲。造成欧亚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从未像包括苏联在内的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崩溃、内爆或拥抱西方资本主义。
此外，在亚洲，人们历来不愿意签署复杂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带有强制性核查机制的协议，也不愿意加入对国家主权有严重限制的多边联盟。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启动时间并没有比西欧晚很多（欧洲经济共同体可追溯到1957年，而东南亚国家联盟则于1967年宣布成立），但欧洲到1992年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和政治联盟（即欧盟），而东盟至今仍然是一个相当松散的、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主权国家共同体。
正因为这一点，尽管不断努力，但美国仍未能在亚洲建立一个像位于欧洲的北约那样强大的多边联盟。在亚洲南部，为了对抗亚洲的共产主义，华盛顿于1954年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该倡议从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问题，并在美国战败于越南后分崩离析。在亚洲北部，由于首尔和东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美国试图将日本和韩国团结在一个共同的安全保护伞下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
部分东约成员国的领袖和韩国总统朴正熙、南越领导人阮文绍和南越总理阮高祺于1966年10月24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国会大厦前合照。当时东约在马尼拉举行会议，会议主持人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
毫不意外，在亚洲，没有人试图签署类似1990年《新欧洲巴黎宪章》的任何冷战最终解决文件（《新欧洲巴黎宪章》又称《巴黎宪章》，该文件获得签署的基础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以及在欧洲未来将选择怎样的道路问题上各方所达成的共识）。同样，在亚洲，从来没有人认真地试图建立一个像欧洲合作与安全组织（OSCE）那样的包容性的多边机构。亚洲各国也没有致力于进行类似1990年签署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或1999年签署的该条约的修订版那样的常规军控谈判，也没有致力于进行类似于1987年缔结的《美苏中程核力量条约》（INF）以及后来的《美俄中程核力量条约》（INF）那样的核军备控制。在亚洲，即便是万众瞩目的多边倡议，如2003年-2007年期间进行的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也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果，而且会谈很快就终止了。
在泛欧合作的鼎盛时期，许多政治家、学者和记者试图比较欧洲和亚洲在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时，通常会将前者的表现置于后者之上，认为亚洲在二战后出现了“制度赤字”，即便在1989年冷战宣布结束后，亚洲国家也未能消除这一赤字。
然而，在今天看来，如果说欧洲最终在处理其冷战历史问题方面比亚洲更成功，那么这种说法即便不是荒谬的，也是不恰当的。冷战后欧洲的所有机构——不仅是欧安组织，还有欧洲委员会、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黑海经济合作组织等等——都未能阻止欧洲大陆新一轮的剧烈分裂，而且这种分裂可能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这些机构中的大多数要么完全停止运转，要么失去了泛欧身份。欧洲的核军控和常规军控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开放天空条约》或2011年《维也纳文件》等建立信任的协议也不再发挥效力。更重要的是，两年多来，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而幸运的是，亚洲的情况要好得多。
欧洲能够从亚洲学到什么？
欧洲的确失败了，然而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亚洲就一定能成功。今天亚洲的局势并不稳定——大陆军备竞赛正在加剧，北约正在积极增加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活动，美英澳三边集团（AUKUS）正在考虑接纳新的成员，而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也有扩员的趋势。
大规模冲突可能会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中印边境或亚洲其他地方爆发。这些冲突中有许多的确是由外部因素煽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亚洲大陆内部的问题也是促成此类冲突的因素之一。很不幸的是，即便各国之间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也无法成为保护亚洲各国免于陷入直接军事对抗的可靠护栏。
这对亚洲安全的未来意味着什么？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意味着认为亚洲将很快构建一个强大而全面的安全体系是不现实的。这种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最有利的环境下都未能取得成功，在21世纪20年代甚至30年代的亚洲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亚洲此时的环境可能更不利于这种雄心勃勃的规划成为现实。亚洲的大国竞争格局将持续很长时间，这种竞争将对多边机构的建设造成严重的制约。
此外，亚洲太大，同时又太小，根本无法建立一个覆盖整个大陆的安全体系。说亚洲太大，是因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并不相同；很难想象用“一刀切”的方式为整个亚洲做出全面的安全安排。
说亚洲太小，是因为亚洲的许多安全问题都与中美关系或俄美关系等全球安全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与亚洲域外大国达成全球层面的协议（如在战略稳定方面），就无法解决亚洲自身的安全问题。在相互依存的现代世界里，“用亚洲办法解决亚洲问题”的旧有原则不可能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
现在就为亚洲大陆制定一个长期解决方案可能为时尚早。亚洲的战略动荡局势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将使任何试图在稳定的力量平衡基础上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对不稳定的预期可能会增加军事冲突意外爆发的风险。
5月27日，第九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在首尔举行。图源：法新社
不过，好消息是，与一个世纪前日本致力于通过军事手段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同，如今在亚洲没有人有兴趣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今天，在中印之间、印巴之间、朝韩之间的确不时发生冲突或一些危险事件，但这些冲突和危险事件还从未升级到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程度。最近在欧洲发生的战争也是一个明确警示，它提醒亚洲国家不要鲁莽地出手，否则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冷战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大国关系走上错误的道路，保持大国之间沟通渠道的畅通也是非常重要的。保持中美、中印以及亚洲其他大国之间的沟通尤为重要。在潜在敌对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增加透明度、可预测性和相互理解，在这方面做好哪怕是非常小的、渐进的工作，也将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在第二轨道层面朝着建立信任的方向迈出第一步，这将为双方官员富有成效的接触铺平道路。
最重要的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然是亚洲大陆乃至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普京总统最近的中国之行以及他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将为进一步推进这一伙伴关系提供新的动力。在上海合作组织（SCO）、金砖国家机制（BRICS）、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框架内加强以安全为重点的合作，将是对这一伙伴关系的有益补充。虽然这些角色互相叠加的机构并不是解决亚洲所有安全挑战的灵丹妙药，但只要它们能共同发挥作用，就可以确保亚洲不会陷入欧洲的困境。
202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提出“全球安全倡议”（GSI）以应对世界上日益加剧的冲突和安全挑战。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提议为中国外交部于2023年2月21日正式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奠定了基础。尽管“全球安全倡议”所阐述的原则具有普遍性，可以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地区，但在亚洲对这些原则进行检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亚洲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也是最有活力、最有朝气的一片大陆。
如今，已经到了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而且在和平建设方面亚洲给欧洲上一课的时候了。也许，今天的亚洲领导人能够以非常务实、坚持不懈和负责任的方式共同努力，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或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前的政治家们做得更好。
亚洲的机会之窗尚未关闭，历史的终局尚未到来。现在是结束亚洲冷战的时候了——不是像1989年在欧洲那样轰轰烈烈地结束冷战，而是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那样，通过一系列经过精心安排的渐进和谨慎的步骤，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所有人对这一伟大事业负有共同的责任。正如人们常说的一句俗语，胜利不需解释，失败不容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