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朋友小聚，聊到一個話題，當年上大學時，跟導師關係如何，有沒有吃過虧。有的說沒有，碰到的是好老師。有的說有，所幸不嚴重。還有一位，說他明顯遭到了導師壓榨，他對之以一種非暴力不合作方式，雖然推遲了一年，還是拿到了碩士文憑。
大家問到我時，我說沒有。一是因為我學歷低，只讀了本科，本科生通常不會跟老師有深度接觸，所以很大程度上也少了這種可能性。二是最關鍵的，即便讀研跟了導師，本人性格恐怕也不會允許自己成為這樣的悲劇。記得大學時因為在報刊上發表了一些文章，一個老師找到我，大意是寫一本書還是論文，讓我打下手，我當時借故推掉了，實情是我對這位老師頗為浮誇的風格不認可。
一個教師，你的權威只能來自學識與人品，而不僅僅是教師的身份，這是我的認知。
談這些並非自誇什麼，乃是由此想到一個關鍵問題――面對同樣性質的惡行，不同人為何會有不同選擇？
為何有人反彈，有人隱忍
關於師生關係中老師的一方，已有很多關注評論的角度，在此不再展開。但其實站在學生的角度，也是可以追問一番的，為什麼沒有採取舉報等措施？換言之，如果學生更成熟一些，更勇敢一些，會不會有不同的局面？――無論遇到什麼樣的事，以死來反抗，當然也算一種反抗，但卻是最沉痛最消極的一種反抗。
我這樣說，很有可能被指站著說話不腰疼，缺乏同理心。畢竟，當事人在具體情境下的壓力，不是親歷者不足以體會。包括個體的心理體質、學校家庭小環境，以及最重要的一點――對手一方的惡劣程度，都可能最終導致悲劇發生。更何況，學生的人生閱歷尚淺。
這些，我完全同意。畢竟我在讀小學時還因為要請家長、讀高一時因為海量作業無法完成（恰好也遭遇了住校適應期）都想到過自殺呢。
對不成熟者而言，一件小事可能也是天大的事。
但我還是在痛惜之外抱有嘆惜，因為面對惡行，並非每一個同學都隱忍了。比如，近年受國際「米兔」風潮影響，已有越來越多各行各業的人勇敢地站了出來。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從各方信息來看，在好幾起悲劇中，當事學生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而且，能考上名校或研究生的，通常是能貼上「好學生」標籤了。
在中國教育的語境中，「好學生」的一個標準是聽話――當然包括對老師與權威有充分尊重，習慣於「以大局為重」、能夠為集體利益犧牲個人利益。（與此相反，倒是正統教育評價下的「差學生」「壞學生」，更有可能反叛權威。）
這就不能用個體的心理特徵解釋了。這種面對惡行普遍的消極態度，恐怕有著教育理念、社會氛圍等共性原因。
「義務表述」遠遠多於「權利表述」
比如，我觀察到，我們從小對孩子的公民教育中，偏向「義務」導向，而「權利」內容卻遭到忽視。
我兒子今年上小學三年級，翻出相關教材，看「公民素養」部分，內容包括「愛國意識」、「法紀意識」、「責任意識」、「環保意識」等四個分項，分項下又有若干子項。
所有這些具體的考評指標，無論是「愛國意識」還是「責任意識」，無論是「文明禮貌」還是「集體觀念」，都偏向於「義務表述」，也就是學生應該遵守XX、應該服從XX、應該熱愛XX、應該關心XX，而其中的「權利表述」竟是缺失的。
比如，我們是否應該告訴孩子，兒童有不受虐待和免於暴力的權利，哪怕它來自家長或老師這樣的「權威」？我們是否應該告訴孩子，對於遭遇的不公和屈辱，無論來自何方，都應該大膽地說出來？
由密歇根大學教授編寫的《公民讀本》，開篇第一句話就告訴孩子們，國家「建立在這樣的一個理念之上，就是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
《讀本》還告訴孩子，要履行公民義務，實踐這些權利，需要相關的智力和參與技能――特別是批判性思維技能，以便能與他人合作，以及清楚表達利益，並且讓那些制定重要決策的人明白這些利益。
總之，在公民教育中，以權利為基，「權利表述」與「義務表述」並重，沒有偏廢。這樣的公民教育理念與教學方式，讓權利意識自幼就播種在孩子心中。可以想見，今後他們面對不公不義之事，無論它來自老師、父母，還是僱主等等，揭露抗爭的可能性會大得多。
任何社會，都可能遇到各式各樣顯性或隱性的不公，但權利意識深入人心、並且存在有力保障的社會，顯然更有助於培養一種更舒展更勃發的國民精神狀態。如一位知名學者所概括的：「人人長著一張不受欺負的臉」。
勇氣不僅與單純的權利認知與法治環境相關，同時也與一個人的成熟度與思考力判斷力相關。請注意，這種思考力判斷力並不僅指書面知識和試卷上的。
思想成熟的同學，面對事情可能會有更多的考量，並做出無壓力的選擇，而不會一頭扎進一個單一選項、一個死胡同中出不來。
國民成熟度與教育理念
一位知名作家曾指出，就個體的成熟度而言，整體來說，青春期后的中國學生較之同年齡的歐美學生，心理年齡要小了四五歲。這位作家曾觀察到，港大本科生還拿著布娃娃過家家般地遊戲。而在中國內地高校的食堂里，一直不難看到情侶間互相餵食的景象。
是的，單一標準的思考方式正是國人在多年的應試教育模式中形成的思維慣性，而批判性思維闕如。
前述《公民讀本》告訴學生，學科「分數對於精神活動的衡量，是非常有限的」，好分數只在測定「學校的成就」，而不是在測定你「人生的成就」，「智商是在改變的」，而「智力是不同能力的組合」。《讀本》告訴孩子，能夠清醒思考，是做個好公民的最基本品質之一。假如不能清醒思考，給你權利，你照樣可能被人操縱和利用。「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在公民教育與專業學習中都反覆強調。
一個學生自信與驕傲的資本可能來多方面，比如體育專長，比如公益參與、社團活動，甚至哪怕是單純的長得美麗英俊，而不僅僅是學習成績。
比爾・蓋茨輟學創業了，喬布斯輟學創業了，扎克伯格輟學創業了，這些牛人故然不是一般人學得來的――其輟學創業也不能作通常意義上的推崇，但其中也暗示了一種氣質，即不唯既有標準論，對這些註定要改變世界的人來說，他們可以打破標準，而創建自己的標準。很顯然，三人年輕時都沒有將獲得一張大學文憑作為目標，而這幾乎是我們在上高中后被教育的首要目標。
取得類似三人成就的人可謂鳳毛麟角，但多標準、豐富性、批判性思維卻應該成為我們教育的常態。這樣的教育理念，更可能培養成熟的公民。而具備這樣能力的公民，讓一個社會受益的層面絕不僅僅在政治與社會，其他科學、藝術與經濟等等領域無不受益。
「巨嬰」一詞近年在社會流傳開來。「巨嬰」不僅存在於青年中，也存在於中年與老年中。機場因為誤機而撒潑的旅客、公共場所大聲喧嘩缺乏人我界線的市民、縱容熊孩子大吵大鬧的父母、還有網路上缺乏基本邏輯力的地域黨、口炮標籤黨……最近，我還看到兩則社會新聞，一是一男子車考未通過欲自殺，一是一女子因男友不給她手機查看而欲自殺……不難發現「巨嬰」群體之普遍。
文化學者孫隆基用另一個詞描述這一現象――「未斷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歷史文化方面的原因，也的現實環境的原因。若從教育方面尋找，我們教育中偏重書本知識與考試成績，而忽視健全成熟人格的發展，也難辭其咎。
無論是告知孩子以權利，還是培養其多視角看問題、批判性思維，說到底，都是在為訓練一個成熟的人、成熟的公民作準備。
公民教育，是所有國家所有時代都必須進行的可以說，成熟的教育理念是「不把孩子當孩子」。而我們的問題依然是盧梭曾提出的問題：一個從根本上否定成年的社會不可能培養出非常活躍且有責任感的公民。
美國學者蘇珊・奈曼在《為什麼長大》一書中也說，「只有自由平等的成年人才能建立自由平等的社會，但是，如果社會有意培養愚笨的依賴蟲，成年人從哪裡來？」
家庭教育可先行
培養成熟公民的社會教育環境有待提升，同時我們不要忘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家庭對一個人的影響的遠遠大於學校，這是中外共識。事實上，一些中國新興的中產家庭已經行動起來，一批七零后、八零後父母們在教育孩子方面更寬鬆，也更開闊。
文尾我冒昧地提一下我的父親，雖然我作為他的「產品」，至今不具備任何「成功」意義上的介紹價值。父親工人出身，因為家庭與時代原因讀書不多。但他給了我們一種寬鬆的家庭氛圍。記得高一暑假時一個同學到我家玩，飯桌上我與父親就一個話題產生了分歧，我反駁時直接對父親說「你懂什麼」，父親同往常一樣沒有絲毫生氣，仍舊心平氣和地同我說理。後來，我同學對我說，當他聽到我對父親說「你懂什麼」時，頓時心驚膽顫，這在他家絕對是大逆不道的事，他沒想到我父親竟然沒有任何動怒。我說我絲毫沒意識到這點，父親性格有暴躁的一面，但不會因此而動怒。
這件事讓我想到，並非每個家庭在親子之間都有這樣一種寬鬆的氛圍。而這樣的家庭氛圍，肯定影響了我的處世態度，包括對權威的態度。
按世俗的標準，很難說這種性格是好是壞。它肯定會讓你吃一些「苦頭」，走一些「彎路」，乃至「混得也不怎麼樣」。但在我的認知中，一個人若不能施展自由意志、過自設標準的生活，不能成為一個脫離庇護的成熟個體，縱使錦衣玉食，一生無憂，那也不應該是人應該過的生活，因為這有違對人這個詞的根本定義。
（文章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