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西南腹地的四川，與西方科技的接觸自然比東南沿海要晚一些。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隨著各通商口岸的開放，剛剛誕生不久的照相機就來到了中國。在幾個口岸城市附近，它們記錄了一個個外國人社區的成型與其後的發展，在城市裡及其他一些西方人被允許遊覽的地方，它們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寫實的方式，將那些地方的山川河流、人文景觀都精準地留存了下來。
但照相機與遙遠的西部一直隔著崇山峻岭，1860年代以後，南方的香港、廣州、上海、福州，北方的天津等城市都逐漸出現了商業照相館，部分甚至是由已掌握了攝影技術的中國人在經營，而此時道路艱險的西南幾省，與早期來華攝影師的活動範圍尚未見交集。這時在西部地區活動的外國人，主要還是派駐時間較長的傳教士，照相機這種複雜笨重、耗材不易獲得並且極易引起民眾恐慌的洋玩意兒，在這一時期很少出現在傳教士們帶去西部的行李當中。
到1870年代，在商業、外交、科學考察、生物採集等各種目標的驅使下，西方人在西南地區的活動頻繁了許多，在一些經常被採用的成熟路線上，照相機開始成為一種值得考慮的旅行裝備。漸漸地有越來越多的遊記和考察報告中附上了由照片轉制的版畫，或是以印製精美的珂羅版照片作為插圖；1890年代照相機變得更加便攜之後，更多人基於考察的目的或個人愛好帶著照相機來到中國西部，川渝地區的影像由此較多地進入外界的視野。
最早來到傳統的「巴蜀」地區拍照的西方人應該是著名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John Thomason），在遊歷了廣東、福建兩省的一些沿海城市，探訪了台灣內陸，北上至天津、北京遊覽拍攝之後，1872年初，他沿長江西進，過宜昌進入三峽。他乘船一直前行到重慶巫山縣，因天氣原因放棄了原本前行至夔州（今奉節縣）的計劃。他拍攝的長江三峽（嚴格來說只有西陵峽和巫峽）是宜昌以西的內陸地區最早的照片，也是現在能看到的中國早期影像中最為壯美的自然風光，在他之前那些經長江航道進入西南腹地的西方人著述中令人驚嘆的高山峽谷，第一次以清晰的面貌呈現給外界。
約翰・湯姆遜攝影作品
約翰・湯姆遜攝影作品
約翰・湯姆遜攝影作品在湯姆遜之後，下一個成功拍攝了川渝地區的攝影師通過三峽的時間，已經是十七年後的1889年。在這十幾年裡英國人在重慶設立了領事館，有幾支西方探險隊相繼進入四川盆地，如1871―1872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的第七次中國考察，1879年匈牙利探險家貝拉・塞切尼（Béla Széchenyi）經四川、雲南前往緬甸的考察；此外還有一些以個人名義進行的遊歷，足跡北至松潘，南至寧遠（今西昌）。
到1880年代末，川內幾條交通幹道上的主要城鎮已經頻繁地出現在西方探險家的遊記里，但拍照依然是一件多數人都不想或無力嘗試的事，直到1889年，英國博物學家安特衛普・埃德加・普拉特（Antwerp Edgar Pratt）的到來。普拉特拍攝了他途經的嘉定府（今樂山）、大瓦山、峨眉山、打箭爐（今康定），數量雖然不多，卻都是這些地方到目前為止已知的最早的照片。
宜昌
普拉特定製的船
巫峽
新灘
樂山附近
前往打箭爐的必經之路瓦斯溝
打箭爐城內
打箭爐附近的山景進入1890年代，照相器材的便攜性大為提升，操作愈加簡單，這使得那些即使要翻山越嶺才能到達目的地的旅行者，也能輕鬆地帶上一兩台了。19世紀90年代在川渝地區拍照的西方人，作品最多內容也十分廣泛的，是兩位女性。英國女作家阿莉西婭・立德（Alicia Little）隨經商的丈夫阿奇博德・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於1880年代末初次來到重慶，並在1892年至1907年間在重慶生活了很長時間。她用她的小型相機拍攝了她居住的城市、接觸到的中國人，以及她與丈夫在四川省內遊歷時沿途的所見。
另一位同樣來自英國的女作家伊莎貝拉・伯德（Isabella Bird）卻沒有選擇輕便但畫質欠佳的小型相機，作為約翰・湯姆遜的忠實擁躉，她依照湯姆遜提供的專業級建議購置器材，帶著依然龐大又沉重的大畫幅照相機和數百張玻璃底片踏上了她的西部之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伯德入川行攝時，已經65歲高齡，但她在川內行走的路線卻不同於大多數遠比她年輕的遊覽者。從萬縣開始她選擇了陸路，沿著四川盆地的北部邊緣走到灌縣，在成都休整之後，又進入岷江河谷一直走到接近馬爾康的梭磨。在川西北的這一片地區她拍攝了很多珍貴的照片，女性的細膩和作家的洞察力使得她的圖文遊記包含了豐富的信息，在今天讀來依然新鮮有趣。
伊莎貝拉・伯德作品
伊莎貝拉・伯德作品
伊莎貝拉・伯德作品
伊莎貝拉・伯德作品進入20世紀之後，川江航運條件的改善使得由東部入川的旅途稍微輕鬆了一些，儘管大多數時候縴夫依然是船隻上行唯一的牽引力，但至少理論上汽船可以航行至重慶了。此外在西、南兩個方向上，通行的阻力也比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時小了很多，尤其由緬甸或越南經雲南至宜賓或西昌的傳統路線這一時期相對通暢，許多外國人因此選擇了從西南方向進出四川。到這個時代拍照已不再是難事，於是從1900年代開始，只要對攝影有興趣，又能負擔得起不算高昂的花銷，幾乎所有的旅行者都可以成為這一變革時期的記錄者了。
1903年，威廉・蓋洛（William Edgar Geil）從上海開始了他的第一次中國之旅。他沿長江而上，進入四川地界后，先是在萬縣停留了幾天，然後到達重慶。與清末民初大多數進入四川旅行的外國人不同的是，他沒有繼續西行、去探訪首府成都或是更進一步地前往別樣的川西高原遊覽一番，而是規劃了一條最短的出川路線。
他從重慶開始走陸路，經永川、立石場到達瀘州，稍作停留後經南溪至敘府（今宜賓），然後便前往雲南昭通，經昆明、大理、騰越，由緬甸回國了。這一路線的選擇使得他拍攝的照片中包含了之前幾位入川的攝影師沒有到達或只是在匆忙中拍了一兩張的川南地區，對於宜賓、瀘州兩地，蓋洛在《揚子江上的美國人》中收錄的照片算是最有價值的舊影像資料了。
威廉・蓋洛作品
威廉・蓋洛作品到1910年前後，入川並留下大量作品的攝影師就更多了。著名的植物獵人威爾遜（Ernest Henry Wilson）在1903年至1911年間三次來到四川，其中1907年之後的兩次四川之行都帶著照相機。他在今川渝兩地行走的路線包括傳統的長江、岷江水路，由巫溪經宣漢、閬中、三台至成都的川東北陸路，以及他主要的目的地、在他之前已多次被攝入鏡頭的川西高原。他留下的照片總數逾千張，其中大部分是與工作相關的博物學記錄，但每當經過一些重要的城鎮，或是風光優美的地點，他也會將之拍攝下來。他的照相機也到達了一些之前從未被拍攝過的地區，比如從大寧縣（今重慶巫溪）經東鄉縣（今四川宣漢）到儀隴縣這一條普通旅行者幾乎不會考慮的陸路，這條線路遠離便捷的水路和官道，安全性也遠不如「大路」有保障。在這條幾乎是由神龍架徑直往西的非傳統的入川路線上，威爾遜留下了一些城鎮幾乎是孤品的老照片，因為同一時期再沒有其他攝影師走過這條路。
威爾遜作品
威爾遜作品
威爾遜作品
威爾遜作品1905年，弗瑞茲・魏司（Max Friedrich Weiss）作為德國領事館的代表被派住成渝兩地工作，1907年被任命為駐成都的代理領事，1911年正式擔任領事一職。同年秋天他與新婚的妻子海德維希自三峽入川，沿途拍下了很多長江兩岸的自然和人文景觀。
魏司夫婦得益於不斷進步的照相機技術，這時的照片除了可以呈現寬廣的視野和豐富的細節，對動態的捕捉也足夠理想了，因而魏司在長江邊上的萬縣、重慶這些地方拍攝的照片與之前途經此地的攝影師們拍攝的照片相比，擁有更偏紀實而非風光/旅行攝影的特質，在他留下的照片里可以看到各自忙碌的人群，或是船工們正在工作（而非擺拍）的情景。
在1912年至1914年寓居成都期間，魏司和妻子也跟之前入川任職的外國人一樣，前往四川各地旅行，除了當時外國人常走的川西北成都-康定-雅安一線，他們還帶著照相機去了幾個此前較少被拍攝過的地點，如川南的自貢、內江，以及涼山彝族地區。他在安寧河以西的倮倮人村寨里拍攝了很多近距離的生活場景，按照海德維希・魏司在遊記中的記述：「不管是女人、男人還是孩子們，一旦看一看我們的反射式照相機之後，每一個人都願意上我們把自己拍下來。」
魏司作品
魏司作品清末新政時期辦學堂的風潮吸引了不少外國人前來四川任教，他們在四川停留的時間比一般的探險家和旅行者要長，其中一些愛好攝影的人在工作之餘也帶著照相機各處遊歷，記錄下了辛亥前後四川的社會百態。
呂真達（Legendre）1902年至1909年在法國駐成都領事館與四川省政府合辦的軍醫校主持工作，其間曾前往四川與雲南交界的倮倮人聚居區考察，並拍攝了少量照片。
路德・那愛德（Luther Knight）1910年10月來到成都，在四川高等學堂（後來的四川大學）教授數學和化學，次年被聘為礦部主任，並前往川西北進行地質勘察。在他留下的私人影集里除了常有的成都附近及川西自然、人文景觀，還有難得一見的青羊宮花會，以及辛亥革命爆發后「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的慶典活動。
後來在華西協和大學擔任教授的葛維漢（David Crockett Graham）1911年開始在敘府（宜賓）的教會工作，他在考古學、博物學、人類學方面都很有成就，在他駐宜賓期間以及後來考察、採集川滇藏自然、人文資料的過程中拍攝了大量照片，雖然年代上稍晚（主要拍攝於1920年代），但其中包含了很多文化、民俗方面的內容，對宜賓附近苗族人生活的記錄也是很珍貴的。
葛維漢：宜賓附近，背煤的寡婦和兒子（1925年）
葛維漢：宜賓附近寺廟大門（1929年）
葛維漢：松潘少數民族的服裝（1924年）、倮倮人射箭（1928年）在1910年前後還有一組法國人類學家在四川進行了多次考察，每次都有照片留下。1909年，維克多・謝葛蘭（Victor Segalen）和奧古斯都・德・瓦贊（Augusto Gilbert de Voisins）從甘肅方向進入四川，沿涪江至綿陽，經成都、樂山，走岷江、長江水路返回上海。
五年後的1914年，讓・拉提格（Jean Lartigue）加入考察的隊伍，這一次他們從咸陽-漢中的路線入川，在漢中分成兩路，謝葛蘭和德・瓦贊走經廣元的西線，拉提格走經巴中的東線，兩組人在閬中會合，又往東南行至渠縣后再去往成都。於是在他們這一次考察的成果里就包含了不太常見的川東北廣元、巴中、達州一線較早的照片。他們後來去了康定，由西昌―麗江―昆明―越南的路線返回；1922年拉提格再一次由長江進入四川考察，沿途拍攝了忠縣石寶寨、南沱、重慶附近的長壽、木洞、合江等地點。
進入1920年代以後，由私人影集和政府、學術、新聞機構中保留下來的照片就更多見了。在這些照片里依然能找到一些相對偏遠的地區可能是最早的影像資料，同時那些較早有照相機到達的地區所擁有的影像資料也會不斷更新。這種發現的過程將會一直持繼續下去，對於再現清末民初的地方風貌，研究川渝地區傳統的社會和文化，每一張新發現的照片或許都能提供一些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