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登基後，經常對臣下說，自己曾經和其父康熙做了一個比較後，得出他事事不如其父，「唯有洞悉下情之處」，比其父略勝一籌，並多次給臣下們講述自己曾經對地方事務了解的情況。並總結出：「地方事務，皆發端於州縣，頭緒紛繁，情偽百出」。新任職的官員大多都沒有經過曆練，一旦處理公務，必然出現瞻前顧後，舉頭無措。因此決定給州縣官員編一本「當官指南」的手冊，讓他們借鑒學習。只不過這項「官員文化教育工程」進展的非常緩慢。
早在雍正二年（1724），雍正就組織大學士朱軾、左都禦史沈近思負責編纂工作。只是在書沒能編纂好，沈近思就去世了，朱軾也身患重病，這件事情就一直拖了下去。
李衛（1687年2月2日—1738年12月3日），字又玠_圖
直到三年後，雍正覺得這事不能再拖了，並且覺得這件文化工程需要選派精力旺盛的官員去做。極其有趣的是，本來是文化項目的事，就應該由學者去做，可雍正覺得這些大學者們辦事效率太低，乾脆叫非科舉出身的兩位大老粗田文鏡、李衛去主持這件事，這樣的安排非常罕見。雍正卻有著非常獨特的理由，認為既然指導官員辦事手冊，那麼必須由有基層辦事經驗能力的官員去做，不要掉書袋（譏諷人愛引用古書詞句，賣弄才學）的文官去做。
田文鏡21歲時就做了福建長樂縣丞，30歲出任山西鄉寧知縣，一幹就是13年，後因政績突出深得雍正重用，在基層大力推進雍正新政落地時出力很大，雍正將其從布政使的位子上提拔到巡撫。認為田文鏡基層經驗豐富，又有做地方大員的工作經驗，為官老成幹練，對官場的陋規、科派、虧空、州縣欠錢、隱匿土地等弊端都非常了解。另一個人選是李衛，他更是大字不識，在雍正二年也是從布政使的位置上勝升任浙江巡撫，併兼任兩浙鹽務。李衛的基層工作經曆，尤其在鹽政、捕盜上非常有功勞，為此雍正認為由二人編纂「當官手冊」最適合不過。
欽頒州縣事宜_圖
為此，雍正讓他們各自將多年來工作的心得和辦法逐條寫出來，自己不會寫就找師爺。沒多久，果然送上來的材料讓雍正非常滿意，認為該書「條理詳明，言辭懇切，民情吏習，罔不兼該，大綱細目，莫不備舉，誠新進之津梁，庶官之模範也。」雍正大筆一揮，將這本書欽定為《欽頒州縣事宜》立即刊刻付印，一時之間，兩位「大老粗」主持編纂的書成了官員做官的秘籍，一時之間洛陽為之紙貴。
清代官員除了做官理論硬體基礎逐漸完善外，各種潛規則和做官心法也是一齊發展。為官之道的各種「心法」層出不窮。嘉慶年間的元老曹振鏞的做官秘籍是「多磕頭，少說話」，與宋代的「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如出一轍。這對於已經爬上高位的比較合適，而對於那些正在往上爬的，就不能少說話，而且還要會說話，恰到好處的說話。
曹振鏞(1755—1835年)，字儷生_圖
勒保是嘉慶朝的大臣，在四川總督位時，有一次覲見，嘉慶帝與其先談起來，問他說：「你們做督撫的，僚屬中間哪一等人最討便宜？」勒保想了想回答說：「能說話者最討便宜」嘉慶聽了勒保回答非常認同說：「是啊，工於應對，有才能的人更能表現他的長處，雖然事後察覺，但當前已被他矇混過去了。再者說來，正是不依賴上奏，彙報就不能暢達，有極好的事，往往會被不善詞令的說話。這就是升任所以設有言語一科啊，我每當遇到那些樸實無華的官吏，一定讓他們把話說完，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請室外紀》裡有一個有趣故事，當時有人給大學士曹振鏞寫信，向他請教宦海浮沉的要訣。曹給他總結了回信說：「你真的要走仕途嗎？第一朝中要有人，打點的錢必須是有的，而且絕對不能小氣。你對人態度要非常圓和，遇事不可承擔。凡事均不要太過於較真，不可有立功之心，一不可自以為忠。」最後總結做官的最高境界是「模稜」。
雍正皇帝_圖
與雍正早年煞費苦心編纂當官手冊相對應的竟然是另一套為官心法，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當時還有兩手流傳非常廣，被官員奉為真正做官秘籍的《一剪梅》，讀來朗朗上口，有趣辛辣：「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通，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在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
清代官員手冊的編纂發行有許多延續性，除了雍正的《欽頒州縣事宜》外，早在康熙時就有《福惠全書》，道光時期還發行過《牧令書》甚至在鹹豐時期發行量很大的《宦海指南五種》等等書無不說明，作為清王朝來講力求在官員思想上得到有效教化。
在一些地方，也出現了許多「良吏」，他們在衙門懸掛著至今看來也很有啟發意義的門聯：「官要虛心，總能發伏厘奸，須祝我得情勿喜」、「民宜安分，若到違條犯法，可憐汝無路求生」遺憾的是清代官員的為官套路最終全面覆蓋了官員整體操守，而那些曾經發行量最大的為官指南也蒙上了厚厚的曆史塵埃。
文：趙立波
參考文獻：《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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