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史圖館專欄約稿，僅代表作者觀點，與史圖館立場無關。
圖片為赫魯曉夫手握玉米的宣傳照，與本文無關。提到「棒子」一詞，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反而是這個
提到韓國，很多人都會想到太極旗、韓劇、三星，可能還有那個並不友善的辭彙「棒子」。
三星企業
有人說，「棒子」一詞來自朝鮮人擅長種植玉米，所以房前屋後掛滿了玉米棒——但是玉米傳入朝鮮半島的曆史很短，李朝時代主要種植的還是水稻、小麥。
有人說是因為偽滿時期朝鮮偽警察經常用警棍毆打中國人——但是這一辭彙早在清朝就已經為人所知甚至家喻戶曉，不可能遲到偽滿時期。
偽滿洲國的騎兵
還有所謂「朝鮮國王入京喝洗手水被嘲笑」的段子，更是胡扯無疑——朝鮮國王從沒進過京城，只有仁祖之子曾經作為人質被羈押在瀋陽。況且，這段子怎麼看怎麼像英女王喝洗手水故事的翻版。
南京大學的黃普基先生曾撰《曆史記憶的集體構建：「高麗棒子」釋意》一文（順便提一句，這位黃先生就是真·韓國人）。文中提到了最早可查的「棒子」一詞，是在清康熙年間的《遼左見聞錄》一書中：
朝鮮貢使從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謂之「棒子」。
其國婦女有淫行，即沒入為官妓，所生之子日「棒子」，不齒於齊民。鬢髮蓬鬆，不得裹網巾；徒行萬裡，不得乘騎；藉草臥地，不得寢處火炕。蓋國中之賤而勞者。
朝鮮王朝沒有廢除奴隸制，所以官奴、私奴廣泛存在。萬曆朝鮮之戰期間，就曾經有明軍將領（駱尚志）評論過這件事：
此國有官奴、私奴之法，永世不通仕路，此輩豈無憾恨鬱結之心乎?況此危亂之時，此法猶存，其投入賊中者，宜不肯回來。其為法弊甚矣。
萬曆朝鮮之戰
朝鮮人金昌業在1712年出使中國的過程中和一個中國人談話，那個中國人是這樣評價的：「此處（中國）則飲食甘苦，衣服美惡，奴與主無分，以至其主騎馬，奴亦騎馬，而朝鮮豈曾如此乎？」
這個中國人說的話，也可以在金氏自己的記述中得到見證——「向晚起出幕外，見驛卒輩圍火，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臥，互相枕藉」。兩班士大夫和翻譯、醫生等「中人」可以睡帳篷，而隨行的官奴就只能露天了。（順便說一句，那是農曆十一月底，地點大約是今天的丹東......）
這些身份低微的僕役，在韓語裡叫bangza，也就是「棒子」的語源。（朝鮮漢文寫作「邦子」或「房子」）
服侍達官顯貴的兩個僕人
而如果我們把目光擴大到這兩個詞，那麼就會發現更早的記載：
房子，使館之給役者也。每房自使副使而下，以品高下而為之多寡。其服文羅頭巾，紫衣角帶皂履，蓋擇善供應者為之。觀其守法謹甚，又善筆劄。髙麗俸祿至薄，唯給生米蔬茹而已。常時亦罕食肉，每人使至，正當大暑，飲食臭惡，必推其餘與之。飲啖自如，而又以其餘歸遺於家。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書影
至於「棒子」一詞為什麼變成了對朝鮮人的蔑稱，劉永連、劉安琪的論文《不同的文化源流，交叉的曆史進程——「幫子」、「榜子"、「房子"與「高麗棒子」語詞關係考辨》提出了與黃普基不同的見解。
黃普基認為，「棒子」擴大為對朝鮮人的蔑稱，是因為朝鮮使團中的僕役們所做的惡行和使團沿途擾民所致。
丙申，使行宿於高橋堡王姓人家，失不虞費銀千兩，護送官走告寧遠府。自瀋陽核王姓一家人口，備盡酷刑，王妻不勝痛冤每使行，過此堡，人睥睨不欲接待，作為口實。
——樸思浩《心田稿》
暮投榆關店，館於店舍。飽聞行路刷馬人等攘奪市肆餅面，每欲治之，而罪人未得矣。午後途中有一漢人跪訴，乃刷馬人奪食飴糖事。駭甚。查出所犯人，倍償其直，重杖八十回示行中。
——《燕途紀行》
夜，首譯入來告日：即聞瀋陽消息，團練使以初十日出去，而刷馬驅人，多買禁物，出柵時必生事，然則於行次，亦甚可慮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
朝鮮世宗大王
而對待這樣的惡行，朝鮮使團為了維護國家尊嚴，動輒施以重刑。金昌業曾記載「決棍」（用棒子打人）行刑的場面：
三使臣出坐前階，捉入洛乞（人名，朝鮮使團僕役，在外將人打殘），刑訊一次，同鬥刷馬夫崔可仁，決棍十度。杖時諸驛卒列立，一時發聲叫打。蒙古（周圍居住的蒙古人）據牆而見之，有驚駭之色。
棒子打人這種刑罰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也許是「棒子」變成指代全體朝鮮人的根源。
而劉永連、劉安琪的文章，則對此持不同意見。他們更傾向於認為「棒子」一詞的擴大化和汙名化，是多因素導致的，不能完全歸因於朝鮮使節團。
他們認為，朝鮮使節團的出訪次數並不多，接觸的中國人也很有限，未必是朝鮮使節團的「功勞」。同時，從來訪中國的頻率上看，使明（「朝天」）遠高於使清（「燕行」），但是直到清朝才出現這種說法，可能與明清鼎革之際，朝鮮與中國關係惡化有關。在清朝入主中原以後，朝鮮瞧不上清朝這是人盡皆知的，動輒稱清朝為「胡」、「虜」，同時也看不起清朝人，清朝人自然原樣奉還，找了個蔑稱來稱呼他們。
清朝入主中原後推行「剃髮令」
兩位作者認為，「棒子」一詞的詞義擴大，和北方方言用「XX棒子」蔑稱某一群體有關。北京、東北方言當中都有用「棒子」蔑稱某一地區或某一職業人的用法，而這種用法同樣可以追溯到清代。《清史稿》有云：「臨江府，清初黑哲喀喇人所居。西南，葛蘭棒子。」不能斷然否定這一用法對「高麗棒子」一詞產生的影響。
「棒子」從僕役變成對整個國家的蔑稱，其原因究竟為何尚不可知，但是今天的我們對於這樣一種侮辱性的稱呼，還是少用為佳。畢竟，我們也曾經體會過被人用蔑稱（比如英語和日語裡...我就不說了）稱呼是一種什麼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