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韓國女生朴珠媛從香港大學畢業后，懷揣着新聞理想，申請了在新加坡亞洲新聞台的職位。
大學期間，朴珠媛就已經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她修了新聞、政治與公共管理兩個專業，同時還忙着在多家國際知名媒體實習。朴珠媛曾在亞洲新聞台實習過一個月，所以畢業后想回去看看。
有着名校學歷和多段實習經歷的她，總算如願以償成為了亞洲新聞台的一名製作人。她曾希望能在那裡施展自己的新聞抱負，可是她卻多次遭受了不公平的對待——這一切只是因為她是一名年輕漂亮的女性。
“在那工作的一年半里，我只能忍受這一切，”朴珠媛對界面新聞記者說。像朴珠媛這樣的遭遇，在亞太地區並不少見。而這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經濟和社會的更快速發展。
“新加坡文化”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今年4月發布的認為，亞太地區“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但與男性相比，這些國家的許多女性在工作和社會中都遭受着不平等的待遇。亞太各國在性別平等指標上存在着差異，新加坡被認為在性別平等上做得不錯。基於15個性別平等指標，新加坡的性別平等得分為0.68，遠高於亞太地區的平均值——0.44。
可就是在這樣一個性別平等得分較高的國度，朴珠媛在工作中不得不面臨著性別歧視和性騷擾，“我的經歷或許不能代表整個新加坡的職場氛圍吧，”她仍希望他人能公平地看待新加坡，“但我感覺就因為我是女生，有些同事並沒能很專業地對待我。”
當朴珠媛在電視台進行採訪時，有些男性受訪者總是會問她一些過分的問題：“你有男朋友了嗎”，“所有的韓國女生是不是都會整容呢，你有整過嗎”，“如果我去韓國的話，我能跟像你一樣的女孩約會嗎？”
在拍攝期間，節目組的攝影師會稱呼她為“親愛的”或“小甜心”，也會問她有沒有男朋友。朴珠媛直截了當地表示不希望攝影師這麼稱呼她，但對方仍沒有一點歉意，還回應道，“那我可以叫你老婆嗎？”音效師和她坐在一起時，也曾對她說，“你可以靠在我肩上。”而她出席某些活動時，有些男性會有意無意地把手放在她的背或肩膀上。
初入職場，朴珠媛面對這一切手足無措。公司里只有她和另一名同事來自韓國，身在異國他鄉的她感到孤獨和無助。當朴珠媛對同事說起她的遭遇時，他們只是一笑而過，“你就是不太懂新加坡的文化。”
她並不太懂他們口中的“新加坡文化”具體指的是什麼，但很清楚的是，這一切言語和行為讓她感到很不舒服。朴珠媛告訴了她的女上司勞拉，希望能得到幫助，然而勞拉在聽到這一切后並沒作太大反應，只是說，“最好先不要去找HR”。
“你應該習慣這一切，等你到40歲就好了。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也經歷過這些，現在我就不會碰到這些事了，”勞拉笑着對24歲的朴珠媛說。
當被朴珠媛問及為何自己會遭遇這一切時，勞拉教給了她一個新的單詞——P.Y.T.，“你會遇到這些，就因為你是‘Pretty Young Thing’。”聽聞這句，朴珠媛目瞪口呆，無法再繼續與勞拉的談話。
某一天，朴珠媛的澳洲男同事丹尼爾對她說，“你不能成為主播，因為你沒胸。”朴珠媛聽完很震驚，“你這句話真的很性別歧視。”
“這不是性別歧視，這是事實”，丹尼爾還說道，“女生本來就不該太聰明，你應該學會裝傻。”
事後，丹尼爾在社交軟件WhatsApp上對他的這番言論表達了“歉意”，“很抱歉，這只是個玩笑，我以為我是在澳洲，我忘了我是在亞洲。”而這一次，朴珠媛不想再默默忍受了，她選擇在Facebook上公開了她的遭遇，新加坡也在2017年報道了此事。
新傳媒發言人當時對《聯合晚報》表示，公司正在調查這件事，“新傳媒不能容忍職場性別歧視，我們將嚴正處理這起事件。”
然而朴珠媛對界面新聞記者說，新傳媒在這件事上並沒能保護好她，也沒能進行徹底的調查。她在2017年年底離開了公司，只得到了微薄的補償金。
韓國職場的“酒局”
回到韓國后，朴珠媛的工作也並不太順利。她在一家韓國初創媒體公司做了幾個月的商業記者，在轉正時公司卻說要給她減薪。朴珠媛便提出了辭職，現在她是一名自由撰稿人。
不過在性別平等方面，朴珠媛的上一家公司做得不錯，她在這方面並沒有什麼不愉快的經歷，同在這家公司的金秀珍也對此表示了認可。
金秀珍有着7年的工作經驗，她告訴界面新聞記者，比起之前的公司，目前這家公司在性別平等上做得好太多了。報告顯示，即使在日本和韓國這些經濟發達的國家，女性在職場上仍普遍面臨著性別不平等。
“女性不能做製作人，因為她們身體太虛弱了，而當製作人太辛苦了，三個月後她們肯定會因為月經不調而辭職，”一名男性製作人對朴珠媛說的話讓她記憶猶新。
“我對我現在的工作很滿意，我能學到很多的東西，而且公司的氛圍很好，但在我多年的職業生涯里，我感受到了太多的性別不平等，還遭到了性騷擾，”言語中，金秀珍流露出了一絲無奈和悲傷。
金秀珍之前在一家廣播公司裡面做記者，她說，在韓國，女記者（尤其是女主播）遭到性騷擾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女記者們總是被那些男性製作人評頭論足，還經常收到男上司的騷擾短信和電話。即使是在工作時間，有些男上司也會不檢點地觸碰女員工的身體。
下班后，女性員工會被要求去和領導們喝酒，這會幫助她們拓展人脈和談商業合作。“我只是覺得，強迫女性去這些酒局很不合適，” 金秀珍說，“他們只希望這些女性打扮得漂亮一點，乖乖地坐在那裡，微笑着聽別人說話，而不是積極地參與到對話中去。”
在金秀珍看來，廣播公司給男記者和女記者設計了兩條不同的職業發展道路。公司在男記者身上投入了更多時間去“提升他們的能力”，但卻沒給女記者一個長期的職業規劃。因為很多女記者在結婚或生孩子后，會結束其職業生涯，或成為自由撰稿人。
金秀珍表示，“我認為這並不代表女員工不夠努力，只是她們得扮演多個角色，比如母親、妻子和媳婦。除了工作，她們還得顧家。”儘管有些女性在結婚後仍想在工作上有所作為，她們不得不面臨職場天花板。金秀珍認為一旦女性成為了母親，公司便很有可能剝奪她升職的機會。
麥肯錫的調查報告發現，在亞太地區，每5名企業高管中，只有1名是女性。在東亞的一些國家，每120名企業高管中，只有12到20名是女性。而阻礙女性擔任高層職務的最大障礙是“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工作模式，其次是女性面臨的“雙重負擔”——工作和家庭。
女攝影記者——印度“稀有動物”
卡琳娜，這個留着一頭帥氣短髮的印度女生，一直在堅持着自己所熱愛的攝影事業。她用瘦小的身軀扛着重重的攝影器材，行走在印度的大街小巷。卡琳娜的Instagram有着3萬多粉絲，從她的攝影作品可以看到，她關注印度貧困人群，也喜歡時尚。
現在，27歲的卡琳娜是一家國際知名媒體的攝影記者。要知道，在印度能做攝影記者的女性少之又少。“據我所知，整個新德里只有4名女性全職攝影記者，要做這行真的挺難的，”卡琳娜對界面新聞記者說，印度社會對女攝影記者帶有偏見，“在上家公司時，我經常從男同事那聽到一些很帶性別歧視色彩的話，而且他們自己還沒意識到這是性別歧視。”
數據表明，印度是亞太地區性別不平等最嚴重的的國家之一。 對於這個結果，卡琳娜一點都不意外，“不管是在家裡還是工作場所，印度就是沒能提供一個公平的環境給到女性。在工作時，我覺得我有時候被當成了一個物品，被男人討論着。”
卡琳娜之前在《印度斯坦時報》工作了3年半，在15人的團隊中，她是唯一女性員工。要想在這樣的環境里生存，並不容易。因為她是女性，很多時候領導都不會派什麼有挑戰性的任務給她。有同事勸她，“攝影記者真的不適合女人，女人的身體幹不了這種體力活，她們生完孩子后更不會把心思放在這上面了。”
對此，卡琳娜並不服氣，她開始主動去要求承擔一些工作任務，同事們才意識到這個女生並不簡單，並開始在工作上給她一些幫助。
卡琳娜希望，如果有些工作對她來說比較危險的話，至少公司得和她討論該不該讓她去，而不是直接不把她考慮在內。她認為公司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保護她的安全，比如太晚了可以給她派個司機。
在攝影記者的路上，卡琳娜知道她還有太多的障礙要去跨越，但她並不害怕。她對目前所在的這家國際新聞社很滿意，她認為他們對女攝影師很感興趣，所以才聘用了她。
在卡琳娜看來，“他們開始意識到，女性能帶給他們什麼樣的故事。我認為大眾忽略了女性的聲音，我們不能只是讓男性來告訴我們所有的事情。”
麥肯錫亞洲區董事長、候任麥肯錫全球總裁施南德(Kevin Sneader)就此次報告說，“從經濟角度來看，追求增長卻不釋放女性的全部潛力，與束縛手腳無異。亞太地區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推進性別平等能讓更多女性從貧困中解脫出來，釋放經濟潛力，推動整個地區的蓬勃發展。”
朴珠媛很享受當一名自由撰稿人，只是工作不夠穩定。被記者問及未來有何規劃時，她顯得有些迷茫——儘管她的學歷和工作經歷都很不錯，但要在韓國謀得一份好工作並不容易。
“我不知道我該去哪裡工作，經歷了那一切，我現在有點害怕在大公司裡面工作，”朴珠媛對記者坦言，“我想，我可能有點悲觀吧。”
可是迷茫中，她又帶着堅定。“不管我身在何處，不管我是自由撰稿人還是在公司里工作，我想一直做一名記者，而且我會儘力做好，”她有些激動地說，“因為我相信，好的寫作是不會騙人的，在這個數字化時代，好的寫作是會被人認可的。我想這聽上去很幼稚吧，但我相信好的文章可以跨越一切障礙，包括性別歧視。”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勞拉、丹尼爾、金秀珍、卡琳娜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