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新討論公知的社會責任，有朋友發來議論，說近年公知淪落除了環境艱險，更因他們輕率的發言態度，既不願意多讀書、不斷刷新知識，也不願意親自調查，結果就成了常識正義論者，以為簡單地依靠互聯網上一些片段、再用所謂常識邏輯就可以做出洋洋洒洒的評論，難怪經常被公眾嘲笑為和北京計程車司機的水平差不多。
進入五月的春夏之交，也是傳統「菜花黃、瘋狗狂」的時節，各地陸續傳出大學校園流浪狗咬人的新聞，我也不敢大意，專門走訪了北京市公安局犬只留檢中心，俗稱「七里渠」的神秘所在。
在犬舍一片吠聲中，我看到不少善良市民正在辦理手續，領養被送來的流浪狗。據工作人員介紹，那隻不久前在青年路一帶咬傷兒童的「瘋狗」也在隔離室留置觀察。
其實，通過多年的宣傳和免疫，北京有超過80萬隻狗做過免疫，而現存犬只總數約100萬隻，而免疫率通常超過75%即可形成對狂犬病的有效免疫屏障。過去一年，只有5例狂犬暴露的報告病例，全國的報告病例也只有500多，比較五年前的1000多例下降許多。
按說，這個數字遠低於許多其他惡性傳染病，更遠遠低於日常發生的交通事故死亡和刑事死亡等，不足為患。可是，任何一件疑似狂犬咬人的消息似乎都能引起公眾恐慌。我有時也很不明白，中國人到底在害怕什麼，平常需要擔心的事情不是已經夠多了的嗎？
這些年，無論動物保護志願者怎麼解釋、怎麼努力，無論狂犬病例下降多少，似乎都難以消弭公眾對狂犬病的恐懼。一如數百年前的「叫魂」或者今天對孩子丟失、女大學生被拐賣、乘坐滴滴被姦殺之類的恐懼，中國公眾彷彿生活在無休止的恐懼之中，連帶著也對某些宗教、某些民族、對艾滋病、甚至同性戀人群都懷著極深的恐懼。
全民都陷入在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癔症中，連那些所謂公知也不能倖免，常常加入到各種恐懼大合唱，或者鼓吹宿命論的個體絕望。事實上，每當狂犬咬人新聞出來，互聯網上就流傳一些明顯是狂犬癔病的視頻。無獨有偶，最近巴以衝突加劇、釀成多達40餘人死亡的大屠殺，一些微信群里便流傳著幾年前巴勒斯坦人的抗議視頻，卻指系今天巴勒斯坦人用來裝死。
我只能抱著試圖理解「這一代人的怕」的心理，翻看各種論文，仔細研讀農業出版社的《狂犬病》，這是「動物防疫防控出版工程」叢書最新出版的一本大部頭合編著作，也去了幾家動物醫院，採訪了北京「天使動保」組織，那些曾經長期為阻止販賣狗肉辛苦鬥爭、卻不被更多公眾理解甚至污名化的動保志願者。
幾年前，因為田野調查的緣故，自己也曾走訪一些京郊的犬只收容所，都是愛狗志願者傾家蕩產租地收容和照顧。我無力幫助更多，只是在其中收養了一隻小貓。幾年過去，這隻曾經渾身感染貓蘚、留著鼻涕的流浪貓，歷經掉下六層樓的劫難而存活，已經長成一隻極有教養的「龐然大物」。
不過，直到上個周末參加了一個急救培訓之後，練習了心臟復甦、海姆立克急救法以及各種傷情和意外的處置方法后，儘管這些方法的大多數我都從小被家慈反覆教導過、也在馬拉松賽場和一些相似場景出手實施過，但是在一天的密集訓練后才恍然大悟，恐懼來自無知。
譬如說，2014年2約17日深圳地鐵水灣站發生一起猝死案件，35歲的女性白領梁婭突然昏迷，現場無數人經過，包括地鐵站工作人員，但在整整50分鐘里無人出手施救，急救人員到來后只能宣告死亡。
2016年6月29日北京地鐵呼家樓站重演了這一幕，34歲的某網站副主編金波猝死。我當然理解普通人不願多事的心理，2006年南京彭宇案的陰影仍然籠罩在公眾之上，但是誰也難以否認公眾以及地鐵站工作人員甚至警察都缺乏急救訓練才是他們袖手旁觀寧願錯過急救「黃金四分鐘」的關鍵。
另一個原因則是AED自動除顫器的匱乏，公共場所普遍缺乏這一急救裝備，地鐵站服務員窗口最常見的是所謂針頭線腦風油精之類半個世紀前「學雷鋒」式的「物資」，而非現代社會理應配備的急救設備。
至於公立醫院或急救中心的急救服務之不發達，也許更不用在本文里多說了，明白的人都明白，如果以急救服務或者大街上救護車的鳴笛聲來衡量一個城市的發達程度的話，中國可能確實仍然處在毫無疑問的發展中國家。
對狂犬病的恐懼，大概也是出於類似的無知，和公共服務的匱乏。
例如，2009年陝西漢中再次爆發狂犬病，死亡人數超過12個，當地政府只以撲殺犬只為控制疫情的方法，一時間殺死約3.6萬隻狗，引發當地民眾和全國各地和國際動保組織的抗議，而記者調查后發現，當地狂犬病發與當地防疫投入微少有關，造成地方犬只免疫率接近零。
這種政府失責、公共投入不足導致公共衛生危機的情形屢見不鮮，即使在漢中就可以追溯到1982年的狂犬病爆發和1986年的爆發，而這些爆發並沒有促進政府增加投入，只是在釀成危機后一味濫殺，造成社會恐慌。
如果從1949年算起，中國狂犬病有報告的死亡總數略超過十萬，不是一個小數目。最易引發恐慌的還在於狂犬病的致死率，幾乎為100%。但是，狂犬病毒擴散對狗咬人的高依賴和高死亡率本身就阻絕了狂犬病的爆發，就像埃博拉病毒雖然可怕卻因為高致死率而自我阻斷了病毒的繼續傳播，難以超出狹窄地域範圍，這和低致死率且依靠人際傳播然後屢屢造成世界範圍災難的流感病毒截然相反。
在電子顯微鏡下，狂犬病毒呈子彈型，直徑約60-100納米，雖然理論上可能感染所有哺乳動物，但是每種毒株只和特定宿主相關並被其維持，很少發生對新物種的擴散，也就是作為一種宿主適應型病毒，不僅在犬、狐、蝙蝠等物種間存在毒株差異，還受到河流、山川等地理限制，存在明顯的系統發生生物地理學特徵。
這種差異不是無關緊要的。例如2004年美國威斯康星州一個女孩Jeanna Giese發生狂犬病暴露后使用安非他命等雞尾酒療法進行主動大腦昏迷后治癒，被醫學界認為是巴斯德1885年首次「暴露后治療」、運用家兔脊髓製備乾燥疫苗救活狂犬病人之後又一次革命性的治療，但是這一療法的成功前提是這位15歲的女孩Giese不是被狂犬咬傷，而是被蝙蝠咬傷，而蝙蝠體內的狂犬病毒株的毒性較低，成為關鍵。
甚至，這一差異還頗有文化意義，可以解釋中國人對狂犬的恐懼來源。雖然中國的犬文化也算源遠流長，甲骨文中就有犬， 也就是今天漢字反犬旁「犭」的來源，但是中國文化中很是罕見對狗的友好，或者人類伴侶之情，反而以反犬旁構詞建構起一個龐大的以對狗的偏見和歧視為中心的負面漢字集合。
雖然2016年還有中科院昆明動物所王國棟團隊試圖從基因圖譜研究證明早在3.3萬年前從狼到犬的馴化就在東亞南方完成了，然後向歐亞大陸傳播，與非洲人向世界遷徙的方向相反，也與從新月地帶向歐陸的小麥傳播的方向相反，狗被馴化的標誌之一是體內澱粉消化酶增加以適應人居食物；還有語音學家證實漢語狗的發音來自苗瑤語，連犬也是，和藏語、緬語相近，但是，從周到唐，中國對以犬以狼為圖騰的犬戎族也就是今天蒙古人的祖先卻始終充滿恐懼，唐德宗期間的大臣柳渾稱戎狄為「豺狼也，非盟誓可結」。
同時，中國典籍對狂犬病的記載卻分外詳細。最早在《左傳》中就有記錄，「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狗」；哀公十二年（即公元前483年），有「國狗之無不噬也」。即瘋之意。漢墓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里就有了「狂犬噬人」和「犬噬人」的區分。到晉朝葛洪已經清楚認知了狂犬病的發病周期，即「過七日不發則免也，要過百日則為大免」。後世醫書記載和討論層出不窮，非常接近今人對狂犬病的認識，例如《本草綱目》中便說「a犬肉有毒，不可食，食之殺人」。
當然，按李時珍的說法，很多肉包括鴨肉都有毒，都會食之殺人。唯獨對狐狸，本來狂犬病毒的跨種傳播最先傳給紅狐，但是在中國古代神話里卻對狐狸情有獨鍾，狐狸和人的關係比狗與人的關係親近得多。最早從公元2世紀開始就以女性形象的狐仙出現在文學中，連漢人祖先大禹都在東漢時代的《吳越春秋》里被附會娶了九尾白狐，人們好像不太忌憚狐狸身上潛在的狂犬病毒，而更著迷狐狸精的人狐戀。
更有趣的，在狂犬病毒毒株演化樹譜中，現在中國流行的狂犬病毒RABV屬於亞洲演化支，起源於1412年，或1654年，不同於印度演化支、世界性演化支和非洲的若干演化支、以及北極演化支和美洲的蝙蝠演化支。
這一時間，和歐洲1500年後的狂犬病流行一致，且中國狂犬病毒的亞洲演化支明顯存在向印尼、菲律賓的傳播相關性，似乎與明朝開始的南洋交流、以及歐洲的大航海時代有關。1412年是永樂10年，也是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敕往賜滿加剌、爪哇等國」，而1654年清軍已經入關十年，似乎並沒有帶來優勢的狂犬病毒北極演化支，或者在那之後與北極演化支發生了某種隔離，也許只能解釋成明朝兩百年間的災荒和流民在推動這一類型毒株的空間密集化，而明代長城和邊境對峙雖然最終沒能阻擋清兵入關，卻成功阻擋了來自北方的狂犬病毒。
時至今日，東北仍然是狂犬病的低發區，人們大啖狗肉卻少有狂犬病暴露，和廣西地區嗜狗且狂犬病高發形成鮮明對比。
這或許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外來的滿人政權能夠迅速漢化的原因。他們沒有帶來新的狂犬病恐慌，相反，滿人壟斷的大量貂皮和狐皮貿易卻滿足了漢人精英對人狐戀的想象――母狐完全符合漢人知識分子對柔弱淫蕩女性（狐狸精）和對多妾（九尾）生活的性幻想，並轉為對清朝政權精細治理、懷柔風格的服從，才有臨到清朝末期皇太后垂簾聽政的可能，而迥然不同於更早蒙古人「狼圖騰」一般較野蠻的男性氣概壓迫，如同被蒙古人人祖先犬戎族一殺一擄的周幽王和褒姒，儘管實際上正是元朝建立的行省體制及各項典章制度、等級制度等成為明清統治的基礎直到今天，卻在漢人心目中視為暴政。
有趣的是，1970年代以來，俄羅斯的生物學家通過反覆雜交、選育試驗也發現，狐狸的馴化是可能的，而且馴化結果是狐狸的面孔發生改變，耳朵耷拉，吻部變短，臉型變得柔和，更像人，大腦能夠對人的指令和情感產生反應。
這種馴化后的性狀改變大概很合乎中國人曾經的想象，也合乎今天許多年輕女性的整容方向，她們正在深層文化意識的層面自覺地迎合中國人的戀狐心理，自我寵物化。
相反的，中國傳統文化對狗的惡感以及對草原民族的恐懼大概才是狂犬病恐懼的普遍認知基礎，很類似一個最近的例子――1967年新加坡華人爆發縮陽（癔）症，其心理原因在於對穆斯林的恐懼。
新加坡兩個近鄰印尼和馬來西亞先後在1965年和1969年爆發了針對華人的大屠殺，生活在冷戰中的新加坡華人大概很能感受當時馬六甲海峽所瀰漫的不安，最終因為豬肉的檢疫問題而爆發。而1985到1987年海南、雷州半島等地也爆發過縮陽症恐慌，那時也正是狂犬病的爆發期，兩者的心理機制存在許多相同之處，都是教育低下人群對男性氣概的自卑。
當然，社會恐懼的另一個直接原因，則來自狂犬病患的癲狂癥狀，這也是世界範圍對狂犬病的通常反應。
狂犬病的單詞Rabies，拉丁文Rabere原意是暴怒、狂暴，可能源於梵語的Rabhas，暴力的意思。狂犬病的另一個稱呼是希臘語，Lyssa，對應英語的瘋madness和Lyssophabia，即恐水症。兩個詞根，兩種描述，分別對應狂犬病的癥狀和對他人的威脅。
這種病患有著異乎尋常的社會攻擊性，儼然複製了瘋犬的行為模式，即回復到動物狀態，這讓進入文明時代的人類恐懼不已。所以，在文明初始，便能見到對狂犬病的記載，例如公元前23世紀、今天伊拉克境內的埃什努納法典(Eshnunna Code)，就規定了犬致人死亡後主人應該承擔的責任。到古希臘的荷馬和亞里士多德，都描述過瘋狗和犬只感染后的易怒，十分吻合狂犬病發后狗的狂躁表現，不過柏拉圖卻是用Lyssa 來形容情慾，麗莎也是今天一個好聽和普遍的女性名字。
狂犬病的這種癥狀，和狂犬病毒侵入並作用於神經系統有關，也因此造成狂犬咬傷面部則發病更快，且在發病期表現出狂躁或沉鬱，以及活動過度、方向感喪失、意識錯亂、畏光、異食、不配合和筋攣性癲癇，也會因自主全身性興奮導致不穩定的高血壓、換氣過度、肌肉震顫、性慾改變、體溫過低或過高，最後發生呼吸和心臟功能衰竭，在十天內死亡。
狂犬病的現代想象是和近代文明社會的發端特別是對瘋狂的管制和恐懼聯繫在一起的，如福柯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的考證，16世紀末到17世紀歐洲文學突然大量出現有關瘋狂的描述。
因為，雖然自人類文明伊始就有記載，但是真正的狂犬病爆發還是在中世紀後期1500年以後。非洲的狂犬病是1772年由英國殖民者引入的，美洲在大航海時代之前也無狂犬病毒，只有當西班牙人帶入天花、流感和狗以後，才有了狂犬病毒的泛濫。而這些強烈、異常的病徵在今天又被轉化為殭屍形象，一個好萊塢特別喜歡的類型片，幾乎未來所有的生化危機最後似乎都趨向狂犬病模式，然後導致人類社會的自我滅絕。
如果按照福柯主義的解釋，他注意到那個時代精神自由則被視為精神錯亂，瘋狂意味著一種理性的表現，那麼狂犬病的癥狀只不過比梅毒導致的癲狂更加短促激烈而已，後者都曾經被讚美、被認為激發了人類的創造力，譬如尼采和列寧，那麼狂犬病為什麼只能帶來恐懼呢？
或許要從狗和人的關係來切入。其實，在王國棟團隊前，生物學對狗的馴化有多個假說，最近的是1.1萬年前起源於歐洲，也有蒙古最先馴化說，證明犬戎族非虛也。
無論如何，馴化后，狗和人的關係是以人的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狗對人的依附，消滅了狗的祖先――狼所具有的社會性和群居性，切斷了狗和其他狗以及其他野生動物的頻密交往。這種情況下，狂犬病毒主要依靠狐、貉、鼬、果子狸等野生動物作為宿主保存，然後通過野生動物與家犬的偶然性接觸再傳播開去。所以，就如狂犬病的高致死率本身可能阻止傳播，狗的馴化和依附人類的生活方式並無多少爆發可能性，本不足畏。
一旦爆發，便表明人類社會的生活秩序發生異常，例如戰爭、瘟疫、災荒等失序狀況。若在平時，則意味著某種人狗關係的疏離，一種「不文明」的狀態開始改變狗對人和家庭的依附關係。
最典型的，不是澳洲的野狗和印度的流浪狗，這些狗回到了一種野化、半野化狀態，自然是狂犬病毒的危險傳播群體，當20世紀末世界每年因狂犬病致死人數還在5.5萬左右的時候，印度的死亡總數就超過3萬；而是像中國鄉村的散養狀態，狗遊走在家和村莊邊緣，既吃主人提供的飯食，也自行覓食。這種情況下，家狗和野生動物的接觸機會大大增加，咬人後又難以捕捉觀察，很利於狂犬病的流行，還加劇狂犬病的社會恐懼。
但是，散養現象是人狗關係的疏離，這種疏離不止發生在鄉村，在城市養狗家庭同樣發生。
許多家庭因為懷孕、育兒或者其他原因就棄養貓狗，造成城市流浪狗泛濫，卻不知有寵物陪伴卻可以防治新生兒的過敏和哮喘等疾病。
大學校園缺乏自理能力、缺乏足夠空間的大學生往往輕易抱養貓狗，同樣容易隨便丟棄，甚至在一個個寒暑假的間隙也無法熬過，造成校園流浪貓狗問題。而細究之下，這種責任感缺失、對伴侶動物的隨意，背後可能正是人際關係的疏離。人們越來越不知道如何對待親密關係和陌生關係，似乎一直沒有做好從前現代社會或者鄉村共同體/單位共同體向城市社會的轉型準備。
這當然是個大題目。雖然近年來終於有人開始講陌生人的團結，但是，陌生人問題仍難以解決，畢竟中國國民到今天也難以處身公共場所時面對其他人頜首致意或者微笑、留門、讓行、保持安靜、注意自身行止得體。
更現實的是，大多數人可能究其一生都沒有學會處理親密關係，然後將這種親密關係的愛、平等和交往推及世人，只是困在先天血緣和綱常倫理的家庭中，並且把這種不平等的綱常秩序延伸到階級秩序，讓後者也成為先驗的現實，並反諸家庭內部，也就是階級不平等的永化。
這或許才是很難看到中國人尊重並且平等對待各種親密關係（包括父母與子女、夫妻之間、同性戀伴侶、戀人之間關係等）的原因，也是輕易棄養寵物的根源，而寧願沉浸在蒲松齡式的文化想象中。一旦發生狂犬病暴露，其身體形態改變之劇烈，特別是男性患者常常伴有陰莖勃起、連續射精的異常，對此種家庭秩序便帶來巨大心理衝擊，而且常常以癲狂的癔症形式表現出來，只為獲得家人的關注。這種癲狂與理性無關，而是反理性的，包括對公共生活的不信任。
例如，我們還可以把狂犬病爆發歸結為鄉村地區疫苗供應和醫療服務的不足，加上鄉村地區疫苗和發病後的治療費用等因素，每一次鄉村地區的狂犬病爆發都意味著鄉村公共衛生和公共服務的惡化，也就是鄉村的貧困化。
例如陝西漢中地區，1980年代以來多次狂犬病的爆發，大概最生動反映了當地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所難以掩蓋的落後，公共服務和公共衛生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類似的，巴西的城市化也是一個狂犬病防治的例外，大量貧民窟的存在反而使聖保羅等大城市成為狂犬病高發區。
而在北京，犬只普遍接種疫苗已經形成有效免疫屏障，偶爾發生的狂犬病例幾乎都是外來犬只隨外來務工、經商人員引入北京的，證明城市化和公共衛生改善能夠降低顯著狂犬危害。
最成功的防疫發生在歐洲，不僅城市寵物普遍免疫，而且通過投放口服疫苗防止了野外動物的狂犬病流行，從而隔離了野外動物對寵物和人的感染，把狂犬病發病率降到接近零。這也給了世衛組織以信心，決心在2030年像曾經消滅天花一樣消滅狂犬病。
另一方面，就是防疫知識和傷后處理。防疫知識也代表防疫責任，養狗人有責任為家犬定期注射狂犬疫苗，同時保持家犬的看養狀態，遛狗時須系狗繩、戴口環等，這在即使免疫情況最好的北京也很難做到。
更重要的，還在於對狗的伴侶責任，不應隨意因遷徙或家庭原因拋家犬造成流浪狗。這不僅會造成潛在的狂犬病問題，也極大傷害狗的心理健康，對人產生怨恨。
台灣自然觀察者劉克襄曾經連續一年多觀察過台北陽明山的野狗。在他的觀察日記《野狗之丘》里，流浪狗通常保持一定的社會性，數只結夥生存，這和我們平時觀察到的情況相同。而且，他注意到其中一隻狗從家養到棄養然後流浪，眼神、毛色和體態都發生了相當變化，備受創傷。這樣的流浪狗若在校園集群追逐幼童或者學生，大概正是出於某種人類可以理解的怨恨。
而最重要的，是被咬后的處置。
即使在我上周剛剛參加的美國心臟協會的急救培訓課，也對動物咬傷后傷情處置缺乏更專門的提醒，沒有強調保持傷口開放性，因為狂犬病毒是厭氧的，如果為了止血而包紮，只會有利於病毒的複製小環境。至於常規性的肥皂水清創等，似乎絕大多數國民都沒有受過訓練或者實踐過，遑論心臟復甦、海姆立克急救法等。
遇到咬傷、昏厥、中暑、心臟驟停以及普通傷情，人們往往不知所措，過分依賴原本就不足的公立急救系統，他們的姍姍來遲以及對急救很不友好的樓宇設計（如過於狹小的電梯間或缺乏電梯的舊樓房），一般情況下都會很自然地錯過「黃金四分鐘」，而這些其實收費的急救車和急救治療往往首先被鄉村和低收入人群拒絕，造成鄉村地區狂犬病受害者的耽誤治療，也放大人們對狂犬病的恐慌。
雖然我們今天不至於動輒將這種恐慌與昔日的「叫魂」相提並論，但是，文化心理上的恐懼卻難以消弭，城市現代化和社會服務的低下卻提醒我們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需要的是提高生活質量、政府服務和引進現代化的理念、制度，向社會和公共領域投入更多的資金，而不是一味幾萬億地投入那些「鐵公雞」的基礎設施。至少，在社會和公共服務提高之前，我們能做的，仍然是從自身改變做起，主動學習急救，承擔起搶救他人、照顧動物的公民責任。這或許才是文明的本來狀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