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那些有著雄厚財力和大量員工的跨國公司，這是一種「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只需要少量資金，甚至只需要一個人就可以完成。
54 歲的 Mustapha Dieng 是最早進駐廣州的塞內加爾人，他已經在這裡生活了 15 年。
Dieng 的牆上掛著兩面鍾，一面顯示東八區的中國時間，另一面與零時區的塞內加爾同步。
按照他的說法，來得早「正趕上了好時候」，簽證政策還很寬鬆，無數的批發市場里供應著你能想到的幾乎一切東西，價錢也很便宜。那時的中國人對平生第一次見到的非洲人還有著友善的好奇，Dieng
記得有人毫不顧忌地問他是不是窮得「活不下去了」才來的中國。
法語是塞內加爾人之間的通用語言，除了那些剛來不久的新人，Dieng
和同伴都會講流利的英文。他們從來說不準時態變化，也拒絕複雜句式，但它有效。
最初 Dieng
是在泰國的咖啡廳打工時學的英文，曼谷是來廣州前他的上一站，他在那裡生活了四年。真正「熟練掌握」這門有效的語言則是在廣州，在批發市場日復一日的討價還價里，也在街頭和計程車司機的爭吵中。
靠著盜版的 Nike，他賺到了第一桶金。接著把這裡的廉價商品統統打包，寄回塞內加爾。
2008 年 Dieng 為公司拍攝了一個時長 9
分鐘的宣傳片，鏡頭一一掃過樣品間里陳列的貨品，地上堆的有音響、電風扇、衛星電視接收器。牆上的玻璃展櫃，嬰兒紙尿褲的旁邊一格是洗髮水，另一格又成了手電筒。這個樣品間像是一個亂序版本的超市，擺放並不講究什麼章法，「全」成了
Dieng 最得意的部分。「十年過去了，每一件我都能告訴你它的生產廠家在哪裡，當然，有的廠家已經沒了。」
為了搭配同一年的北京奧運會，他自己選擇了配樂，一首重複播放的 Olympic Dreams。
但那一年也成了他外貿生意的頂點，北京奧運會之後，政府開始打擊盜版。再後來有了阿里巴巴，外貿受到衝擊。幾年後，這個樣品間收鋪。
這幾年的外貿不大景氣，但 Dieng 轉型成功，成了物流代理，擁有一個 3000 平米的倉庫，幫其他外貿商解決物流問題。
Dieng 在廣州搬了幾次家，搬來搬去都繞不開小北。大部分時間在同一棟樓里打轉，那是位於小北西側的天秀大廈，1997
年竣工。Dieng 和太太入住時還很新。公寓不光是他的住所，也是他辦公、會客和堆貨的地方。
用了不到三年時間，他從位於中層的一間小公寓，換到了頂樓最大的一套公寓，有躍層，視野更開闊。客廳里可以堆更多的樣品，沙發上可以坐更多的塞內加爾同鄉。
晚了十年才到達廣州的年輕人們沒有他當初的運氣，東西貴了不少，簽證也越來越難拿到。這座城市有了門檻，還越來越高。
4 月底的一個午後，我在 Dieng 的辦公室見到了他，1.9
米的魁梧身材，白襯衫、黑西裝。他解釋這套正式裝束是為了廣交會，平日的廣州太熱，商人們更習慣的裝飾是襯衫或是 Polo 衫。
相比 2003 年他初入廣州參加的第一場，這兩年的廣交會有些冷清。
以下是他的口述：
廣州街頭的非洲人（攝 / 李東）
2000 年，「人人都想離開非洲」
剛來廣州那年，我在批發市場里碰到一個中國人，他很直接地問我，是不是非洲太窮了活不下去才來的中國。我不覺得被冒犯，反而很有趣。那是在
2003 年，我猜那是他第一次見到活生生的黑人，他還用手摸了摸我的胳膊，但他的眼神並沒有讓我覺得不舒服。
我讓中國同事幫忙翻譯：「如果太窮了，我是怎麼來的中國？誰給我買的機票？」
在非洲，能坐得起飛機的基本都算是中產了。我父親是個公務員，母親沒有工作，我有 6 個兄弟和 4
個妹妹——這在當時很正常，現在在非洲，家的規模已經小了很多，一家通常會有四五個孩子。
我們住在達喀爾市中心的一個大房子里，300 平米，兩層樓。除了我們還有一些親戚，這裡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有 20 個。
很早我就被送去摩洛哥讀軍校，畢業后回到塞內加爾，在空軍做了幾年工程兵。1998 年我 34 歲，從部隊退伍。
2000
年前後，塞內加爾有一陣出國熱，人人都想離開非洲。當時的國內環境很不好，物價飛漲，生活變得困難。有條件的家庭都會讓大一點的孩子去海外謀生，賺到了錢寄回家貼補家用。
我想找一份航空公司的工作，但學歷不夠，試著申請了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一些學校，但都石沉大海。
很多人都和我有類似的想法，管不了那麼多，先出去了再說。
澳洲去不了，那就先去亞洲。我帶了一筆錢，差不多兩萬人民幣，興沖沖地飛去了泰國，想著一邊打工掙錢，一邊繼續申請簽證和學校。但很快就發現簽證遠遠比我想象得要複雜。
當時的兩萬塊很多了，但很快你就發現花起來更快。我在曼谷的酒店住了一個禮拜，很快搬出來和朋友找了一間公寓，很小，我們需要擠在同一張床上，1.4
米寬。
那一陣網路咖啡廳（Internet
Cafe）剛開始流行，我找了一間做起了服務生，老闆剛好就是個澳大利亞人。他很奇怪為什麼我執著於澳洲，按照他的說法，移民很難在那裡找到工作，即便你找到了，每個月的工資也需要扣除大量的稅費。他勸我不如留在曼谷。
那時已經有很多非洲人在曼谷做生意了，還有很多和我一樣被出國熱沖昏了頭的年輕人，大家都想著以曼谷為跳板，跳去香港、美國或是歐洲。但大多數人也和我一樣，被複雜的簽證程序難住了。
我給自己找了個活，幫他們申請簽證，雖然我自己都沒辦下來。但也開始幫人填表，每天領著人去大使館排隊。
那幾年，客人們太多了，掙錢很容易。每個人我收費差不多 100 塊人民幣。最忙的時候，一天下來我可以幫 10
個人做好籤證，飯也顧不上吃。
一位來自喀麥隆的時事評論人，2012
年受「淘金熱」的鼓動，辭去工作來到廣州找尋機會（攝 / 李東）
後來，我開始跟著一些塞內加爾同鄉學做外貿生意，把衣服、首飾運回老家。批發市場就是最好的課堂，但你也要做好準備隨時「交學費」。
我還記得我的第一個大客戶，一個塞內加爾的女士，她從曼谷進口珠寶。我的工作就是幫她拎包，在市場里挑選合適的貨、砍價，以及找合適的物流公司空運。一天，我們在一家店裡看貨，我放下包和店主看貨樣，沒過幾分鐘，轉過身來，包已經不見了，那裡面有一批價值
5 萬人民幣的珠寶。
那是在 2000 年，我剛剛結婚不久。之前還盤算著做完這一單，賺到的傭金可以寄一些回塞內加爾給爸爸媽媽，轉眼間我就要自掏腰包賠上這 5
萬。當時的批發市場不像今天，沒有監控探頭，曼谷的警察也幫不到你。那筆錢我之前存了差不多兩年，不知道端了多少盤子，填了多少份申請表。
但也沒時間覺得悲傷，很快，下一個客人又來了。
我在曼谷住了四年，慢慢地，你發現市場上所有貨的產地都成了中國。一個馬里的朋友先我一步去了廣州，回來時他很興奮，那裡太棒了！他告訴我，同樣的東西，廣州的價錢只有曼谷的一半。
2003 年廣交會，我第一次去了廣州。
2004
年前，隨著城市擴張，位於白雲山西面的舊白雲機場已經成了市區，常能見到飛機「貼著大樓」飛過的奇景。與它類似，更著名的是香港曾經的啟德機場。圖為飛機飛過環市路（圖
/ Sina）
天秀大廈
2003
年，我的飛機降落在老白雲機場，不是今天靠近花都的那個新機場。那種震撼你可能沒法想象，站在大街上一抬頭就能看到飛機，離你那麼近，簡直太現代化了。
我在廣交會上認識了我的第一個員工，一個來自河南的年輕女士，她用英文和我介紹牛仔褲的布料、價格、物流等等細節。當我決定從曼谷搬來廣州時，第一個就想到了她。
我在酒店住了兩個禮拜，她幫我租下了小北天秀大廈的一間公寓——要在廣州常駐，酒店不划算，也不方便。我帶著太太和在曼谷出生的大兒子住了進來，兩室一廳，差不多
70 平。
它是我的家，我的辦公室，我的樣品間，也是我的會客廳。
我和家人們住在主卧，次卧是我辦公的地方，我想把它整理好，但總是沒辦法，經常亂糟糟的。客廳里堆滿了樣品，T-shirt、牛仔褲、女鞋、運動服……
我算是最早在廣州留下來的塞內加爾人，很多同鄉們來廣州的第一站就是我的家，他們可以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貨，我兒子就在大人們的腿之間跑來跑去。
還有一個差不多 6 平方米的陽台，我在那裡放了一張桌子，兩個中國員工就在陽台上辦公。那時候一個月的租金差不多 1500
塊，和今天比太便宜了。
流程差不多是這樣，大的訂單供應商會直接發貨到倉庫，如果是小的訂單，比如 150 件 T-shirt 或是 200
條牛仔褲，他們會發貨到你住的地方。小訂單都需要這樣「中轉」一下，我們要把從不同供應商那兒淘來的東西整理好，再找物流公司。
天秀大廈的三棟樓圍合出了一個天井，隨著不斷湧入的非洲人，幾乎所有的貨車都在這裡卸貨。我們需要檢查一遍貨，確認沒問題就用行李箱、編織袋裝起來運上樓。
天秀大廈的電梯有點「可憐」（poor），除了作為寫字樓的 B 棟，A、C
兩棟原本只是為了住人，但很多非洲人都和我一樣把家當作辦公室和會客廳，客梯也就成了我們的貨梯。
我住的 A 棟原本有兩個電梯，一個經常出問題，爬到 20
樓就「不願意」再上去了，住在高層的人只能把貨拖出來，自己扛上樓。剩下一個好的電梯，但人太多了，你經常感覺永遠也等不到它。
竣工於 1997 年的天秀大廈曾是當時的高檔小區。兩側的 A、C
兩棟為住宅，中間有著玻璃幕牆的 B 棟為商用，底層是格子鋪，高層為寫字樓。如今，這裡居住了大量非洲商人，許多人和 Dieng
一樣把家當作辦公室和樣品間。（圖 / 騰訊大家）
電梯很小，有的中國人很熱情會和你打招呼，也有的人，你感覺過去八年幾乎每天都能碰到，但你們從來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
最開始我住在 15 層，周圍都是中國人。鄰居們都很友好，我的大兒子經常和中國孩子玩在一起。
但上個月，一個同鄉在天秀碰到了非常「刻薄」（mean）的鄰居，不讓她在自己家裡煮飯，投訴「非洲菜」氣味太大。那個鄰居揚言要報警，讓警察帶走她這個「非法滯留者」。之前有非洲人為了方便在居民樓里開起了餐廳，賣本國的食物，（居民樓的建築標準、排風條件等並不適合開餐廳）它們確實氣味太大遭到過不少投訴。
但我的朋友有合法的身份，她告訴鄰居請他報警，希望警察能告訴他，在家煮飯是她的「人權」。她問我，為什麼那些在達喀爾的中國人不會遇到這種狀況？不會被當街攔下，或是半夜敲門檢查證件。
這和 2003
年我剛來時人們要摸你皮膚的那種好奇不大一樣了，有人變得友好，但也有的人，你從他們的眼神里就能看出他們在想什麼。地鐵里、大街上或是電梯里，總有人在你經過的時候捂住鼻子。
人們對非洲人的印象有時候來自一些「壞的非洲人」，中國人不會區分塞內加爾還是奈及利亞，黑皮膚的都是非洲人，所以一旦有人作出什麼不正當的行為，大家都會覺得，所有非洲人都是一樣的。
一個安哥拉商人會找小北街頭的裁縫鋪借工具縫補衣服，老闆娘每次收他 10
塊錢的材料費。（攝 / 李東）
「2008 年前，那是黃金時代」
我住進天秀大廈的那個「半家半公司」沒多久，SARS 就來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沒有一個客人上門，我們甚至考慮過乾脆關門。但在
2004 年一次齋月結束，大批人又涌了進來。
外貿生意最好的時候也就是在那時候，直到 2008 年以前。我的生意很快擴張，家也從 70 平的 15 層換到了 29
樓，那是天秀大廈最大的一套公寓，一百多平，有躍層。一樓是我的卧室和辦公室，整個二樓都是我的樣品間。
那時幾乎是一周 7 天，每周 24 小時都在工作。從早上 10
點開始就有客人上門看貨，我們需要把大門打開，不然一直會有人來敲門。除了看貨，人們也喜歡在沙發上聊天，午飯或是晚飯，我太太會招待大家在這裡一起吃。
很快我在不遠處的怡東大廈租下了一間很大的辦公室，有一個面積很大的樣品間，客人們甚至不需要去市場。在我這裡，他們就可以直接找到想要的一切，從嬰兒紙尿褲、爽身粉、洗髮水、運動服裝，到電風扇、衛星電視接收器、收音機、音響和彩色電視，那時還沒有超薄電視。
我還自己設計印刷了我們的商品目錄。你想要什麼，我這裡都能找得到。我知道哪裡的貨便宜又好，可以幫你聯繫廠家，也可以陪你直接去工廠里看。
銷量最好的是牛仔褲和 T-shirt。2003
年以前，塞內加爾的牛仔褲主要從美國和摩洛哥進口，在那之後，全是中國製造。有的客人們會一次性下單幾千件。最火的兩年，可以說我認識的一些工廠只接我的單，只為我的客人們生產。
前幾年，新流行起來的貨是瓷磚，工廠在佛山。
我還記得在我小時候，差不多四五十年前，人們會直接把地毯鋪在地上席地而坐。十年前，達喀爾的有錢人最開始用起了瓷磚。現在，它變得越來越大眾，在很遠的農村你也看得到佛山運過去的瓷磚。
不僅塞內加爾，很多非洲人的建材都來自廣州。可以說，除了水泥混凝土，人們造房子的幾乎一切「零件」都是這裡的，一扇門、一塊吊頂、一片地磚。
最近世界盃要開幕了，商人們很早就從廣州運了超薄電視回去，銷量很旺。塞內加爾人很喜歡足球，同樣熱銷的還有足球鞋和運動服。
很多非洲人覺得，生意不好做是這幾年的事情，因為簽證政策越來越緊，也因為貨越來越貴。但我覺得其實更早，2008
年北京奧運會之後，中國就開始打擊盜版。還有就是阿里巴巴。
2008 年以前，那是黃金時代。
如果說 2000 年非洲人都想去歐洲，那幾年，更多年輕人湧入了廣州。
我的家裡、辦公室里總是坐著一些年輕人，和我當初一樣，他們興沖沖地辭掉了老家的工作，想來廣州大賺一筆，但他們毫無經驗。有的以前是裁縫，有的是老師。早年生意太好做，人們以為賺錢就像是從樹上摘果子一樣容易。老人們會告訴年輕人，去中國吧，去那裡闖一闖。
2012
年，攝影師李東跟拍了他當時的鄰居，來自蘇丹的莫利。聽說李東要給他拍照，莫利翻出箱子里一件皺巴巴的駝毛長袍，那是臨行前母親為它縫製的，用料珍貴。但母親和他從沒想到廣州的濕熱天氣，來了之後他就再沒穿過。莫利堅持要穿著這件長袍拍一張「認證照」，寄回蘇丹。（攝
/ 李東）
莫利坐在出租屋裡發獃（攝 / 李東）
兩個月簽證期滿，在廣州沒什麼收穫的莫利只能回到蘇丹。「黃金時代」的那幾年，小北常能見到這樣來去匆匆的年輕人，幾個月時間由意氣風發變得消沉。（攝
/ 李東）
五年前，還有很多新人過來，他們不知道從何做起。我會陪他們去市場，或是讓同事帶他們去見客戶，市場是最好的課堂。這幾年新人們變少了。
那也是小北最混亂的時候。有一次我從辦公室走回家，路上給塞內加爾打電話，突然一個維吾爾族人騎著摩托車擦著我的肩膀飛過去，搶走了我的手機。我的胳膊和臉都受了傷，太太還等在電話的那一頭，但電話已經跟著那輛摩托車迅速消失在人流里。
還有一次我和同事去批發市場，我把包放在一個店家的沙發上，沒過幾分鐘，剛想從包里找一個商品目錄，拿起來的時候覺得包比來時輕了很多——之前我剛去銀行取了錢，可能出了銀行就被盯上了。同事眼尖，看到有個人神色慌張，走得很快，還偷偷向我們看，我們喊了一聲，他跑了起來，最後被市場里的人攔住了。
批發市場的人也很珍惜維護自己的秩序，如果小偷太多，沒有人會來這裡買東西。那天我們去警察局做了筆錄，下午兩點一直到晚上七點，五個小時，寫了無數份說明，被問了無數個問題。幸運的是，雖然最後我們已經精疲力竭，但還是拿回了錢。
現在的小北已經很安全了。上個月在寶漢直街，一個警察拍拍我肩膀，讓我把包背到前面去。我不覺得這是壞事，年輕人可能會覺得小北變得有些「無趣」，但只要我有合法的身份，遵守規則就可以在這裡安心做生意。
當然，「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越來越少的年輕人們出現在廣州。去年，簽證程序有了變化，人們需要提供學歷證明。據說，學歷越高的人被允許逗留的時間就會越長，一些低學歷的人只能短期停留，甚至被拒發籤證。對年輕人而言，這座城市的門檻變高了。
小北房屋中介前的非洲人，2014
年後，小北的租賃市場也被整頓，為了打擊逾期滯留者，許多房子只允許租給有長期逗留簽證的留學生。（攝 / 李東）
「在這些工廠里，我看到了中國是如何發家的」
過去幾年，爆米花機在塞內加爾非常流行。我們國家的失業率很高，在達喀爾之外的城市和農村更是如此。人們會給老家的姐姐寄一台爆米花機，她可以在學校附近擺攤賺錢。
這讓我想起我自己。剛到廣州那幾年，除了把賺到的錢寄回家，我還寄了一些貨給他們。有個表弟在加拿大，我寄了差不多價值 1000
人民幣的女鞋，他想辦法賣掉，據說賺到了 2000 塊。
三年前，一個年輕人找到我。他原本是個木匠，在達喀爾有個作坊賣自己做的桌子、椅子，也是被家人鼓動來中國淘金。
我帶他去了傢具城，那裡什麼樣的東西都有。他有些震撼，興奮地拿回了一大疊商品目錄。但等回到我辦公室，一坐下來又變得很沮喪。
為什麼？同樣一張桌子，在廣州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樣式、尺寸、裝飾、顏色，價格還很便宜，而他做的東西都很簡單，價格也不佔優勢，甚至比廣州運過去的到岸價格還要貴。
他是家裡的長子，爸爸已經退休，媽媽沒有工作，年輕的弟弟妹妹還要讀書。留在廣州他可以賺更多。回去做木匠掙的錢自然不如做外貿。很多塞內加爾人都有這樣的壓力，我的中國朋友告訴我，你們也曾經這樣，一個人要撐起一個家。
我鼓勵他學習圖冊里別人的設計。很快簽證到期，他就回去了。在那之後，我們再也沒有遇到過，不知道後來他有沒有做成功。雖然都是塞內加爾人，但你知道，這可能就是你們這輩子唯一的一次相遇。
我去工廠看貨，也能看到這些東西是怎麼生產出來的。有一次，我和同事去了廣州市區里一個「家庭工廠」（family
factory），人們在那裡縫製書包。很小的房間，機器、工作台、書包堆得滿滿，機器聲音很大，小朋友就在旁邊做作業。同事說那裡是廣州的城中村。
看到這些你會想，是不是我們也可以。既然中國就是從這些小的製造業里發家，為什麼我們不行？
廣州大學建築與城規學院的許志強曾研究廣州城中村裡的「住宅工廠」，圖為一間住宅工廠的剖面圖，居住和工廠生產集中在同一空間內。但近些年，這樣的住宅工廠越來越少了。（圖
/ 許志強）
前兩年，一個朋友在廣州買了幾台生產薯條的機器回去，現在你能在達喀爾的一些雜貨鋪和便利店裡看到他生產的薯條。
還有一個朋友原本就有自己的服裝廠，過去幾年，他每年都要來廣州待上一兩個月，走的時候帶回大包大包的花樣，他可以把這些裝飾性的花樣縫製在布料上。三年前，他乾脆買了一台機器，開始在塞內加爾自己設計生產。現在他還是會來廣州，但目的已經不再是買便宜東西，而是來「考察」（research），看看市場上有什麼新東西。聽說他的生意很不錯。
這比單純的便宜買進高價賣出賺差價有意義。前幾年我還和太太商量，是不是回塞內加爾開一間工廠。但事情不像我和你說的這麼簡單，你需要向銀行貸款，需要找政府借土地來建廠。如果一切像中國這麼方便，就不會出現我們那樣的情況，非洲有的是木頭，但連牙籤都需要從中國進口。
還有政治，我們國家的問題就是這樣，永遠要和官僚周旋。年輕人們都希望做公務員，穩定又賺錢。
不再便宜的「中國製造」
這幾年，東西越來越貴了。
供應商說，這是因為工廠招不到工人，工資越來越高。
如果只有一個人這麼說，你可以懷疑，這是借口，他不過是想加價。但當所有人都在說同樣的事情，你知道，「中國製造」不再便宜了。特別是在春節之後，客戶很難按期拿到貨，工廠告訴我們，過完春節，沒有工人願意回來開工。
我們總想跳過中間商，直接從生產者手裡拿貨，但現在生產者的價格也不再便宜了。我同事告訴我，很多城中村裡的家庭工廠也隨著政府的打擊關閉了。有的工廠去了中國其他城市，有的去了越南。
我現在的生意里，外貿賺到的錢已經很少了，穩定的收入來源是做物流代理。雖然這裡的外貿幾乎要「死」了，但只要你想運東西，總需要有人幫你訂集裝箱，選擇物流。在廣州我還有一個
3000 平方米的倉庫，算是非洲的物流代理里最大的了。
我們還有了新的競爭者，現在塞內加爾有了很多中國人，專門做瓷磚生意。以前他們是我們的供應商，當他們發現瓷磚生意這麼好賺，就開始自己幹了。
我們還在廣州等著塞內加爾的客人們上門，結果廣州和佛山的商人們已經先我們一步「回到」了塞內加爾。
寶漢直街路口，推著摩拜的非洲人（攝 / 李東）
孩子
去年我已經從天秀大廈搬出來了，現在住在不遠處的淘金，一個三居室。走到辦公室也就 10
分鐘。我太太和四個孩子現在都回到了塞內加爾。
我的大兒子和女兒在廣州讀了五年書，從幼兒園讀到了小學，那是一間法語學校，他們的同學大多數是法國人、法語區的非洲人，還有一些中國孩子，我也很奇怪，為什麼中國小孩要上法語學校？
有一次，女兒告訴我，學校里有人對她說了很難聽的詞，她很難過。我告訴她，要相信你自己，別人決定不了你是誰。但總體上，我覺得小孩的世界還是很簡單，大人就複雜多了。比方說廣州的計程車，很多司機不願意載非洲人，即便讓你上車，也不願意按計價器收費。你在環市中路和批發市場的門口，總能看到人們和司機吵架。
我的第三個孩子就是在廣州出生的，2011
年。當時有朋友勸我去香港生產，據說當時內地流行去香港生小孩。我不是很了解，最後也沒去成。我們就在廣州找了一家公立醫院，過程順利地有些出乎意料。
但在中國讀書實在是太貴了，一個人一年的學費就要一萬美金（法語學校）。我把他們送回塞內加爾，他們很不樂意，擔心交到的朋友會忘了自己。現在每年假期他們會來廣州住一兩個月，回到塞內加爾用
QQ 和微信和這裡的朋友們聊天。
在塞內加爾，我把兩個大孩子送去一個大學的孔子學校里學中文，每周兩次。即便未來他們不來中國，我還是覺得中文很重要。我自己就有點後悔，早年我的中國同事們太厲害了，把我「照顧得太好」，沒什麼機會學中文，除了「你好」，我只會說很少的詞，另一個是「麻煩」。
現在我的大兒子剛上高中，最小的孩子才幾歲，他們不太想做生意，一會兒說想做工程師，一會兒說想做醫生。討論他們的未來還太早了，好好讀書，我和太太有個共識，這幾年我們生活的重心就在他們身上。
我沒怎麼想過「成功」這個問題，生意人的「成功」總是有一堆變數。
剛來廣州那幾年，我覺得怡東大廈那間大型的樣品間就算是成功吧，除了留出人走的位置，其餘塞得滿滿當當。樣品間的一件東西複製成幾千件，漂洋過海運回塞內加爾。後來那個樣品間也就沒了，有了阿里巴巴、whatsapp
和微信，這些都沒必要了。
這幾年物流代理做得不錯，那麼大的倉庫也算是成功吧。可能對那些剛來不久的年輕人們，賺夠錢留下來就很不容易了。
但誰也說不好下一站是哪裡，什麼時候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