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熊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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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近代上海城市社會的敘事，有兩種最為人們所熟知：一種是窮人遍地，棚戶連片，食不果腹，衣衫襤褸；一種是兩極分化，極端懸殊，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這兩種文字又往往糅合在一起，直指其間的因果關係，認為窮人遍地正是城市兩極分化的結果：
貧富之最不平者，莫上海為甚。富人以窮侈極奢、揮金如土為第二之天性，而視路隅之鳩形鵠面、露肘見踵者，若無所睹。嗚呼！富人一宴會，中人十家產，此之謂矣。
上海，是富人的天堂，同時，也是窮人的地獄。
華麗洋房的背面，同時卻就是二十世紀出現於文明都市中的地獄。
上海是富人們的天國，窮人們的地獄。富人在高大的洋房裡，電風扇不停地搖頭，吐出風來，麻將八圈，眼目清亮，大姐開汽水，娘姨拿香煙。窮人們在三層閣上，亭子間裡，悶熱得像在火炕上，臭蟲蚊子，向你總攻擊，大便在這裡，燒飯也在這裡，洗浴與臥室也在這裡。
在諸如此類的強烈對比、義憤填膺的敘述中，很少有人仔細分析，這些窮人是怎麼出現的？他們到底是先貧而後進城，還是進城以後變貧的？城市對於這些窮人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本文試圖對此做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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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代中國吸納貧窮人口最多的城市
所謂貧民，是與富人相對的概念，指物質財富匱乏之人。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係數在59%以上者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低於30%為最富裕。喬啟明根據蔔凱、李景漢等人對6省農村2854戶人家的抽樣調查結果推算出，1922-1934年間，中國農村人口的消費支出中，食品、衣著、房租、燃料燈光、雜項所佔比例分別為59.9%、7.1%、4. 6%、10. 4%、18.0%，恩格爾係數已達到60%，臨近絕對貧困狀態，可見當時農村居民基本上是貧民。依此標準，則中國農村除了地主、富農以外的廣大農民，包括中農、貧農、僱農在內，均屬貧窮人口。這種情況，與時人的觀察相吻合。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學者在三十年代寫道：農村「十家人家有八九家沒有飯吃，淒苦的情狀慘不忍睹，土匪到處湧起，日複一日的急速增加，人口流離，死亡率增高，災域擴大，農產品減少，田地集中於地主，大多數農民淪為佃農，即無天災人禍，也難養活自己」。
中國各地的地主、富農所佔比例多少不一。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據長沙的調查，貧農佔百分之七十，中農佔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佔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金， 完全失去生活依據， 不得不出外當兵， 或出去做工， 或打流當乞丐的， 都是‘赤貧’， 佔百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 ‘次貧’， 佔百分之五十。」文中還指出，貧農數目，他縣或沒有長沙這多，但相差常不大遠。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毛澤東就全國情況分析，說「富農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連地主一起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中農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貧農連同僱農在內，約佔百分之七十。學術界依據民國時期各種調查數據綜合分析，認為民國時期中國各地總平均大約地主佔3%，富農7%，中農20%，貧農和僱農佔65%，乞丐、流浪者或其他不從事耕作的貧民，約佔5%。這與《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結論基本一致。不過，這一比例放在江南一帶就比較高。20世紀二三十年代，《東方雜誌》曾對相關農村社會結構做連續性系統調查，結果顯示，江浙一帶地主比例遠遠沒有十分之一，上海附近占的地主占農民總數的1%，武進佔農民1.4%，句容佔2%，靖江佔3%，浙江鄞縣佔5%，松江竟然是0%，只有太倉最高，佔10%。
儘管在戰亂情況下，地主富農也會離開土地進入城裡，在承平時期，地主富農為了事業的發展，或為了過更好的生活，也會移居到城裡，但是，在災荒來臨或迫於生計的情況下，廣大農民更易於被推出農村，流入城市。按照這樣的階級比例與流動可能性而言，將進入城市的絕大多數人視為貧民，是不會與實際相背離的。
上海在1843年開埠時，城市人口20來萬，1900年超過100萬，1915年超過200萬，1930年超過300萬，1949年達到546萬。這些急遽增長的人口中，屬於自然增長的很少，絕大多數為機械增長，是從全國各地遷移來的。到1949年，上海80%以上的人口是從外地移入的。1947年，上海人口430萬，幾乎是天津（171萬）、北平（167萬）與南京（103萬）三大城市人口的總和。所以，說近代上海是中國吸納貧窮人口最多的城市，也不會背離實際的。
再看上海城市貧富人口的比例。1935年，上海華界農、工、勞工、家庭服務、學徒、傭工、無業人員，共佔總人口80.9%；公共租界農民、工人、交通運輸業、家務、雜類人員，共佔總人口80.0%。這個比例，不包括商業與文教方面的人口，因為商業與文教方面人口中，有富有窮，沒有確切統計。如果加上一定數量的貧窮商人與文教方面的人口，則無論華界還是公共租界，窮人的比例都超過80%。
一波又一波的貧民湧入上海，或為逃避災荒，或為躲避戰爭，或為謀生髮展，這幾種因素往往交織在一起。19世紀50年代末，「黃河決口，江蘇北境竟成澤國，人民失業，無家可歸者，無慮千萬，鹹來上海就食。」 以後，江、浙、皖一帶，每遇水旱災害，每遭戰亂，農民總習慣於逃往江南，逃往上海。據記載，江蘇省「人口之移動，有二傾向：自長江以北移止長江以南；江南各地則集中於上海，或經商，或勞動，自帝國主義經濟侵入，農村固有生活打破，人民不得不求食於四方，但一以上海為壑，向外省者極少，因其為全國第一商埠也。」在一個多世紀中，共有三次因躲避戰爭而發生的湧入上海的移民潮。第一次是太平天國期間，長江中下遊地區尤其是江、浙一帶，戰事頻仍，大批難民湧入上海，從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淨增11萬。第二次是抗日戰爭期間，上海兩租界人口增加78萬。第三次是解放戰爭期間，上海人口增加208萬。
城市並非農民逃荒避難、謀求發展的唯一選擇，但城市是他們最主要的目的地。1936年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全國22個省中舉家外遷逃難、作工、謀生、住家的四項合計，以城市為目的地的佔59.1%，而以別處鄉村為目的地的佔36.9%。其中，青年人以城市為目的地的比例更高，達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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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為貧民提供了就業機會
窮苦農民進入城市以後，無論是工作還是待業，其身份都發生了改變。近代上海以下各類人員，基本上是由農民直接轉化或稍加培訓以後轉化而來的，即工人、農業人口（農業、林業、花果、畜牧、漁業）、交通運輸（服務於一切舟、車郵電行業）、勞工（人力車夫、肩夫工人）、家庭服務、學徒、傭工、雜役（理髮、鑲牙、扡腳、擦背）、無業（流浪漢、撿垃圾、乞討、廢疾、無正當職業者）。
就比例而言，工人最多。上海自19世紀50年代起，已有一些船舶修造廠出現，產生了一些工人。其後，隨著外資企業與民族資本企業的增多，包括造船廠、兵工廠、紡織廠、絲廠、自來火廠、汽水廠、煙草公司、印刷廠等，工人越來越多。到1894年，上海工人已有5萬人。甲午戰爭以後，外資在上海投資速度加快，清末新政時期及民國建立以後，民族工業奮起，上海逐漸成為全中國工業中心，工人數量急遽增多。1919年，上海工人總數已超過51萬，其中工業工人超過18萬，交通運輸業工人超過11萬，手工業工人超過21萬。1936年，全市產業工人46.4萬人，占上海在業人員的21%。1949年，全市工人122.5萬，佔總人口四分之一。
近代上海工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輕工業為主，勞動密集型為主，技術含量較低，職業門檻較低。1930年，曹家渡的230戶中，男工與男童工的58%是文盲。1935年，上海印刷工人的79%是由農民直接轉化而來的。上海某紗廠的男工，60%目不識丁，能讀自己姓名的佔40%，能寫自己姓名的佔20%。同一紗廠的女工，目不識丁的佔85%，能讀自己姓名的佔15%，能寫自己姓名的僅8%。誠如謝諾所說， 「在農業危機壓力下離開土地的農民，都是在農村裡不能再生活下去的農業勞動力和小土地所有者，長江北岸的江蘇地區，那裡的生活很苦，蘊藏著大批勞動力經常不斷地供應上海、無錫和長江口的其他工業中心。許多棉紡織工人、繅絲工人、人力車夫和碼頭工人都是從那裡來的。」
僅次於工人群體的是家庭服務業人員。從1930年至1936年，此類人員在32萬至48萬之間浮動，佔在業人口的20%至22%。此類人員與執業門檻同樣不高的傭工人員相加，約佔在業人口的26%。
還有一類人員所佔比例也很高，即無業人員，包括失業者、無業者以及在家庭裡操持家務而不外出工作的人。此類人員不同時期統計口徑不完全一致，但從總體上看，數量都相當可觀。從1930年至1936年，上海華界此類人員在28萬至35萬之間浮動，占華界人口的16%至18%。1946年，此類人口97萬，佔總人口33%。1949年，此類人口近126萬，佔全市人口25%。
以上三類，即工人、家庭服務業人員與傭工、無業人員，都對文化要求與職業門檻要求不高。此三類人員相加，幾乎占上海15歲以上人口的四分之三。就經濟收入與生活程度而言，與商人、軍政人員、新聞記者、工程師、律師、會計師、醫生、教師等職業相比，這三類人員多屬貧窮。這些人中又可以分為三種情況，即比較貧窮、非常貧窮與極端貧窮。
就工廠工人而言，儘管其中有工種的不同，有技術含量高低的差異，有熟練、非熟練的差異，但從總體上說，其實際經濟收入和社會評價，都不是社會最底層。只要有份穩定的工作，其個人與家庭的溫飽是基本能夠維持的。相關研究成果表明， 20世紀30年代前半葉，儘管有經濟恐慌等各種波動，但上海工人階層的生活狀況總體上是基本穩定的，其工資收入基本穩定，工資率波動並不很大，生活程度基本穩定，生活費指數起伏較為有限。來自上海以外的第一代移民勞工，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只要能夠在工廠企業找到穩定的工作，就很有可能在上海落戶、成家，並由此形成上海工業發展中十分重要的熟練工人隊伍。
在城市職業群體中，工人的經濟收入與社會評價，不及公務員、商人、律師、會計師、醫生、教師等腦力勞動者，但比其人力車夫、碼頭工人要高一檔次。一個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大約相當於最低級文官的一半，小學教師的三分之二，大學教授的十幾分之一。 但是，比起人力車夫、碼頭工人等勞工來說，他們則好得多。人力車夫多住棚戶區，工人則有自己的房屋，極少居住在棚戶內。三十年代的楊樹浦，是上海工廠最為集中的地方，據滬江大學教授的調查，該處工人極少住在棚戶內。在社會評價中，工人也是相當正面的形象，「大的方面，因工業化為當時中國發展之經濟目標，因此工人往往與國家興旺相聯繫，小的方面，女性能當上工人則會成為家庭的榮耀。相反，棚戶區的那些苦力包括人力車夫，往往被指為懶惰、無知、骯髒，並常與犯罪等現象相聯繫。一般而言，只有社會的最底層才有可能被這樣汙名化。」1929年，上海市社會局對滬南、閘北等7個庇寒所之類單位收容的1471名遊民進行問話，發現被收容人員之前所從事的職業，或為無職業者，或為小工小販，或為退伍兵、店夥人，或為車夫、船工，其中做過機器工人的只有4人。這也說明，由產業工人淪落為遊民的幾率極低。
與鄉村農民比起來，工人更是令人羨慕的職業。上海工人的收入比起農業勞動者要高得多，僱傭工人的最高工資是農業勞動者的 7-10 倍，最低工資也是農業勞動者的 3-7 倍。1933 年，全國製造業工人平均工資為 178 元，而農村勞動者的平均年收入只有 26 元，前者為後者的 6.8 倍。根據田中忠夫的研究，江蘇省農村的農業工資，即使是比長工有較高工資的短工，膳食由僱主提供，每月只有 3.6 元，而在上海，即使是中國人住宅及公司中的僕人，每月就可以得到 5~6 元的工資。鄉村長工每年 27 元的工資，遠不及上海人力車夫一年一百多元的實收。江蘇省比較富庶的吳江縣，農忙期間工資最高的散工工資，每日 2 角，也只相當於上海清潔夫 6~7 元的收入。
與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工人的收入也是較高的。同一時期，南通大生紗廠工人的平均工資要比上海紗廠的工資低10％至20％，上海火柴業工人的工資是重慶同類工人的2-3倍。「不管是何種行業、何種工種，無論有技術與否，不管男工女工，上海工人的收入都比外埠工人同類工種的收入高。」
民國時期已有學者總結說，就工資水平而言，無論供食不供食，都市均高於農村，大都市工資高於小都市與內地城鎮，「就此月工工資而言，農村工資低而小城市工資高，大都市工資更高。此所以農村人口要從農業轉移到工業，要由農村到小城市，再由小城市到大城市了。」
由此可見，評價近代上海工人生活水平與社會地位，要注意兩個維度，其一是低水準，誠如張忠民所說：「必須肯定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工人及其家庭，無論是工資水平還是生活程度都是低水準的。這一低水準至少可以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與國外工人階層比是低水平的；二是除了城市中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城市貧民、無業遊民階層之外，與其他社會階層比，也是低水平的；三是就其生活程度以及消費內容來看，也就僅僅是只能夠維持最基本溫飽的低水平消費。」其二是有提升，無論從實際經濟收入與生活水平，從社會聲望還是自我感受，無論是與與鄉村還是與外地城鎮相比，那些由農民轉化而來的上海工人，其生活質量、社會聲望都有所提升。工人階層在上海城市社會所處的地位，屬於比較貧困的一群，但不是非常貧困、更不是極端貧困。
相對於工人階層來說，人力車夫、碼頭工人等屬於非常貧困的群體。民國社會統計分類中，通常將此兩類人歸為「勞工」一檔。人力車夫是上海數量可觀的一個群體，1930年有8萬人，1937年約11萬人，且不包括數量相當可觀的自用人力車的車夫。由於人多車少，他們往往兩人或三四人合拉一輛車，拉一日閑一日， 每月拉車約15-18天，呈半失業狀態，平均每月淨收入只有8-10元。這個工資水平，相當於同時期工人中收入最低的繅絲業的女工收入，男女時件工中收入最低的女時工的收入，只及工廠男工收入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碼頭工人的工作更是辛苦萬分，筆墨難摹。民國時期，上海碼頭工人曾多達10萬人。由於供大於求，他們手拿杠棒，衣衫襤褸，「不管風霜雨雪，數九寒天，碼頭工人只好每天天不亮就爬起來，餓著肚皮，蜷縮著身子，守候在碼頭門前，等候封建把頭髮工作票。有時一連跑了幾個碼頭都沒有拿到工作票，這一天就只好勒緊褲帶喝西北風。碰到運輸淡季或颱風大雨，情況就更糟糕，一連幾天找不到工作，也是常事」。
人力車夫與碼頭工人的工作強度大，時間長，收入低，社會評價也比較低。他們的名字通常與棚戶區、滾地龍連在一起。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比起失業者、流浪漢，比起守在家鄉的村民，他們的境況，還不是處在社會最底層。據調查，車夫每月拉車淨收入為9.23元，這個水平自不如在工廠的工人，但是，比起農民來，還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上海一位人力車夫說過：就算是拉車饑一頓，飽一頓，相比之下，也還是「拉黃包車比較好一點，以前鄉下種田，生活不了，再說現在哪有地種呢？」1934 年，上海市工部局人力車委員會對 49 個人力車夫在上海居住年限的調查結果是：車夫居住上海的年限自 3～44 年不等，平均為 15.9 年；已拉車的年限自 1～31 年不等，平均為11.5 年，大多數在 5～9 年間。一個人連續多年拉車而沒有改行，說明他或者沒有改行的慾望，或者沒有改行的能力，或者不改行也還能維持下去。另據調查，車夫59人中，有 20 人自離家後從未返鄉，19人回鄉之目的僅為探視，只有 5 人返鄉係為幫助農事。這也說明，生活雖貧困，人力車夫仍願長期居留於城市。誠如調查報告所稱：「人力車夫大都為農村之破產農民，在鄉間無法維持生活而來滬謀生者。彼等因未受過教育，無專門謀生之技能，遂不得不仿效牛馬以圖生存。……今日之下，農村破產，方在製造大批人力車夫後備軍，源源而來滬求生。」無錫碼頭的一位來自鹽城的工人說得很實在：「在無錫生活與在蘇北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我自己的看法是蘇北的生活非常艱苦。在這裡我可以吃到米飯……至少我們在棚區能賺一些錢，而在農村我們賺不到一分錢。」他說的是無錫情況，放在上海也一樣。與業已破產的農村相比，人力車夫與碼頭工人在上海至少還可以維持生計，而在農村連最低的生計也維持不了。
與人力車夫和碼頭工人相比，還有更差的群體存在，這就是無業人員，包括流浪漢、撿垃圾者、乞討者以及其他無正當職業者。此類人員為極端貧窮者，處於社會最底層。上海曆年職業統計中，有的時候將流浪在社會上的無業人員，與待在家裡不上班的從事家務勞動者一併統計，有的時候分開統計。1946年將此兩類人員分開統計，流浪在社會上無業人員有139968人，以閘北、洋涇兩個地方最多，閘北區有15742人，洋涇區有11799人。這類人員來源比較複雜。1929年的調查表明，其中有逃避債務者，有退役士兵無業可就者，有不堪師傅虐待而外逃者，有吸毒、賭博、嫖娼墮落的，有因年老體弱無法就業者，但大多數是因窮失業、來滬謀生而未果的。1471個被調查者中， 有940人是來上海尋找工作的，佔64%。他們或聽說上海工作易找而貿然前來，或隨親友而來：
蓋內地人目光中，以上海為最富華之區，有似銀錢鋪地俯拾即是之想象，並以為工商業發達，謀事甚為容易，遂不惜摒擋資斧梯山航海而來；亦有以親友在滬做事，而不量親友之能力，亦是自顧不遑計及一身之輩，而乃貿然而來，失望而去，欲歸不得。
其中有53人此前是農民，問他們因何而來，回答「無非豔羨都市文明，欲向都市中討生活，結果仍無所獲」。這些遊民之籍貫，以江蘇最多（756人），浙江次之（332人），其他山東、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廣東，都在20人至80人之間。大抵離上海越近，人數越多。以在滬逗留時間而言，一個月到半年以內的有725人，半年以上一年以內有153人，一年以上有557人。 這一方面說明流民在不斷流動，半年以內的比較多，另一方面也說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流民在上海已經超過一年，他們似乎就打算紮在上海不想流動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麼，這些流浪漢、無業者何以為生呢？
其中，有一些人靠拆遷廢舊房屋為生，被稱為「三光廠」的人。他們成群活動，為的是拾撿一些遺棄的木材廢品。「此輩百十成群，專伺居民拆遷之最後一日，任何掃除之役，並不取值。蓋所謂掃除者，非對於垢穢而言，其目的所在系搬取遷出時之遺剩廢件，如朽木、破器等均為搜括，相沿成例，遂有不待主人辨別棄取彼輩已自由行動者，常至喧爭不已，雖鳴捕亦無如何。……但此種人數雖眾，平日尚無其他不法行為，捕房恆寬待之。」另有一些人靠賣藝乞討，其場所便是所謂的「露天舞台」。閘北寶山路、永興路口，虹口的紅江廟、下海廟、滬西的曹家渡、小沙渡、英租界的新閘路等空地上，都有此類場所。法租界的南洋橋、安納金路，大世界東南的一些街區及八仙僑，則是民國上海最大的露天舞台，愛來格路、東自來火街、西自來火街、寧波路等街區，都擠滿了不同類型的娛樂場子。表演節目有獨腳戲、說書、魔術、賣梨膏糖、唱大鼓、花鼓戲、車技、西洋鏡、木偶戲、劍術、走鋼絲、鬥獸、說因果、氣功表演、吞劍表演、馴猴、畸人表演、說唱等。以賣唱為例，他們先在地上用粉筆劃了一個大圓圈子，寫上「平地舞台」的字樣，然後，操起京胡，開始表演。他們在表演中間，或者結束的時候，便行乞討：
露天舞台的演員，真是件件皆能，五花八門，包羅永珍，這樣多才多藝的藝術家，落得這一個怪可憐的場合裡，真使人興「上海吃飯難」之感！你想一把胡琴，自拉自唱，哼上幾聲「三姊不必淚雙流，丈夫言來聽重頭，十擔乾柴米八鬥，你在寒窯度春秋……」，同時還要唱幾聲「一更一點月正東……」的小調，還要奏一曲《何日君再來》、《永別了，弟弟》等，的是非凡。假使不是一個聰明伶俐的人，怎能勝任？雖然是生得這樣的靈敏，卻是境遇是很可憐的，只要聽到他們向觀眾討錢的時候，就可以想到他們的境遇了。他說：「請大家賞光賞光，還要請多多的捧場。如果認為我唱得好，就請掉下幾個錢來！出外靠朋友，在家靠父母。如果認為不好，或者袋裡錢不便，請二隻腿幫幫忙，多站一會兒，捧捧場，免得我丟臉。如果一旦唱好了，你也走我也跑，叫我吃什麼，還要請在場的各位爺叔幫幫忙！」這一席話，說來雖漂亮，赤裸裸地表示出走江湖的生活可憐呀。
他們討錢的方式，是「用一隻胡琴屁股，向場上各個觀眾討錢，一個銅子二個銅子是隨便你的，假使身邊不便的話，他們也不一定是要的，而且叫你不要走開，幫幫場子。」
更有一些人以種種方式在街上乞討，包括告地狀、趕豬玀、說好話、打鼓、口技、吟誦八股文、鞠躬行禮等，有的比較文雅，有的比較粗野。更有一班名為幫助拉車、實為強行乞討者，他們專候在外白渡橋、自來水橋、天後宮橋、盆湯弄橋、老閘橋等處，輪流浜人力車夫八車子拉上橋頭，然後向車中乘客要錢。
包括乞丐在內的各式流浪者的收入，沒有確切的統計資料。據研究，拾荒、拾煤的兒童，每天可得三角左右，拾垃圾約月入五六元。拾荒者，走街串巷，收拾破爛，賣到舊貨攤上，每天可得二三角錢；碼頭丐，即專候在碼頭上幫人扛包抬貨（不屬於正式碼頭工），生意好時，每天能得七八角錢；拾香煙頭丐，將拾到的香煙頭匯攏起來，賣給人家，每天所得之錢，也能免除饑餓。
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流浪者進了收容所，或者流浪街頭，居無定所。從晚清開始，上海租界、華界就陸續建立了一批收容所、庇寒所之類機構，收留流浪者。1868年，上海公共租界開放了一批房屋，收容乞丐。同治初年，公共租界會審公廨讞員陳福勳出面，在新閘大王廟後，建立上海棲流公所，經費由滬上富商捐助。公所佔地13畝，收留了眾多無家可歸者，並對他們進行就業培訓。1891年，北四川路上也有名為元濟堂的收容機構建立。民國時期，上各式收容、教養機構更多，包括滬南有四個庇寒所、閘北有一個庇寒所，有淞滬教養院，宗教界設立的一些教養機構，各種同鄉組織也有一定的收容功能。上海市社會局對1927年所辦各種收容、慈善事業進行統計，計施醫695752號，施藥89686元，設義務學校25所，有學生4677人，習藝所4所，學生215人；收養貧病3734人，收養貧兒511人，教養遊民120人，留養迷拐婦孺358人，留養婦孺587人，養老213人。上海殘疾院在1919年至1925年間，收容殘疾人225人。中國救濟婦孺總會在1912年至1937年，拯救人數達16 000餘名，將不幸婦女收容，或幫助安排工作，或幫助介紹對象，或資遣回家。
民國時期，上海市社會局的職員曾分析上海遊民何以如此之多的原因，將其歸納為三點：「上海固工商業發達之區，而亦遊民薈萃之處。蓋以工商業發達，四方之慕名而來者眾，以上海一隅之地，勢無以應各方之所求，於是謀業而不得者，不久而為遊民矣。又以上海綰中外交通之樞紐，道出是途，流連繁華，任情揮霍，囊用皆空而流落者，胥皆一變而為遊民矣。此外如自甘墮落，以及工商業衰敗，失業為遊民者，又更僕難數」。其實，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與上海收容流民的能力有關。流民的源源不絕與城市收容能力有相互刺激的關係。流民越多，收容呼聲越大，收容努力越多，則收容能力越強。收容能力越強，對於外地流民的引力又越大。這是包括乞丐、流浪者等在內的上海流民越來越多的原因之一。晚清時期，有傳教士提議公共租界專門設立收容乞丐等流民的機構，被工部局董事會斷然否決，其理由是，一旦有了這樣的機構，就會吸引越來越多的流浪者來到租界，到頭來將不可收拾。
3
上海工人運動為何難以成功
上海城市與鄉村直接的血脈聯繫，城市貧民的多層次性，賦予上海產業工人以濃厚的中國特色，直接影響了近代上海工人運動的進程。
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最為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進行工人運動的重點。但是，曆次運動的效果，特別是大革命失敗以後的運動效果，並不理想。這方面，學界已經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王建初等人正確地指出，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到1936年，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一直處在「左」傾錯誤支配之下，導致白區工人運動慘遭失敗。「左」傾教條主義者不懂得把馬列主義原理同中國工運具體實踐相結合，不願意去研究中國工運的實際，只想生搬硬套外國模式，把革命的中心規定在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市，總是驅使工人群眾去孤軍奮戰，一次又一次地組織城市工人起義，一味蠻幹，撒傳單，貼標語，搞飛行集會，結果導致工人運動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裴宜理則從中西比較的角度來分析這一現象，指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仍是一個分裂的社會，沒有哪一個階級能夠獨佔上風。中國的資本主義還很不發達，中國工人階級還極其弱小，與這一時期社會相合拍的，並不是建立在對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資本論》的理論。他們的分析都很有道理。值得補充的是，在上海這樣的急劇膨脹起來的社會裡，無論是產業工人還是苦力工人，都主要是剛剛離開鄉村的農民，他們與鄉村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血脈聯繫，其經濟收入與社會地位，都無時不處於與農村的比較之中。經驗告訴他們，他們在上海的生活，比在鄉村更好，更能維持，更有盼頭。特別是產業工人的社會地位，並不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在他們的周圍，就有遠不如他們的大批苦力存在，還有連苦力還不如的大量失業、無業群體存在。龐大的苦力與無業群體，映襯出產業工人還算不錯的社會地位，雖然比較貧窮更還有令人羨慕的地方，還有一大群待業群體在覬覦他們的位置。普通工人可能不懂得很多理論，但「他們不是黨派陶工手裡的陶土，可以隨意捏弄」。當工運積極分子照搬「左」傾教條主義理論，來發動這些普通工人去搞那些與工人實際利益完全脫節的飛行集會時，他們怎麼可能心甘情願、全力以赴地去參加呢！據研究，1928年至1936年，上海市勞資糾紛和罷工原因中，佔據首位的是僱傭和解僱問題，其次為工資問題。9年間，圍繞著僱傭和解僱問題而發生的勞資糾紛共1 590次，占糾紛案件總數的65.35%。「工人無論是罷工停業還是勞資糾紛，保護自己和他人工作的保險係數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其次才是考慮工資問題」。工人關心的首先是有沒有飯碗，其次才是飯碗裡飯的質量。
從全國範圍來看，農民離開鄉村到城裡尋找工作，與離開鄉村到軍隊裡當兵吃糧，看上去不一樣，但究其實質卻高度一致，都是離開業已破產的鄉村，尋求新的發展空間。農民在城裡有了工作，哪怕收入不那麼高、環境不那麼好，但比起鄉村農民來，算是已經上了一個台階了。所以，「左」傾教條主義者照搬共產國際的理論，搞城市暴動，脫離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處境，只能處處碰壁。毛澤東發動農民起來，打土豪分田地，再農村包圍城市，最後獲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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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集聚的多重效應
近代上海作為中國特大城市，是多重集聚的疊合。其中，最基本的是產業集聚、人口集聚與財富集聚。產業集聚帶動了人口集聚，製造業、交通運輸業的集聚，吸納了眾多的人口，於是，將那麼多的農民變成了產業工人。人口的持續集聚，刺激了商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的發展，刺激了飲食、旅館、理髮、浴室、環境衛生保護等各種服務業的發展，於是，又將那麼多的農民變成了第三產業的工作者。產業集聚、人口集聚，加上由於租界存在帶來的上海城市的安全因素，使得全國各地富人麇集上海，促進了上海的財富集聚。
人口高度集聚，刺激了分工，促進新的行業發展。在上海，撿垃圾、縫窮婆、推車丐、拾香煙頭、掏大糞者、算命打卦者，都可以維持最低生計，都能自成一行。這種行當，只有在人口集聚到一定規模的時候，才有可能被分化出來自成一業，在人口稀疏的鄉村或只有兩三萬人口的小城鎮，是很難形成的。以命理行業為例， 1928年，在上海從事星相占卜的人就有23400餘人。1931年，上海華界從事蔔筮星相人員623人。1946年，上海星相同業公會成立，有四百多人蔘加，後改名命理哲學研究會，在社會局登記，成為正式社會組織。這種組織，在鄉村或小城鎮是不可能出現的。
任何行業、階層人員的高度集聚，都會帶來三大效應：
一是凸顯自身存在的實體效應。乞丐多了，就能形成乞丐團體，理髮師、命理師、掏糞工都能自成組織。三兩個乞丐，你可以不在乎他們的存在。有三五十個乞丐、甚至三五百個乞丐，結成一個團體，有組織，有頭領，社會、政府對他們就不能視而不見。人員集聚，行業形成，各種業內分工、行為規範就會出現，就會將分散變為集中，將無序變為有序，將無機變為有機，就能提升本行業的生存能力與活動能力。
二是人員個體素質的提升效應。城市人口高度集聚，異質文化共處，導致人際空間的接近性，使得商品交換與思想交流更加方便，使得城裡人較鄉下人更見多識廣，更容易具有現代性。茲以女性素質為例。相關研究表明，上海女性更具有獨立性，更具有現代意識，職業女性尤其如此。1932年至1934年離婚案件統計表明，無論哪一年份，女方主動提出離婚的案件都遠遠高於男方主動提出的案件，最高的是1933年，女方主動者佔10.1%，男方主動者佔1.4%。這一現象，與鄉村正好相反，反映的是女性自主個性的崛起及權利意識的覺醒。
三是與其他個人、團體、機構對話、競爭時的拳頭效應。在上述兩個效應，即實體效應與素質提升效應的基礎上，各種體現本行人員的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方面的訴求，就能被集中、提煉出來，本行人員的各種能力就能被聚合起來，從而形成集體意志與群體力量。青幫在民國時期的上海能有那麼大的能量，以至於任何一個群體、任何一個黨派、任何一屆政府對其都不敢小覷，其實就是達到一定規模的遊民、經過一定方式的整合、利用上海一市三治的縫隙而呈現出來的拳頭效應。人力車夫群體也是如此。從晚清到民國，從租界當局到上海地方政府，都在限制、取締人力車方面進行多次的努力，但是，由於人力車夫已是一個頗具規模與實力的群體，也有比較強的對話能力，從而在整體上維護了這一群體的利益。儘管到1955年這一行業最終從城市裡消失，但人力車夫的個人與群體權益，從晚清到民國再到新中國，都是受到重視並基本得到保障的。
集聚在上海的那麼多窮人，除了進工廠當了工人、進商店成了店員、進機關成了職員之外，他們並不屬於某一個行業，也沒有經過高度的整合。但是，他們生活在上海這個有限的空間裡，集聚在閘北、南市、楊樹浦與浦東一帶，還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上面所說的三個效應。近代上海窮人集中的地區，無論在閘北、南市，還是浦東，都有廉價的房子，廉價的飲食，廉價的茶館，廉價的醫生，廉價的教師，廉價的學校，廉價的娛樂場所（諸如「江北大世界」），從而成為雖然貧困但又相對自洽的貧民社區。這就是聚合效應的典型表現。
與充滿活力的上海社會大系統緊密地聯結在一起，貧民集聚會給貧民催生出向上浮動的期待。因為，在他們身邊，就有從貧民區走出的成功人士，上焉者如商務印書館的創始人夏瑞芳、鮑鹹昌，如賣水果出身的青幫大亨黃金榮、杜月笙，拉人力車出身的顧竹軒，中焉者如從土山灣孤兒院以及其他各種貧民院、教養院走出來的一批批畫工畫匠、各種技術人才，下焉者則有難計其數到工廠裡當工人、到店裡當夥計的人，有些人就是從這些棚戶區走出去的，或者現在還生活在這些地方。
貧民集聚的一個後果，就是使得貧民問題凸顯，引起社會各界重視，迫使政府下大力氣去解決。同樣死亡十個人，十個人橫屍街頭，與十個人拋屍荒野，其資訊呈現、媒體關注、社會關心的程度，會有天壤之別，前者可能成為重要社會新聞，後者則可能根本無人知曉。媒體高度發達的上海與資訊極不發達乃至為資訊死角的鄉村，其間的差異更大。這是集聚效應的另一種表現。
城鄉貧困資訊呈現的不均衡性，使得城市貧民問題往往會引起政府特別的重視。且以棚戶區為例：貧民集聚的產物之一，是棚戶區大量出現。這在晚清已經相當嚴重，到1930年，上海棚戶已達3萬戶以上，遍布租界四周及浦東地區。此後，一二八事變與八一三事變的發生，更加重了這一問題。這些地方的衛生、治安、消防、犯罪問題，觸目驚心。1928年5月3日、10月5日，浦東、閘北接連發生棚戶區失火慘案，浦東焚毀草棚500多家，閘北焚毀190餘家。兩案促成上海市政府解決棚戶區問題。上海專門組織了籌建平民住所委員會，至1931年先後建成全家庵路、斜土路、交通路三處平民住所。1935年，又成立平民福利事業管理委員會，綜合解決貧民問題，先後建成中山路、其美路、普善路、大木橋路四處平民村。這些平民住所在抗戰期間，曆經兵燹摧毀，損失奇重。抗戰勝利後，政府又派員接收、管理、修複。人們可以從各種角度批評那時的政府對於貧民問題解決得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但要看到，同時期各地鄉村的貧窮問題，不知道比這要嚴重多少倍！窮人不集聚，問題不凸顯，就不會受到當局的特別重視，也就更加難以解決。所以，單從解決貧窮問題的角度來看，貧民集聚也有其正麵價值。
貧民生活在上海，儘管很多方面不如人意，但是，這個城市的一些綜合型設施與優勢，還是可以讓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沾其餘溉的。以對傳染病的預防與救治能力為例，民國時期，大城市的能力強於小城市，小城市的能力強於鄉村。在上海、南京、北平這些大城市，由於自來水廠的設立、飲用水的安全、城市排汙系統的建設等，由於衛生防疫措施的制定實施和保健工作的推行，天花、痢疾、傷寒、肺病、霍亂等傳染病已經得到有效的控制，但在同時期的鄉村，這些設施、措施仍然缺少，這些疾病依然是農村人口死亡的最重要原因。《中華民國統計提要(二十四年輯)》載有上海、北平、天津、青島、杭州、南京、漢口、廣州等8個城市中各種原因死亡人口的年齡分組數據， 為1931一1933年的數據。陸漢文利用這些數據，參考其他相關資料，計算出這些城市中分年齡人口死亡率和普通死亡率14.17‰，同期中國農村人口的普通死亡率為27.1‰。農村人口死亡率幾乎是大城市的2倍。
再退一萬步說，集聚在上海的窮人，即使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比起鄉村來，上海有錢人多，慈善機構多，好心人多，新聞媒體多，對於窮人的發現與救濟也比鄉村要好得多。哪怕死在上海，也還會有同鄉組織或其他慈善機構幫其入殮安葬，而在鄉村，則可能連這點死後待遇也沒有。這是上海貧民，寧願在上海受苦受窮，也不願意返回家鄉的根本原因。
追根溯源，近代中國城市貧民不斷增多，在於農村破產，農民被拋出鄉村，而農村破產，在於帝國主義軍事侵略與經濟掠奪；在於軍閥混戰，社會動蕩，災害頻仍，民不聊生；在於中國生產力低下，政治腐敗，在全球性競爭中處於劣勢。換句話說，考察近代中國城市貧民問題，必須要從中國、世界兩個更高的系統中去考察，要從城鄉聯繫、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中去考察，而不能孤立地、靜止地只看城市。
綜上所述，儘管也有人是到上海以後才由富變貧的，但從總體上說，城市的貧民主體部分是從鄉村遷移而來的，是先貧而後入城，而非入城以後變貧。鄉民進入上海以後，相當部分變成了產業工人、商店職員、家庭服務人員與勞工，也有人成了無業者、流浪漢。在城市社會中，產業工人為比較貧困階層，人力車夫、碼頭工人等勞工為非常貧困階層，無業者、流浪漢為極端貧困階層。產業工人、商店職員、家庭服務人員的經濟收入與社會地位，較之他們此前在鄉村，都有所提升。勞工與流浪漢，生活雖然極端困窘，但較之完全破產之農民，處境依然有所改善。產業工人正因為其有較之破產農民尚可維持的處境，在城市中所處的並非社會最底層的地位，所以，他們不可能不顧一切地投身由「左」傾教條主義者發起的工人運動。產業集聚、人口集聚與財富集聚的疊合，刺激了社會分工，促進新的行業發展，凸顯了貧民群體的存在，提升了貧民個人的素質，強化了貧民群體與其他個人、團體對話競爭的力量，也有利於引起政府對貧民問題的重視與解決。
近代貧民在上海的高度集聚，為貧民群體向上移動提供了營養與動力，提升了貧民群體抵抗風險、應對災難的能力，增強了這一群體在上海生存的耐力。美國學者格萊澤所著《城市的勝利》，講印度、拉美國家大城市貧民窟問題，認為不是城市讓人們變得貧困，只是城市吸引了貧困人口；貧民問題從根本上說是鄉村破產的緣故，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大城市貧民窟的出現，說明城市對這些人的吸引力。這一結論，對於我們分析近代上海城市貧民問題很有參考意義。
（作者授權刊發，原文標題為《近代上海城市對於貧民的意義》，刊於《史林》2018年第2期。刊發時有刪節，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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