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往學校的路上，山路崎嶇，雨霧升騰，遠處金沙江隱現我們的車在狹窄的道路上左盤右繞，外面下著雨，山間雲霧如海，翻騰不休。
此行，我們是要去拜訪一所金沙江畔的鄉村小學，六一了，上學路上作為一個公益機構，去看看孩子們，給他們送上兒童節的禮物。
從昆明長水機場到縣城，要2小時，從縣城到鎮里再4小時，從鎮里到村小還要1小時。同行的當地小夥子告訴我，兩年前這裡還沒有路，只能騎馬或徒步。車子不時鑽進團霧，能見度陡降，有些180度的急彎，要倒車順一下才能通過。
這是一所藏在大山深處的小學，百多個孩子，6位老師，附近是彝、苗、傈僳聚集區，孩子們只能在此上到4年級，之後就要去鎮上的中心小學，除了為數不多家在村裡的孩子，大部分都住校，一周回一次家，遠的要走5個小時。
但這還不是最讓人揪心的――當地鄙俗，女孩子往往十來歲就結婚當媽媽，因此輟學者眾多，每當開學前，老師們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翻山越嶺，挨家挨戶去「連哄帶騙」的動員孩子們上學。
學校是村子里一個普普通通的院子，除了一棟教學樓外，其餘都是土坯房，老師們把水泥房子讓給學生做宿舍，自己住的是四處漏風的土屋――「漏雨幸虧修好了，但冬天特別冷」。
學校的外牆，在村莊里毫不起眼，不是牆上「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的標語，你很難聯想到裡面學習生活著百多個孩子走進孩子們的宿舍，一間小屋子擺的滿滿當當都是上下床，實在沒辦法，一張床上睡倆孩子。條件雖然艱苦，但進屋前，所有孩子都要把鞋子脫在門口，牙缸放在窗檯，無論鞋子還是牙缸，擺的整整齊齊。
宿舍門口的鞋，條件雖然艱苦，但「規矩」二字執行的不含糊已是初夏，但所有床上都只有棉被，有些掛著蚊帳，但還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估計是沒錢買，不知道孩子晚上怎麼跟那些又黑又大的蚊子搏鬥。
實在沒有地方，只好倆孩子一張床教室里，去年新添置的課桌顯得很「豪華」，舊桌子也沒全扔，放在教室的角落，老師因為沒有辦公室，跟孩子們擠在一起，在這些黑黝黝的老桌上備課、批作業。
教室后牆立著一排不鏽鋼的碗櫃，這些本來應該放在食堂里的傢伙為啥在這裡呢？孩子們給我打開，原來裡面放著他們的課外書――食堂沒有建好，不僅碗櫃無處安身，孩子們吃飯也只能露天。
午飯很簡單，米飯、玉米粒、素菜和肉菜，但好些孩子只要了米飯+玉米，這麼節省沒有別的原因，家長為了在孩子畢業時多拿到一點補助的結餘，就讓孩子別點肉和菜，說起這個，老師也無可奈何。
沒有食堂，孩子們在操場空地上蹲著吃飯，可以看到，大部分人只有白飯和玉米粒天又漸漸陰起來了，雨點開始零星落下，剛剛蹲在空地上吃飯的孩子們，匆匆扒拉兩口便一窩蜂跑去洗碗，我跟過去看看，才發現因為村子里通的不是真正的自來水，所以龍頭裡流出的是渾水……
這還遠不是全部，當下午跟孩子的活動結束后，在老師的座談會上，本來擔心鄉村教師比較拘謹，讓所有人沒想到的是，卻是發言踴躍，原本計劃半小時的會最後延長了3倍，有的老師甚至當場落淚。
我們是一家做留守兒童幫扶的公益機構，5年來，一直在做一件事――關注孩子們的心理健康――童年缺乏父母陪伴實在是一件違逆天性、異常殘酷、而又貽害無窮的事情，因此只要有機會，我們就會邀請心理專家一起同行，到鄉下去看望孩子們。
此次組織老師座談的目的，本來是想諮詢一下平日教學中，老師們遇到哪些不好解決的孩子心理異常，開始時，如料想中一樣，大家擺出一副「你說我聽」的姿態，就連主持會議的校長親自帶頭提了兩個問題，也沒能形成示範效應。沒法子，同行的北師大的李教授只好順著大家的意思，把座談默默變成講座，介紹這幾年來，我們共同研究發布的《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
當他講到去年我們發現有10%的留守兒童在調查中聲稱「自己的爸/媽在一個月內去世」――這個情況顯然與事實不符（中國年自然死亡率為千分之七），而這種反常，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其實體現了孩子內心中對父母的怨恨――突然，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年輕女教師舉起了手。
她是一位年輕的老師，有個女兒，2歲。說是在同一個地區，但由於山高路遠，她所在的學校距離自己的家，坐車要4小時以上，平時只能在周末去和孩子團聚一下。但最近，地方上在搞什麼活動，取消了雙休日，她已經兩周沒有回過家、見過孩子了。
「本來我的女兒每次回去都很粘我，但是昨天」，她的聲音有些顫抖「我打電話回去，讓她喊媽媽」――「可她就是不喊」，說到這裡，早已在眼鏡后閃爍的淚水終於順著臉頰流淌下來，但她沒有去擦，而是努力控制著自己的聲音，「我想問一下李教授，遇到這種情況，有什麼辦法？」
為了幫助老師們更好的跟自己的孩子溝通，我們回來后給學校寄送了一批《如何給遠方的孩子打電話》指導手冊，因為這次走訪我們認識到，不僅是封面上象徵的農民工，我們的鄉村基層老師們同樣也是留守兒童的父母她的問題彷彿打開了一扇門，其他的老師彷彿受到了鼓勵，也紛紛說起自己和孩子的故事――
一位男老師，妻子也是老師，但在臨縣教書，孩子2歲，他們平時都很忙，陪孩子少，主要是老人帶，結果孩子「愛抓人、掐人」，平時跟老人還算乖，但是一見他們倆，就「特別容易發脾氣」。
還有他們的學生里，一個三年級的孩子，父母離異，誰都不管孩子，把孩子甩給爺爺奶奶，孩子平時在小夥伴們玩耍的時候，要做很多農活，最大的問題是，在學校他是個出名的「搗蛋分子」――「哪裡有人幹啥乾的好好的，他非要去搗亂一下。」
還有倆兄弟，父母4年多沒回家，哥哥很聰明，成績很好，但就是跟人交流時很「呆」，課上多動；弟弟情況更嚴重，大小便無法自理，每天都得有同學幫他洗褲子……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我們這些衣著樸素的鄉村老師們，他們身上其實擔負著兩種身份――他們不僅是留守孩子們的老師，教授孩子知識和文化；同時，他們也是留守兒童的父母，跟我們在工廠里、工地上看到的那些農民工兄弟一樣，有著對自己孩子深深的歉疚，對生活重負的無可奈何，還有內心中無法排解的焦慮――也許因為他們了解的信息更多，這種焦慮或許更加強烈。
時間過的很快，像以往每次一樣，臨行時，我們心裡有孩子們美好的笑臉，也有面對問題的倍感無力。最後合影時，4年級的班主任找到我們，有些不好意思的問我能不能幫他們班單獨拍些照片。
借用我們的相機，畢業班的孩子們拍了他們的畢業照原來，這個學校唯一的4年級班就要畢業，老師想跟孩子們「用好相機拍一張畢業照，要不還要去鎮上求人」。
11個女孩，13個男孩，在學校里唯一的水泥教學樓前，整整齊齊站成兩排，背景是他們畫的色彩斑斕的圖畫和他們朝夕相處的老師。在被高原的陽光曬得紅紅黑黑的一張張臉龐上，所有人都露出了純凈的、滿足的笑容。
離別時，孩子們站在淅淅瀝瀝的小雨中，在狹窄巷道兩側，唱歌為我們送行，感謝我們微不足道的付出，這實在讓我慚愧，讓我感念至深――因為他們其實不知道，我從他們那裡獲得的遠為更多、更深厚。
和孩子們做互動遊戲，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