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高考作文：圍繞「器」寫作】
閱讀下面材料，根據自己的體驗和感悟，寫一篇文章。
生活中有不同的「器」。器能盛納萬物，美的形制與好的內容相得益彰；器能助人成事，有利器方成匠心之作；有一種「器」叫器量，兼容並包，彰顯才識氣度；有一種「器」叫國之重器，肩負榮光，成就夢想……
要求：①自選角度，自擬標題； ②文體不限（詩歌除外），文體特徵明顯； ③不少於800字；④不得抄襲，不得套作。
三星堆銅人可能是往龜甲、獸骨或竹簡上刻字太費勁，古代中國每個字都是多功能的，一字多義乃是常態。比如這個「器」字，器皿是它，器具是它，器量還是它，然而看字形，分明是狗到處叫，倒像是「囂」的借字。
說到「器」，腦海瞬間冒出三句古人名言，每一句都講「器」，都對中國古今社會影響巨大，堪稱「三器中國」。
（一）「君子不器」
這句話出自《論語・為政》。這裡的「器」，一般認為跟《易傳・繫辭》里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器對立，可以解釋為「內容與形式」，也可以解釋為「思想與物質」。那整句是什麼意思？君子不在乎形式？君子不在乎物質？都能說通，反正這句沒有上下文。
朱熹提供了另一種解釋，《四書集注》稱「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意思是器代表專門的技藝，君子是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怎麼能只會寫程序或者寫報告呢？用時評家的話說，君子不器，就是只有高人們，才不會被AI或機器人取代啊。
當然還有一種我比較認可的解釋：器指的是手段、工具。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這樣的人不會成為工具――這有點兒像康德說的那句「人必須成為自身的目的，而非人之外事物的手段」（《純粹理性批判》），不過有研究者指出，康德只是強調「人與物」時將人看作絕對的目的，但在「人與人的關係」中並未否認人可以成為別人的工具/手段，只是要求「必須同時成為目的」。好在孔子並不是泛指，他只是說「君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勞心的君子當然不會成為別人的工具，他即使為君主服務，也是遵循天意與禮儀。這樣說下去，就會牽扯出中國史上政統與道統的各種相愛相殺，還是打住為好。
總之，「君子不器」，這裡的「器」肯定是不好的東西。誰想不當君子當小人呢？所以難免大家都不器。不想打工想創業，可以說是君子不器，掃天下而不肯掃一屋，也可以自詡君子不器。想起高曉松在節目上說「名校是鎮國重器」，一般「國之重器」，指的都是國璽等禮器（《史記・秦始皇本紀》）。高曉松這話不知道是啥意思，一所學校為何被稱為「器」？莫非它們培養出來的都是「器」？哇，這話好有深意，一定要抄下來。
後母戊鼎（又稱後母戊大方鼎，舊稱司母戊鼎）（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這句話也是孔子說的，出自《論語・衛靈公》。本來很好理解：工匠想把活兒做好，一定要讓工具好使。民間俗話叫「磨刀不誤砍柴工」，也是這個意思。白領們花錢買知識，堵著車開著喇叭就能充電升級，不都是為了「善其事」嗎？有夢想的公司應當報銷為知識付的費呀。
不過孔子這句話是有下文的。
下文是「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到一個地方，就要去侍奉上層人士中的賢達，結交中產階級里的仁人。這樣看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個比興，比喻與起興。孔安國的注說得到位：「工以利器為助，人以賢友為助」。這樣一想，這句話又像是在講職場關係學，要成就事業，首先要搞好公司內部關係。
說到人際關係學，中國稱第二，全世界沒有別的國家敢稱第一。典型的中國人會時時處在「喪失關係」的恐懼之中。前段時間熱議的上海相親角，有人就說實際上是「老年人交際角」。還有什麼把父母榨乾之類，其實是否榨乾父母，有很大程度取決於父母因為第三代「漂」來北上廣，能不能在「是邦」重建自己的交際圈，跳個廣場舞，約個麻將局，加入老年合唱團，等等。
問題是北上廣這種超大城市，社會各層面對消費力較弱的中老年人提供的從物質到精神的服務，實在是乏善可陳。將自己代入父母輩的角度想想，為什麼要在晚年還要被迫失去故鄉像候鳥往返兩地？下一代老年人（就是我輩）又能不能成為生活獨立精神獨立的「新老年人」？我們希望老年一代能「善其事」，享受人生最後的時光，但能不能不只由各個家庭自己去「利其器」，而不敢像某位日本媽媽一樣喊出「日本去死」？想來想去，覺得極難。
（三）「士當以器識為先」
這句話的原型出自《舊唐書》，為裴行儉相「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時所言，原文是「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到了《宋史》中劉摯稱「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顧炎武引此語入《日知錄》，說自己一讀到這句話，立刻就推掉了所有應酬文字，主要不想墮落為劉摯說的「文人」，還在屋裡掛了塊牌子，大概寫著「我不是文人」之類的話。還有不識相的人來求文字，意思大家都這麼干，您又何必這麼傲嬌高冷呢？被顧炎武懟回去：你以為隨波逐流，就不會傷害自己的「器識」嗎？那誰誰誰托我給他母親寫部傳記，託了好幾次，我也沒答應，因為這是「一人一家之事」，寫了，我不就成了不足觀的文人了嗎？
顧炎武還用此話來批評韓愈，說他雖然「文起八代之衰」，但也寫了不少應酬文字，甚至「諛墓」，就是收錢替別人的先人說好話。顧炎武說，韓愈有這毛病，就算不得泰山北斗啦。
整句話的重心是「器識」，一般解為器量與見識。問題是「器識」為什麼會跟「文藝」對立起來？難道搞文藝的都是小器無識的渣子？
據黃永年先生考證，「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並不是裴行儉所說，而是後人添加，「器識」一詞本於《人物誌》「十二流業」中的「器能」，需要「德、法、術」三者俱全，但是又不夠治理國家天下，只能當方面之臣，像不毀鄉校的子產，把巫婆扔河裡的西門豹，都屬於這一類型。（《「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正義》）
這樣看來，「器識」包括德行聲望與政治才能，在「學而優則仕」的社會氛圍中，優先順序別當然高於「雕蟲小技」的文藝本領。「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並未全盤否定「文藝」，只是分出了一個價值高低。
顧炎武引申劉摯的說法，是直接否定了寫作的商品屬性。韓文公都不能接委託創作的活兒，那還有誰敢當文人吶？近代以來，文人失去了朝堂之供奉，只能「煮字療飢」「賣文買書」，內心不是沒有糾結與掙扎的。民國報紙上，自署名為「文丐」的不知道有多少！魯迅一生中打過兩場官司，一場是向平政院控告教育總長章士釗，恢復了被章罷免的教育部僉事之職；一場是起訴曾經是學生的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追討所欠版稅兩萬多元。這些都不是顧亭林夫子能夠想見的了。
文人以文糊口養家，今日已沒什麼好慚愧的了。不過，「士當以器識為先」這句話仍然有它的用場。「器」可解為「器重」，「識」可解為「識別」。於知識分子而言，貧富窮達，都可算是常態，「雞吃礱糠鴨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然而，一位知識分子，一個知識共同體，如果沒有了對評判標準的堅持，「將謂隨俗為之，而不傷於器識耶」？怎麼可能無傷呢？
日前見一則材料，徐悲鴻在中央美院一份《教師登記表》的「個人專長」欄中，親筆填寫：「能鑒別中外古今藝術之優劣。」能鑒別，是「識」，能堅持，才是「器」。古話又雲「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學術者天下之公器」。公車私用，現在查得很嚴，公器私用，又當如何？
所以啊，要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擺脫了低級趣味的人，又要「不器」，又要「以器識為先」，還要「利其器」，出名要趁早，大器須晚成，許慎《說文》解釋為什麼「器」里有隻犬，因為「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器是好東西，需要四張口的看家狗，只是這狗大多寵物化了，器還守得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