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這個千禧寶寶是混進革命隊伍的。因為孕期的醫生要在新年期間出門去打高爾夫球，所以他跟我商量，在他走之前讓寶寶提前出來算了。原本無足輕重的一個多星期，只因時間湊巧，讓兒子趕在了千禧年的最後三天降臨。
剛才看見新聞才意識到茲事體大，這夥人今天第一次進高考考場，算是個時代的里程碑。連我們這種混進隊伍的，也瞬間覺得自己參與了一次歷史，有種躬逢其盛的榮幸和僥倖。
比起國內的母親同行們，我掂量了一下，在升學問題上喊腰疼我興許不夠格。但作為高三媽，焦慮我自然也是有的，小到鋪床疊被整理房間，大到憂心他是否會因為我教養失誤而不小心成為大奸大惡之徒。這些焦慮，每一個都貨真價實。
直到今天，我替兒子整理房間時，腦子裡還會閃現出過去讀到的某一本書中的一段話。作者拿她的女朋友做反面典型來開始那本書，她去這位女友家做客，見女友在給自己十幾歲的兒子整理床鋪，作者因此大驚失色，「天哪，你在做什麼？他都十幾歲了。」她接下來闡述了一些什麼大道理我已經記不住，但這一幕，卻成功地把焦慮注入了我的神經。以至於十幾年來，我每次給孩子整理床鋪時，她的大驚失色都會在我腦子裡重現，我又在害孩子。
即便後來我用自身經歷把這件事給想通了。我自小被爹媽伺候只顧讀書，到了30多歲才開始學習做飯持家，也並沒有因此讓一家老小挨餓受凍，或者家裡一團糟，更沒有因此不懂得照顧親人。可很多時候當我替孩子們收拾房間時，還是得把這個道理再告訴自己一遍，雖然只是幾秒鐘一閃而過，它終究是在那兒。
可見現代識字爹娘要擺脫各種控制，實非易事。
好在我相信，這些看似愚蠢的焦慮，並非全無意義。有句聽起來很雞湯的話――跟孩子一起成長――道出的是一句絕對的真理。那些雞毛蒜皮的焦慮，在小事上被無厘頭專家理論所擺布所控制，繼而在實踐中擺脫控制，一次又一次，就像修鍊，直到獲得自由。在我和孩子的生活中什麼更重要，逐漸變成不用來回掂量的本能。
人一輩子像一場冒險，這話不假，憑你是誰，也沒有本事保證孩子的萬無一失。從個體環境到時代背景，偶然因素多到防不勝防。我早已對自己誇下海口，在孩子這件事上遊刃有餘，幾無焦慮的，一轉眼到了兒子高中的最後一年。每每問及打算，都是「我會想想的」（I』ll think about it）。他幾次三番地這麼一「想想」，幾個月就過去了。我有些沉不住氣，終於決定要「管一管」。一「管」之下，問出了一個幾乎令我手腳冰涼的答覆，他壓根沒打算申請大學，而是要去造紙廠招工。
我雖然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倒也不完全感到意外。
我們的搬遷，生活環境的改變，一切都發生在他從一個眼裡只有自己，世界只是他眼裡所見的野樹和魚蟲的頑童，忽然間長成一個自以為能看見「人間疾苦」的少年那個時間節點。幾年前，剛結束6年的北京生活回來時，他在一篇類似於個人小傳的作文里寫到：我雖然因為懷念北京的一切而時時傷感，但有一樣東西足以彌補一切，那就是自由的網際網路。在這個「自由的網際網路」上，他從做山呼海嘯、震天動地的電子音樂起，接觸到了令他認同的人和世界觀。那是他在現實生活中沒有機會接觸到的一群人，這群少年從歐洲到北美，如果要用一個最容易識別的標籤，簡單粗暴地概括他們是誰的話，他們是被希拉里歸為deplorables的子弟。2016年的大選，把各種或誇大或真實的撕裂、不公，鋪天蓋地呈現在敏感少年的眼前。我後來知道，那一群做電子音樂的朋友中，就有比他大兩歲，卻已經在造紙廠做工的青年。
他要去造紙廠，僅僅因為這是他唯一聽說過的工廠。他不想上大學，不是在拗一個反叛的造型，更沒有要對抗世界的激昂。很可能就是看到了別人的掙扎，而對自己熟悉的生活生出厭惡；也可能就是懶，他對我說，只想做簡單的工，夠養活自己，然後呆在家裡自在地讀書寫音樂，並不稀罕父輩們的「精英」日子。
我幾乎對他的規劃有些嚮往。夠養活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這確實是理想中的生活。我想，如果他真這麼打算，那也只能由他了。然而此事經不起推敲。現在別說簡單的工，就算高級的複雜的工，也都有被取代的危險，「夠養活自己」這個目標聽起來容易，其實兇險莫測。再說得更現實一些，他擅長讀書，動手能力幾乎是五行里自缺，去工廠做體力手工，是拿自己的弱項與別人的強項競爭，隨時面臨被淘汰，何談「夠養活自己」。
這麼跟他分析了有一陣，他同意申請大學了，但是對於學什麼這個問題，卻並不熱衷，就是一個聳肩，一臉無所謂，啥都行。事實上，未來的生活，跟大學里學個什麼專業我相信關係不大，何況他成績很均衡，沒有明顯的強弱供我們選擇時做參考，再以他目前這個稀里糊塗的狀況，真正的職業興趣再過五六年能出現就不錯了。號稱深度學習之父，對改變人工智慧的進程推波助瀾的喬弗瑞・辛頓年輕時不還一度想做木匠嘛。於是我建議他學數學，這樣到了研究院時往哪個方向去的可能性都還是敞開的。
後來數學老師得知他將要去多倫多大學學數學時，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平常看不出他的熱情」。
真要讓他對什麼事產生熱情，我也許又要寄望於未來更多的偶然。常見的專家理論中還有一句我相信的話，那就是，每個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時間表。這麼多年，若有做母親的焦慮，我很多時候是在依靠這句話來排解。
但當這句話也顯得無能為力時，那便只能是面對青少年本身的心理困境了。如果說疊不疊被子或者考不考大學，都還是人生的選項，可以允許不一樣的話；對生活真相的探索，對自身的認識，以及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尊重，卻是無法繞過去的。近年來頻頻發生的每一起極端的青少年傷人或自傷自殘自殺事件，在我眼裡都象徵著青年人這個群體的一次挫敗，是最讓人心痛的悲劇。可怕的是，我們仍然沒有找到根源，我們還是不懂，究竟是哪裡錯了？這才是我們做父母，乃至整個社會最應該「焦慮」之處。
美國20世紀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garet Mead）曾經將我們的文化形容為「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她認為是孩子――而不是父母或祖父母――代表著即將到來的一切，他們身上承載著對世界的全新理解和認識。這個說法用在今天，比她當初推出這個概念的年代也許更為準確。今天的青年人比我們更懂這個世界，我們必須意識到並坦誠地接受這一點，才能在這個並不友好的世界，給予他們――我們親愛的孩子――最需要的、真正的、盟友一樣的幫助。在了解我們的孩子，其實也是了解我們自己的過去這一點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