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吳芳思
翻譯：柯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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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往事：海外僑民在中國的迷夢與生活（1843—1943）》（新星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是一部英國漢學權威學者努力溝通中西文化的用心之作。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由此開啟整整一百年的條約口岸曆史。作者通過大量僑民的回憶錄、筆記，描述了僑民色彩斑斕的生活，見證了這一百年裡諸多曆史事件。作者是一位對中國歷史富有同情心的英國人，嫻熟中文，能熟練駕馭中美文獻資料，因此，本書填補了中國學者因語言材料所限，難以一窺海外僑民在中國多重景象的空白。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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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個新開放的條約口岸中，上海的拓展最為迅速。1843年，上海的外僑人數為100人，其中女性7人；到了1850年，外僑人數增長到175人，不包括水手數量。不過，比人口增長更快的是港口的泊船數量：1844年有44艘外國船隻抵港；10年以後，在黃浦江拋錨駐泊的外國船隻一年就有437艘。
上海的迅速成長與它的位置有莫大關係。它坐落於長江三角洲，經長江可通達中國主要的絲、茶產地，卻又與海洋相隔足夠距離，免受近岸颱風危害。這些有利條件早在1756年已經被記錄在東印度公司的報告當中。1832年，胡夏米一行搭乘東印度公司船隻「阿美士德爵士號」，開始中國考察之旅，航行到長江支流黃浦江。因為無法與任何貿易主管官員協商，胡夏米轉而開始統計繁忙河段航行的戎克船，他覺得有希望通過取道長江，在更為寒冷的中國西部省份為英國羊毛織品找到市場。「鑒於此地擁有超乎尋常的外貿優勢，」他早早斷言，「它還沒有被更多人關注，這真是太好了。」
胡夏米並非唯一作此評估之人。大約在80年之後，麥都思參觀了上海，「查明此地適於分發傳教小冊子以及佈道」，並將其描述為「中國東部海岸最佳商業中心之一……織錦從中國的‘阿卡狄亞’運來……當地的貿易即使不能超過廣東，也不相上下」。
因為唐代（618—907）農業技術改良，人工開挖的排水系統使得今日上海的大部分高出海平面，上海獲得第一次發展。及至宋代（960—1279），民生攸關的大米從長江中遊運到上海，再通過海運轉輸北方，上海因此成為重要的中轉港。在日益增長的絲、茶海外貿易中，特別是對日本出口，上海也凸顯重要性。16世紀初，日本海盜入侵，1554年上海四周築起城牆：城牆的形制以及大門所在（城門在1912年被拆毀），通過今日上海的街道樣式和街道名還依稀可辨。
1843年條約口岸開放前不久，英國皇家園藝學會溫室部主任，蘇格蘭人羅伯特·福瓊，被派往中國開始他的採集之旅。在首次訪問中，福瓊參觀了全部5個口岸城市，還突破條約口岸限制，沿長江逆行，闖入安徽，並前往浙江及福建省。
羅伯特·福瓊
福瓊形容被富饒的農村環繞的上海「如同一個大花園」。這座有城牆的城市，會在晚上關閉城門，儘管居民能夠交一筆小錢，從郊外重新進城，或者用不著交錢。據傳言，「如果給某個人開了城門，一群早已準備好的人，會尾隨第一個，也是唯一付過錢的人衝進城裡」。內城中到處都是拜偶像的所在或者廟宇，有戲劇表演，街道和廣場上有雜耍者、算命先生，還有一群乞丐和「快樂的流浪漢」。
街道通常都非常窄，白天的時候街道熙熙攘攘，有人售賣棉製品、瓷器、各種漂亮的絲線或者鑲嵌毛皮的布匹，還有6英尺長的竹竿……畫卷、銅器……但是交易最廣的還是各種食物；有時候要費些功夫才能通過那些充斥著魚、豬肉、水果、蔬菜的街道。
1843年11月，首位上海領事冒險進入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隨行的有麥華陀。總領事巴富爾此前隨馬德拉斯部隊進駐中國，是《南京條約》賠款的接受者。首座英國領事館建在一座當地富商的宅院之中，福瓊暫住的地方與此類似：
住在某家銀行或是政府的錢幣兌換處，與兩到三位紳士合住，他們來此地是因為貿易之故。（錢幣兌換員是銀元行家，受雇來檢測鷹洋或其他形式的銀幣成色；後來也被稱為討債人）我們中沒有人帶來做飯的設備，因此我們的三餐極其粗糙，不是地道的中餐或英餐，而是兩者兼有的大雜燴。我們的臥室寒冷徹骨；清晨醒來，每每發現自己躺在被雨淋得透濕的床上；如果下雪，雪花會從窗戶裡飄進來，在地板上形成「環狀」圖案……我們無論何時走出房子，數以百計的人都會聚攏在街頭，尾隨我們，目光所過之處都能引起轟動，如同倫敦街頭人群爭睹女王一般。
巴富爾的首要職責之一是為來到此地的外僑解決住處問題。上海城北有一塊廢棄的沼澤地。土地產權問題通過租借方式得以解決，外國政府「永久」租用這部分土地。如此一來，儘管最終的土地所有者仍然是中國人，但因為支付了象徵性的地租，土地與建築方面的外國投資受到保護。土地承租方負責道路以及碼頭維護，這些事項的收支，由總領事任命的「道路碼頭委員會」統籌安排。
移交給英國人的城北區域，位於街道髒亂狹窄的內城與蘇州河之間。像新的條約口岸中大多數的外國人安置點一樣，這是一塊空曠的土地，其間有桑樹地、棉花地以及祖先的墳地。福州的外國居民區同樣位於一處墓地，按照後來的法國副總領事保羅·克洛代爾的說法，因為中國僕人害怕鬼魂，選擇這樣的地點，會讓他們很難找到僕人，賽珍珠的傳教士父母在鎮江的家，周圍也遍布墳塋。儘管這樣的地方空空蕩蕩，沒有其他冗雜的建築物，卻也容易讓人起疑。之所以選擇這些地點，也是一種不歡迎外國居民的刻意行為。
在上海，美國人迅速獲取了駐留位於蘇州河以北的虹口的權力，法國人則在英租界的西南部找到了地盤。1849年，首位法國總領事蒙蒂尼先生與上海的中國高官簽訂協議，與此前巴富爾所簽協議類似，在上海建立了法租界。
法租界
然而，成立自治政府並不是早期定居者的首要考慮目標，直至1854年，英、法、美等國的領事們盤算的還是新的土地許可與新的自治協議。法租界繼續由領事管轄，英租界舉行了土地承租人年度會議，與會的大約300人，商定了捐稅額度，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專門小組負責收費以及專款支付。該小組的成立標誌著上海工部局的建制開始。最初，英租界境內的中國居民寥寥無幾，但是因為1850年初的小刀會起義難民湧入，中國居民數量激增。到1854年7月，中國居民達到約2萬人。因為他們享用了安保以及街道照明服務，他們被認為應該支付房屋稅，儘管他們並未被賦予投票權。
不過，對於早期在滬的外國商行來說，當務之急是開展貿易以及建立他們的總部。這些機構與廣州、澳門的早期「工廠」驚人相似，希基在百年之前已經這樣寫道：
雖然在細節以及規模上有一定的變化，但所有的外國「商行」十分相似，因為這些建築物的功能是相同的。它們聳立在空地當中，四周築有院牆；佔地從一英畝到兩三英畝不等。
寓所是重要的建築物，通常會坐落在宅地的前部，採用一種十分堅固的時尚風格，砌有厚牆，底樓和以上樓層通常都有環形走廊。房間數量不一。按照規定，商務官員全部在這座房子中。寬闊的迴廊因為時常關閉的緣故，被用作辦公室。其餘的房間被用作起居室和臥室。廚房和僕人區通常位於主樓後面，有廊道與主樓相連。宅院的兩旁，稍稍退後一些的是貨倉……
買辦和跑街先生們的辦公室以及寓所……以及所有中方的商業助手，都被安置在貨倉四周。大部分商館……還有馬廄和馬夫住的地方。就這座大商館來說，除了最主要的寓所，還有一處相對獨立的附屬建築，有單獨的出入口，助手們在那裡生活和吃飯，稱之為初級食堂。他們的夥伴佔據的主樓，被稱為高級食堂。為兩地提供膳食的是同一個夥房。
在上海早期發展階段，當這些建築完成的時候……還沒有外國建築師，商人們自己繪製了設計圖，很可能是在中國建築師或者承包人的幫助之下完成。也許整個事情都是由買辦一手安排的。建築物的風格……被略帶戲謔地稱為「康白渡式風格」……
房子通常有兩個門，馬車直抵前門，一個為入口，一個為出口。有一座花園，栽種了玫瑰和英國花卉，它們在上海長得很好。除此之外，還有不少亞熱帶植物和花卉，例如正在開花的蘆薈、絲蘭以及類型多樣的棕櫚樹；紫藤鬱郁蔥蔥；玉蘭樹以及鬱金香樹比比皆是，偶爾還能看到銀杏。因此，春天的時候走近這所房子，能夠感受到如畫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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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院牆之內住著商人們。在倫敦甄選出來的年輕人將要為這些大型商行工作。每天上午的最佳時間裡，他們都要檢驗各式各樣的絲製品。一旦他們掌握taysaam（至少有5種類型）與tsalee（同樣也有5種類型）的區別，就會搭乘半島東方郵輪公司（P&O）的蒸汽船前往中國，同行的還有其他生絲「格裡芬」們以及茶人或茶商。「格裡芬」之名原本用於稱呼那些矮種野馬，它們從蒙古被驅趕到北京和上海，供外國人騎用和競賽，它們「野性未退，毛髮蓬亂，樣子邋裡邋遢」，相信與那些初抵遠東的外國人的精神面貌類似。
這些蓬頭垢面的新臉孔不會令人吃驚，因為他們怎麼說也在輪船上待了3到5個月，或者更長時間。甫抵上海，一位「格裡芬」得以到公司食堂進餐，與他的工作夥伴們一起吃早飯——煮熟的鯡魚配黃瓜，隨之還有烤鷸鳥和牛排。下午他在絲房裡面度過，在換裝吃晚餐之前，「為了振作我們的肝臟」，通常會散會兒步。晚餐會有6道或者更多的菜式，接下來玩紙牌、抽雪茄。
根據季節以及辦公時間開展的工作並不嚴格。儘管一些大商行重點經營茶、絲或者鴉片，大部分商行在早期階段都有多樣的業務部分，涵蓋茶、絲、曼徹斯特棉織品、船運以及保險，有可能還包括一家地產代理處。規模更小的商行可能會經營「雜物」，就是水牛皮、牛角、鬃毛、中國草料以及其他東西。與倫敦最快的聯繫方式是電報，要花3周時間（除了陸地電報線之外，還包括部分輪船運輸），而郵件往來卻至少需要7周時間。茶商們追隨「該死的植物」，離開上海數月，在春末前往靠近茶葉產區的漢口、九江或者福州。他們仍然會被驅逐出那些地方，這令他們憤恨不已。自從發生以次充好的事情之後，所有的茶葉都要進行品鑒和檢測。摻假並不是什麼稀奇事，茶葉可能會用普魯士藍或是石膏染色，還可能混雜有像前外交官、後來成為劍橋大學的中文教授的翟理斯所說的這些東西：「喝過的茶葉，其他植物葉子，以及各式各樣一文不值的廢品」。
不過，與匪夷所思的貨幣混亂情況相比，這些原料採購上的困難就不算什麼了。在中華帝國海關服務超過40年的馬士寫道：「在中國，有數以百計的商業中心，每一個人不僅有他自己的（銀）兩——秤（一盎司計量單位），而且在許多案例中，還有一些並行的規則；這些各式單位的錢以銀計量，即使在同一個地方，對成色要求也各不相同。」他補充了一個令人困惑的總量以及換算體系：
上海兩的重量由3個要素組成——重量、銀子成色以及慣例規則。通用的計量單位是漕平兩，565.65格令，上海兩的銀子成色降低到944，庫平兩純度為1000，成例是98庫平兩銀子作100兩「上海規元」使用。在上海，所有正式的交易支付，適用這一地方性貨幣，規元與戶部，或者庫平兩的換算如下：
庫平兩 100 = 漕平兩 101.800
折成兩塊馬蹄銀的升水 5.600
107.400
除以「成例」0.98 109.592
加熔煉費用 0.008
109.600
最終得出固定兌換率：100兩庫平銀等於109.600兩上海銀，同樣的方式，商人們繳納進口關稅，110.400兩上海規元等於100兩關平銀。
加入這些明確數字行列的還有外埠銀元（西班牙鷹洋，玻利維亞、秘魯、墨西哥以及法國銀幣）。外埠銀元與規元的兌換價從110.622到113.150不等，此外還有來自香港的「碎銀」或破幣。1847年碎銀貶值5%—8%，有困難是常態，不會使人感到驚訝。
在早期階段，大型商行都有銀行部門或者辦事處，為對華貿易提供極大的經濟支援。對於規模更小的公司來說會有問題，因為這些辦事處同時也是他們的競爭對手，因此並不總是會給他們提供經濟支援。實際上，銀行的建立始於麗如銀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有利銀行、呵加剌銀行（Agra & United Service Bank of China）則在1854年成立，緊接著的是1864年成立於香港的滙豐銀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儘管現代銀行出現了，但匯兌問題卻久拖不決，所以當上海以及其他條約口岸的居民在日常交易中採取「單據」的支付手段時，並不會令人感到意外。「那個時候，外國人攜帶鈔票尚未成為習慣，唯一通行的貨幣笨重不堪，不易攜帶。於是，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通過‘單據’進行支付，或者命令手下買辦操作。在早期階段，這樣的方式屢見不鮮。在前往中國內地期間，他們需要採購補給，一小張紙上用鉛筆寫幾個字就是支付憑證。即便有時兌現這些原始支票的間隔期會比較長。單純的農戶真心誠意地接受紙條，而且不會有什麼擔心。」
早期抵達上海的人記錄了他們打發閑暇時光的經驗。1850年，有兩個業餘劇團（全是男性成員）在茶葉貨棧表演。第一個劇團通常一連演兩場《棋逢對手》，緊接著上演《屋頂上的爬行者》（一出無厘頭的滑稽戲，創作靈感來自最近展出的一匹矮種馬，馬的名字就是劇目名）。晚上緊接著還有演出：《愛情、法律和醫術》《狂怒的邦巴斯特》《樓梯下的上流生活》《筋疲力盡》《 溫特裡的巨龍》以及《拒絕》。一些商行覺得，他們的《格裡芬》花了太多時間在業餘喜劇表演上，因此他們只有在獲得上級主管的允許之後才可以參加表演。消遣娛樂方式如此不足，以至於觀眾也把大把時間花在劇院，後來成為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從天津發回報告：「晚上，再度去觀看‘遊吟詩人’，我對此已經感到厭煩。」一個月之後，他抱怨在廣州花了整晚時間觀看《天生的詩人》《廣州遊吟詩人》以及《馴虎》：「表演很差，劇院裡冷得不行，四處透風」。
音樂稀缺。1855年，仁記洋行的吉布森（Gibson）先生，為聖三一堂獻上了格雷與戴維森出品的管風琴，雖說他有點擔心：對這座房子（1850年房頂坍塌）而言，管風琴的氣勢過於巨大。管風琴倖存了下來，1920年，管風琴被移到共濟會會堂，如一位當代學人的評述，就音樂標準而言，「在那個年代這種樂器被認為是‘極其壯觀的’。」一部手工完成的竹製管風琴，於1857年安置在羅馬天主教大教堂，儘管是本土製作，但與吉布森先生的禮物相比毫不遜色。
最初的幾十年，上海的居民對於「令肝兒顫」的跑馬運動情有獨鐘，雖然作為外國人，他們不允許離城太遠。隨著上海的外國人聚居區逐步城市化，「狹窄的街巷中賓士的馬匹，漸漸地成為人們躲不開的危險，尤其是對於顧客和店主而言。如果四輪馬車出現，情況還要更糟糕……經常有懇請書見諸報端，請求禁止那些矮種馬入城，無論是騎馬漫步還是策馬飛奔」。
商人們的矮種馬激發了跑馬運動，該項運動在1848年之前就已經在上海出現，但直到1851年，上海才有第一個跑馬場。在一個中國人的記述中，「一個大賭場」宣告成立。此前一年，廣隆洋行（Linsay & Co.）主營鴉片運輸，其經理人霍格先生與其他4人組建了跑馬總會。他們的第一個跑馬場恰好位於「泥城浜」的東面，與河堤和蘇州河相距不遠，馬場的看台設於今天江西路與南京路的拐角。隨著上海人口增長，跑馬場兩度易地，遷往郊區。1863年，上海運動事業基金會買下跑馬場的中心地塊用作板球場地。1865年，毗鄰板球場的一塊土地，經過「平整、鋪草坪、挖排水溝以及搭建籬笆，被出讓用作棒球場」。運動事業基金會還資助了一所賽艇俱樂部（該俱樂部在蘇州河上有一座船庫）、一所滑冰俱樂部以及蘭心大劇院。在跑馬場的曆史上不曾提及的一個事實是：為了修建跑馬場、板球場以及棒球場，大約60戶中國家庭的宅院和先人的墓地被徵用，住戶被迫搬遷。
儘管有了上述發展中的各項活動，但是跑馬仍然是最受歡迎的運動。上海較廣州與澳門更適合飼養馬匹，因為蒙古馬商傳統上不會越過長江繼續南行。他們驅趕著數以百計的野馬，「一群毛髮蓬亂的小生物，與其說是馬，不如說看起來更像大狗或熊」，參加一年一度的馬匹集市。這些馬的購買以及飼養費用並不昂貴，只是在它們的野性以及厚厚的毛皮之下，馬的特徵和潛力很難預判，所以收購馬匹就是一場賭博。3月份，給馬匹剪毛之後，它們展露了勻稱的四肢、強健的軀體、有力的背部以及粗壯的脖頸。「與中國矮種馬相處的第一個月是漫長的爭奪戰，主人的身上遍布瘀傷與咬痕」，還有就是，「因為它們總是把轡頭咬在牙齒後面，很難控制它們的奔跑速度」。經曆又踢又咬的過程以及每天的練習，主人們騎著馬參加春夏之交舉行的所有比賽。人們熱衷於賭馬下注，還為中國馬夫專設「本土獎金」。
在上海開埠初期，開展獵狐活動並不容易，因為那裡沒有狐狸，而且進入郊野是件十分危險的事情。越野障礙賽馬開始於1855年。1863年，一些居民以及駐上海的軍官開始玩獵紙，在克裡米亞和印度他們已經這樣做過，這是一種替代獵狐的運動。讓一個人充作狐狸，騎馬先行，沿路拋撒紙片留下蹤跡，身後是其他想要抓住他的人。1863年12月位列第一的「獵手」是奧古斯都·布魯姆先生，所騎矮種馬名為「穆德」……第二名的獲得者是戈爾—布思（E. H. Gore-Booth）先生，他騎了一匹名為「博格特洛特」的馬。1866年，《北華捷報》報道，在獵鳥和野雞的日子裡，「若是這些鳥在市場上出售……中國人每天都有機會目睹這些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瘋狂行為……獵紙是‘與之比肩的瘋狂舉動’，周末觀察員們會看到兩個男人……冒著生命危險飛奔在田野河道之間，不可避免地摔倒無數次，渾身透濕也是非常可能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撒紙片，讓其他追隨者身處同樣的困境並得到樂趣」。
當地農民並不是簡單地將上述活動視為「瘋狂舉動」。研究上海獵紙活動的曆史學家稱，反對該活動的人士是「一群偏激者」，他們堅持近乎不合情理的保護措施，要求毀壞的莊稼必須全部賠償。中國農民就所受損失提出不實索賠要求的故事不斷出現，比如說那些人在當地農田上空射擊，中國人指控稱，田地裡到處都是氣槍小彈丸，要求經濟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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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埠早期階段，上海的社交活動絕大部分是男人的事情。最初只有極少數婦女在條約口岸，大部分還是傳教士的配偶。首次單身舞會在1850年11月舉行，5年之後，舉辦了第一次賽馬舞會。遲至1864年，共濟會舉辦了他們的第一次舞會，「現場男女比是10位紳士對一位女士」。儘管如此，第一位裙裝裁縫大約在1859年就已經來到上海。1861年，上海巡捕房前督察的妻子克利夫頓夫人開始經營一家女帽店。
找到一位合適的單身女士也許不容易，但婚禮卻在舉行：聖三一堂第一位管風琴師麥克裡爾·史密斯的女兒，嫁給了詹納·霍格先生；上海的第二任總領事阿禮國先生（後來成為爵士）與上海首位隨軍牧師約翰·洛德的遺孀結婚（牧師在1849年溺亡）。像這樣喪親者之間的組合相當普遍。
上海的教會增長迅速。1848年，在更靠近內地的徐家匯建起了聖伊納爵堂（現存的天主堂建於1906年），教堂用地屬於中國最著名的天主教皈依者徐光啟的後人所有。徐光啟是利瑪竇的學生，利瑪竇是16世紀耶穌會在華傳教的創始人。新教首次宗教儀式於1843年在英國領事館舉行，主持人是麥都思。1848年，寶順洋行的比爾出資建起了不太堅固的主教區三一教堂，寶順洋行的專項是「船運、飛剪船（鴉片走私船），諸如此類」。三一教堂的建制粗糙，經常需要翻修，終在1866年被推倒。就在同一年，年輕的建築師吉爾伯特·斯科特在英格蘭繪製了後來新教堂的圖紙，採用「13世紀早期的哥特式」風格，但是建設資金不足。後來當地一位建築師威廉·基德納對圖紙做了加工（聖三一堂的塔樓在1893年安置）。即使缺少資金，新教徒還是在1853年靠近山東路醫院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小教堂，由倫敦會傳教士雒魏林掌管。
一些早期的外國定居者相當長壽：阿禮國領事在88歲去世；廣州領事麥格雷戈，雖然因為健康原因在62歲退休，但是活到了92歲；帕裡什，廈門領館的高級參贊，同樣因為健康退休，81歲去世；還有上海首任領事巴富爾，在35歲的時候辭職，後來成為國會議員，活到83歲。不過，更多的僑民還是早逝的。在領事館的名單上，可以看到在條約口岸建立的早期階段，有許多領事館僱員早逝。偉烈亞力收集的新教傳教士訃告（1867年）顯示，除了那些淹死的、被海盜殺死或者在妻子「崩潰」之際提前離開的人員，剩下來的大部分人即便沒有患上致命的疾病，也都飽受慢性病折磨。他們的健康在定居數年之後變差，許多人在返航途中死於聖赫勒拿島附近，嘗試擺脫熱帶疾病的努力往往徒勞。
一項對當地醫療條件的早期研究指出了部分問題，尤其是那些過度放縱的商人階層碰到的問題。韓德森編撰了《上海衛生學或中國保健知識》（1863），在上海的醫院工作僅僅4年之後，他本人就真切感到「健康指標每況愈下」，病魔纏身。他後來前往日本，將此看作改善健康的「最後辦法」。他最終死於長崎，在去世數周之後，他的遺孀失去了他們的幼子。
韓德森承認「當長期身處悶熱的環境之中，無可避免會有全身無力、虛弱之感」，他同時認為，海上航行會讓人的身體變差，「一位英國人乘坐半島東方郵輪公司的輪船抵達上海，因為飽食終日，他的身體某種程度上說已經處於疾病的臨界狀態」，他曾經「身處悶熱天氣之中，所吃食物富含營養和刺激性；與此同時，身體鍛煉在很多情況下被擱置……又暴飲不限量免費供應的五花八門的酒精飲料」。
韓德森的批評讓我們對於上海商務居民們喜愛的餐飲有了一些認識。他奉勸僑民，在夏季不要食用水果或蔬菜，而且他堅信，「夏天住在華東地區的人，如果正餐喜歡來上一大盤羊肉、小牛肉、家禽肉雜燴米飯或是咖喱飯，再佐以兩三杯滿滿的紅葡萄酒，或者萊茵河穀地區的白葡萄酒，肯定會出現輕微腹瀉、拉痢，或者肝功能失調」。
很不幸，他的大部分病人「以一道濃湯作為正餐開始，外加一杯雪莉酒；然後眾人分享一兩道菜，配香檳酒；接下來是一些小牛肉、羊肉或者家禽肉以及培根，喝更多的香檳酒；隨後是咖喱飯和火腿；飯後遊戲完了之後接著吃布丁、油酥糕點、果凍、蛋奶糊或者牛奶凍，香檳酒自然少不了；接著是乳酪和沙拉，還有麵包和黃油，一杯波特酒；很多時候還會品嘗橘子、無花果、葡萄乾和堅果，喝上兩到三杯紅葡萄酒或者其他什麼葡萄酒；如此可怕的餐食最終以一杯濃鬱的咖啡和一支雪茄煙結束。」
因為上海的水過於危險，不適合飲用，攝入液體成為一個問題。在韓德森看來，喝茶時攝入的藥劑量足以「殺死一隻成年青蛙」，他總結道，「在如此這般的天氣之下，適量飲用葡萄酒，對一個人的健康有所裨益……我指的適量，是每天3杯到五六杯波特酒或雪莉酒，或是半瓶法國或德國產的葡萄酒」。他認為在炎熱的氣候下飲用香檳酒是安全的，不過他警告不要過度攝入蘇打水：「我認識一個年輕人，他剛來上海的時候，身體很棒，前途大好；他總是吹噓，夏天的時候每天要喝下18瓶的蘇打水，還吃各種各樣的水果。只不過，這樣的情況並未持久，來到上海的第二年年底，一場急病奪去了他的生命。」
鍛煉身體只有在冬季和春季才會被考慮，目的是「刺激身體全部功能」，散步是最佳方式，雖然「辛苦且乏味，而且……常常辦不到，因為糟糕的路況……騎馬同樣也非常不錯」，「實在是太遺憾了，上海沒有板球場地」（儘管在另外的記載中，上海首次板球賽事於1858年4月22日在虹口舉行）。
韓德森相信，「許多腹瀉、痢疾以及瘧疾患者都是因為在秋天沒有穿足衣服所致而不是其他原因……即使是在盛夏酷暑季節，肚子上也應該蓋一條毯子。手和腳以及胸部暴露在外也許沒什麼，但是睡覺時沒有蓋好肚子，會很不安全。」他的建議得到採納，一名住在漢口的居民在1863年4月寫信給他的父親：「告訴我媽媽，夏天的時候我系了法蘭絨衣帶，我想我告訴過她，貝拉（Bella）在亞曆山大城做了兩條給我。」
在關於衣物的評論中，韓德森推薦比亞麻布更涼快的棉布。他寫道：「不必懷疑，這是最佳的熱帶氣候防護用品，能減少皮膚出汗；我在這裡再提醒一句，更換貼身所穿亞麻衣物不要過於頻繁，新來的歐洲人常有這個習慣。」也許還算幸運，韓德森並不贊成那些反對淋浴的專家們的意見。
作為醫療傳教士，韓德森同樣關心靈魂的福祉，他建議，通過學習四福音書來掌控「激情」。儘管不少指控稱「熱帶地區的情況有些特殊，這種氣候令人興奮，人的激情指數較溫帶地區更高」，但他本人「從未見過有人因為保持自我純淨而受到折磨」。他建議提升「對高雅文學的欣賞品位」，尤其是對這樣一本「關於人的責任、人與造物主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想知道的一切都能從中得到的書」。
對部分人而言，《聖經》能夠作為生活準繩，但也有很多人覺得它的約束還不夠強有力。包括赫德在內。早期領事館的官員有相當一部分包養了中國情婦，他在1854年8月抵達香港後不久，開始記錄他在領事館的日常工作。韓德森一定會因為赫德8月27日的記錄而興奮：「為了活得虔誠且正直，我必須遵從上帝的指令；要做到這一點，我必須知道它們是什麼。因此我必須持之以恆地學習《聖經》……我必須小心，不能任由邪惡慾望或是罪惡想象的蠱惑而犯罪。」但是很快，在他到達寧波後，當年秋天，他寫下這樣的文字：「幾位中國女子從我的窗戶外偷窺我。我希望能自我控制。很多誘惑圍繞著我。」到了1865年，赫德已與他的中國情人阿瑤生育了3個孩子。
韓德森用「概論」總結他的短文，他還討論到多變的氣候。夏季悶濕是所有條約口岸的特點，氣候的影響十分明顯：「靴子和鞋子發黴，膠水與糨糊很快失去了黏性，傢具散架，牆紙很快就毀了。」居民們被建議前往高地居住，為的是能夠「避開瘴氣影響……黃熱病、疫病以及持續且反覆的發燒，此類病菌傳播無法超越特定高度」。
在這座城市生活的不長時間裡，韓德森注意到上海可怕的高死亡率。他呼籲增加房子的層高，加速開挖排水溝、下水道，儘管在這座城市的沼澤泥地上，開挖工作難度很大。與此類似，後來的上海城市建設路線致力建設水管網以及衛生的乳品店，一切都再清楚不過：開埠初期，上海的衛生條件並不盡如人意。當地水質情況堪憂，充斥著垃圾、排泄物以及「腐敗的屍體」，也就是說，即使是洗衣服也會染病。「乾淨的」衣物留有令人作嘔的氣味，「洗衣工」手癢不止或是患上濕疹的情況如此普遍，以至於人們寧願花上兩周時間，將髒衣物寄到日本去洗。
雖然存在這些問題，但是上海的外僑直到1870年才開始大聲呼求建立自來水廠，讓工部局開始規划水廠項目並做出預算。不過真正的建設要等到1879年。那一年法租界發生一場災難性火災，因為缺水，火勢失控，損失慘重。1882年，輸水管網鋪設完成。外國居民付費用水，但大部分中國居民繼續從「挑水同業協會」（該協會反對任何免費供應乾淨水的提議）的成員那裡買水，這些從黃浦江抽出的水被裝入桶中出售。
和韓德森一樣，早期在上海的很多傳教士都是醫生，他們將傳道與治病加以區分，因為他們的意願是接觸中國人，改變他們的信仰，將他們的專業醫療技能提供給當地民眾。韓德森工作的倫敦會醫院，為了讓更多中國病人受益而對外開放。該醫院建於1843年，位於上海城的南大門不遠處，1861年遷往山東路。1862年，第一家為在滬外國人提供醫療服務的醫院——法國醫院，在法租界黃浦灘和科爾貝大街一角開張，工作人員是來自慈善團體聖雲先會（聖味增爵會）的修女們，不過此前外國人也能得到醫療救治。隨著蒸汽輪船速度的提高，大部分外國病患想方設法回國治療，法國醫院因為治療「窮患者」出現財務危機。儘管市政基金的撥款很快就會到位，但為了「能夠幫助醫院擺脫困境」，有人提議，未來由工部局每年撥付定額款項，補足虧損，避免此類危機再度發生。此舉措必然引發新教徒的抵制。匿名信件被寄往當地媒體，其中稱天主教修女折磨病人，堅持不懈地想讓病人在臨終之前改宗皈依。最後，法國醫院變身為上海公濟醫院①，從原先的地點遷往蘇州河北岸。
雖然有醫療方面的努力，但是數十年來，由於衛生設施不足，加上飲食過量，對墓地的需求不斷增長。上海第一處墓地建在山東路，20%的墓葬採用「石棺形式」，這是1844年一次居民大會的決議。埋骨於此的人包括寶順洋行合伙人比爾。比爾曾經擔任駐滬普魯士領事，他是極少數死於上海並葬於上海的洋行首腦之一（開埠早期階段，大多數洋行首腦都回蘇格蘭養老，那裡有高屋頂的建築和令人心曠神怡的氣候）。曾任上海海關稅務司的法國人、索邦大學前圖書管理員史亞實（Arthur Smith），同樣安眠于山東路的墓地。到了1863年，這塊墓地開始不堪重負，32隨後在上海出現了11塊不同的墓地，其中一些特供區域內的指定人群。它們是帕爾西墓地、猶太人墓地以及一塊單獨的海員墓地。
如果上海的外國居民總是不能如所期望的那樣生活，就不會有這座條約口岸的繁榮。1860年，上海的僑民數量實現了規模與類型的雙增長。它的公共服務、自治性以及其他方面也都得到拓展。對一位領館官員或是茶商而言，上海是相當舒適的。相比之下，其他一些條約口岸正在努力奮鬥，當地的居民被迫迎戰，遇到的各種困難遠甚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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