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吴音宁的适任问题，最近成为各界讨论焦点。外界较少注意的是，「台北畜产公司」总经理姚量议和吴音宁系出同源，同样出身「台湾农村阵线」（农阵），同样出身彰化溪州乡公所。不同的是，姚量议今年才卅五岁，比吴音宁更年轻，却更早出任北畜总经理；唯因其任命悄悄进行，没有大动干戈赶人，因此未引起太多注意。
由于姚量议与吴音宁同时出任总经理，一年前吴音宁入主北农的人事发布时，溪州乡长黄盛禄笑称，「溪州乡公所是台北批发市场的总经理制造机」，言下颇为自豪。农村子弟进入首都农产公司出任总经理原是佳话一件，但人才来源如此集中于一地一乡和单一组织，难免惹来失之褊狭之讥。事实上，除了吴音宁与姚量议，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民进党不分区民代蔡培慧、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及国发会副主委曾旭正也都出身「农阵」；一个社运团体成员如此高密度地出任要津，似非寻常。
也因此，当吴音宁的适任与否受到外界质疑时，蔡英文立即在民进党中常会指示党政部门要协助她进行「政治攻防」，其间轨迹即不难理解。也因此，当台北市长柯文哲派人到北农公司查帐时，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立刻挺身护航，质疑「政风单位可以到民营公司查帐吗」；其心态，也充满回护「自己人」之心，而非论断是非。何况，如果北市府没有资格对其所属民营农产公司查帐，那么农委会质问北市府不该查核北农，难道没有捞过界？
「农阵」成员相继入朝为官或进占要津，从积极面看，是政府重视社运工作者的诉求，并给予他们推动及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但从消极面看，以推动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动政策，亦可能发生决策偏歧的问题，未必解决得了现实弊端，反而可能使整体情况恶化。尤其，像吴音宁这样缺乏任何经营经验，甚至看不懂财务报表，连应付平日复杂的管理工作都有困难，如何奢谈改革？
再看，陈吉仲身为农委会副主委，他花了许多时间为吴音宁辩护及护航，反倒是今年以来发生各种果菜价格暴跌的「菜贱伤农」及「果贱伤农」问题，却不见他提出什么长短期解决之道。这种表现，农运人士出任农政高官，意义何在？同样出身农阵的民代蔡培慧，去年在一例一休之争中提出「做一给四，做五给八」的高额加班费，因为过度理想化引起大小企业和商家强烈反弹，最后要被迫修法改为核实计算。如此，也说明施政若徒托空言，结果将弄得社会纷纷扰扰，民众无所适从。
从溪州乡公所变成北市批发市场「总经理制造机」，到「农阵」成为入朝为官的「终南捷径」，人们看到了一个新品种的「政治贵族」。这些政治贵族不论资历如何，只要血统获得认可，都可以乘坐「政治直升机」扶摇直上；一旦出了纰漏，也能享有高层撑开的保护伞遮风挡雨，事情的是非曲直即可以撇开不论。这样的政治贵族，和威权时代的「皇亲国戚」或「特权阶级」其实很像，所不同的是，过去的做法只能暗中进行，当今的贵族却是光鲜登堂。
换一个角度看，除了吴音宁等因能力不足受到质疑外，社运成员纷纷入朝为官的结果，不论是否要名之为遭到「收编」，都出现了「社运熄火」的现象。最明显的例子，是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不顾环境的破坏，在深澳电厂环差案中投下关键的赞成票，背弃了自己的理想。此外，对于前瞻建设计画中的独尊建设、浮滥征收、农地违章工厂就地合法等议题上，都不再看到农阵的积极身影。这样的结果，只见民间社会的力量遭到侵蚀，却未见政府效能提升，让人扼腕。
这个新品种政治贵族的出现，除近亲繁殖，彼此护航，更模糊了是非曲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