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鼎湖聽泉
（1）古代「經濟沙皇」是怎樣煉成的
以下，我們來說說漢武帝這位既是政治寡頭也是經濟寡頭的強力皇帝的大一統經濟。比如漢武帝的「鹽鐵專營」和統一鑄幣政策自漢代延續至今，今天鹽鐵等商品主要仍由政府及國企控制，這都是漢武帝經濟政策橫亙千年的傑作，影響深遠。而國家經營商業貿易,壟斷商業利潤，也是漢武時代最傑出的理財家桑弘羊的傑作。大家也知道，漢武帝之所以成為偉大皇帝，就因為他在文治武功上的大作為，說白點就是他在政治、軍事乃至於文化上的卓越貢獻，他所創造的諸多曆史第一就是明證，而這一切的取得卻離不開經濟基礎的強力支撐，所以講漢武帝不講他的經濟成就（雖然和他的軍事、政治成績單相比是有點遜色）是繞不過去的，經濟基礎永遠決定上層建築，這是萬變不離其宗的事情。而透過漢武帝政治軍事成就取得的經濟背景，我們也更能理解鐵血皇帝漢武大帝能有大作為的深層曆史原因，事物都是環環相扣而不是孤立存在的。關於漢武帝的「新經濟政策」，那是從古到今都存在著爭議，黃樸民教授就說：「漢代對他的評價就分歧很大。」而《鹽鐵論》更是對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一些曆史學者還認為漢武帝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因為丟棄了「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政策進行「寡頭經濟」建設，窮兵黷武的結果是「積累的國庫讓戰爭搞得空虛，盜賊蜂起」，不僅沒有讓老百姓得到實際的恩惠，還差點讓國家破產，好在晚年他能幡然醒悟，下了「罪己詔」，繼續奉行休養生息政策，才避免國家的真正破產，所以有人說漢武帝有「秦皇暴政之實而無暴君之名」，就源於此。而關於漢武帝「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有曆史研究者簡略歸納如下：「整頓財政，頒布‘算緡’、‘告緡’令，徵收商人資產稅，打擊富商大賈；又採取桑弘羊建議，將冶鐵、煮鹽收歸官營，禁止郡國鑄錢；設置平準官、均輸官，由官府經營運輸和貿易，大大增強了國家經濟實力。同時興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實行‘代田法’」。以下我們來談談漢武帝經濟新政出台的曆史背景。漢武帝經濟新政的出台，有其特定的原因和深厚的曆史背景，從一個實現了華夏政治、思想、文化大一統的鐵血皇帝，一躍成為「經濟沙皇」、「金融寡頭」式人物，也正是要實現經濟的大一統，這樣才能支撐起其新式的社會權力結構和社會匹配，避免成為無源之水。關於漢武帝的經濟改革初衷，前文也曾零星提及，比如屯田制度，又比如賣官鬻爵支援龐大軍費，官員「帶資上班」，讓民間餘財聚籠於政府手中，等等。這些都是為皇帝的內外政策提供強有力的物質基礎，都有其特定的指向性。說得明白點，那就是經濟政策由「藏富於民」轉向「藏富於國」。作為中國歷史上有大作為的封建皇帝，漢武帝最主要的曆史政績就是瓦解強大的匈奴勢力和強力削弱王國勢力，內外合力完成了國家大一統的「千秋霸業」，所以經濟的大一統也勢在必行。這個，就涉及到了漢武帝上台之後的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概括起來就是，外有匈奴虎視眈眈，內有各路諸侯興風作浪威脅皇權，偏偏漢初的讓利於民的休養生息政策讓中央政府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地方豪富對土地的過度兼并產生了嚴重社會危機，為了避免政府的垮台，都必須讓新皇帝尋找新的經濟出路，於是漢武帝的「經濟新政」便水到渠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漢武帝的經濟新政既是要治理「諸侯經濟」，更是為了支撐內外戰事尋找軍糧。雖然，漢武帝上台之初，他的先輩的休養生息政策為其積聚大量的社會財富，國家繁榮，人民富裕。據《史記·平準書》記載：「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居然因為京師錢太多以至於錢串子斷了還沒有用完，還因為糧食太多吃不完，穀子爛了很多，一派牛馬成群、財糧富足的富得流油的美好景象（令人想起了唐朝的「開元盛世」）。而這麼巨大的社會財富卻還是讓漢武帝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因為那時是財富多在民間。當然，這樣雄厚的民間資財和社會財富，也為漢武帝實行經濟新政準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那麼，既然民間如此之富，為什麼西漢政府還會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之中呢？當時富得流油的西漢社會，居然卻讓西漢政府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造成這一「悖論」的就是因為善於用兵的漢武帝巨額戰爭開支，還有賑災救險、興修水利、戍邊屯田以及招降匈奴、兩越等，都是花費數以億萬計的。而且漢武帝除了窮兵黷武，還窮奢極欲，每每大肆巡遊、求道訪仙、大搞封禪，大興土木，修昆明池、作柏梁台、廣苑囿，所以再富，這樣的花錢如流水，誰也不能填補這「無底洞」，也會有窮得只剩下內褲的時候。最重要的是，當時的社會財富雖然巨大，卻不是全入皇帝的小金庫，而且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地方豪富之中，漢武帝是典型的「富廟窮方丈」。此時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很多人棄農從商，因為當時「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據說當時的6000多萬人口就有600多萬棄農從商，達到十分之一，大大動搖了以農立國的西漢政府的統治基礎。而巨賈豪紳對土地的大量兼并壟斷，囤積居奇，擾亂市場，也嚴重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造成了社會的凋敝，甚至嚴重動搖了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所以為了避免政府的垮台，增加財政收入，漢武帝的經濟改革呼之欲出。而漢武帝的新經濟政策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高度集中的國家壟斷經濟，完成了從藏富於民向藏富於國的根本轉變，按照司馬遷的說法就是皇帝「與民爭利」，以滿足帝王驕奢之欲。最根本的曆史原因就是配合漢武帝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而實行的經濟大一統，他也順理成章成新的經濟沙皇和金融寡頭，這個從其「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就一目瞭然。首先，我們看看漢武帝的幣制改革，這讓他立即成為了巨無霸的「金融寡頭」。（2）漢武帝的「幣制改革」史載，從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造皮幣、銀錫幣、白金幣開始,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短短几年時間「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造」,終於輕而易舉地完成了統一幣制的改革，也讓中央政府獲得了最大的好處，財政狀況立馬大大改觀。大家可能還記得，漢文帝的寵臣鄧通曾能私鑄錢幣，而吳王劉濞更是由於開礦鑄幣富甲天下，這也成為了諸侯經濟活躍的重要支柱。現在漢武帝一下子收回鑄幣權，由中央統一「印鈔」，於是一夜之間舊錢無效，從而使士農工商通過辛勤勞動換來的硬通貨盡為廢銅爛鐵，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讓人民的財富一夜蒸發，變相進行了一次「經濟打劫」，也獲得了相當豐厚的短期利益。曆史上，貨幣的鑄造和發行，一直是國家經濟的重要課題，也非常有效地對國家經濟財政進行有效調控。漢朝立國之初，由於推行休養生息的黃老「清靜無為」政策，賦稅比較輕，甚至於縱民鑄幣，多頭造幣的結果是「錢文大亂」，有時減重現象還非常嚴重，並由此使貨幣貶值引起通貨膨脹，所以也由此給漢武帝推行統一鑄幣以充足理由和發展空間。而中央的統一「印鈔」並成功發行流通，除了大大加強對地方經濟的控制，也為漢武帝時代的「積極財政政策」打下了相當堅實的基礎。關於西漢貨幣的曆史沿革，我們以下簡單介紹一下。據史載，漢高祖開國之後，最初沿用了秦朝的半兩錢，後來中央政府為了激活民間經濟，不僅減輕賦稅，還允許民間鑄錢，於是市場上的貨幣形式林林總總，多種多樣，既有秦半兩錢，也有西漢政府的八銖錢、五分錢、四銖錢，民間鑄幣更是花樣翻新，更由於重量不同，一度使貨幣鑄造曾顯出十分混亂的狀態。之中民間鑄幣開開禁禁，直到適應政治大一統的漢武帝的經濟大一統的橫空出世，統一鑄幣才成為可能並很快轉為現實。所以，為了統一貨幣重量問題，漢武帝曾進行了一系列的貨幣鑄造改革。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前後，漢武帝開始廢止四銖半兩錢，同時鑄造新的三銖錢。為了把錢幣重量落到實處，統一度量衡，漢武帝還想出了幾種招數，那就是制訂了皮幣(方一尺的白鹿皮法定價格四十萬)以及鑄造三種白金（銀錫合金）貨幣，還降低四銖錢的重量，改為三銖錢。可謂是十八般武藝全都使出。然而，不管漢武帝如何努力，這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政策還是難以奏效，不僅不能統一重量，還助長了民間盜鑄之風。儘管官府用嚴酷的刑罰處置盜鑄者，據說此間的五年因盜鑄被殺的有數十萬人，因盜鑄怕被檢舉揭發而互相殘殺的不可勝數，但豐厚的利潤還是阻止不了人們以命相搏，鋌而走險，盜鑄之風非但沒有收斂，還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鑒於此種嚴峻形勢，漢武帝為了徹底解決混亂的鑄幣問題，於是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以國家法令的形式廢止各地鑄造貨幣的權利，下令各個郡國不得私自鑄幣，「專令上林三官造」，由於上林三官的錢幣不易於造假，也初步解決了幣制混亂的局面，由官家壟斷「印鈔」業務，誕生了統一的五銖錢。此後五銖錢作為中國貨幣的主體，流傳了700多年，直至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開元通寶的發行，才被取代。正因為官家掌控了統一印鈔權，也一下子就把經濟的大一統有效地落到實處，也從中獲得了巨大利益。曆史上對於中央統一印鈔的好壞也曆來存在爭論。雖然統一幣制有效解決了幣制混亂的問題，有助於幣制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但是幣制的高度壟斷權卻又最容易引起貨幣的濫發（且濫發鈔票的恰恰就是中央政府），古今中外引發的多次金融災害恰恰就是中央政府因為某種政治需要或軍事需要濫發貨幣而引起的的通貨膨脹。而為了解決這樣的金融災難，古往今來的無數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也曾經想破了頭，據說赫赫有名的牛頓同學就曾經擔任過英國皇家造幣局長，並實施了一次貨幣重鑄計劃。面對現在急劇縮短的通貨膨脹周期，很多金融學家甚至提出了「貨幣優化發行政策」，比如允許私人銀行擁有發鈔權，通過公平良性競爭打造優質貨幣和優質發鈔人，讓人們有選擇性地擁有信譽好的貨幣發行單位，抵制一統天下的壟斷貨幣，進而抑制因某種需要濫發鈔票而引起的通貨膨脹，當然這也是相當有挑戰性的經濟課題。以下，我們繼續漢武帝的統一幣制話題。儘管改革幣制給西漢政府得到了很多好處。各地均輸官將銅礦等運到中央,而且地方鑄造的五銖錢還回爐作為原材料鑄造統一的新錢，政府以「吃大戶」的形式獲得了短期利益，以後的矛盾更加尖銳，到了漢武帝晚年，為了避免國家破產，他甚至只能祭起曾被他棄之不用的祖宗之休養生息政策。原本，漢政府最初的用意就是試圖減輕錢重以利流通，由此促進商業的發展。不想由於貨幣多變，反而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為了打擊奸商的逐利行為，後來只能逐漸增加錢重，還有壟斷鑄錢等方式整頓混亂的金融市場。然而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行為不僅不能對商人的逐利行為形成抑制格局，反而大大傷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因為商人通過「多積貨逐利」，國家的經濟狀況不見好轉，還大大破壞了國家經濟，引起了社會對商人的仇視。面對商人的大量囤積居奇、偷工減料，漢武帝便藉機對商人課以重稅，又導致了算緡、告緡等強令別人捐錢捐物的「緡錢政策」的出台。至此也標誌了當初「文景之治」所奉行的寬鬆經濟政策宣告壽終正寢，財富從民間流向國庫。（3）「殺雞取卵」：首富養成計划算緡、告緡都是針對當時商人的一種嚴苛經濟剝奪行為。算緡，也就是向商人徵收財產稅，史曰：「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漢書·西域傳》），這樣的大肆盤剝，連商人的運輸工具都課以重稅，實在是有點矯枉過正，甚至於是竭澤而漁，雖然打擊了奸商的投機倒把行為，卻也大大限制了商品流通，摧殘商品經濟的發展，得不償失。所以，觀察中國這兩千年的經濟政策，漢武帝也是一個標桿式的重要人物，一個王朝經濟的縮影，那就是高度壟斷的經濟，他所開啟的國家專營時代，也宣告了由漢初的自由經濟向計劃經濟的劃時代轉變。接下來，我們來講講告緡是怎麼一回事。告緡，就是當時政府反制商人偷稅漏稅的一種強制辦法。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始 ，漢武帝除了對商人及手工業者徵收千分之二十至四十的賦稅，還頒布了告緡之令。告緡，顧名思義，也就是針對瞞產虛報以達到逃稅目的的行為進行告密，史曰：「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說白了就是對逃避算緡或財產公開登記不實者能進行有效告發的人許以重獎。利益當前，大家都趨之若鶩，由此導致了誣告之風盛行，並引發嚴重的經濟問題。因為詔令實施之後，「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禦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原本，漢武帝的初衷就是想「劫富濟貧」，當時漢帝國和匈奴帝國的戰爭正處於關鍵時期，巨大的戰爭成本讓中央政府焦頭爛額，為了彌補財政虧空，漢武帝不得不實行算緡措施，即強行要求富人向朝廷捐錢捐物。理由當然也很冠冕堂皇，那就是戰爭開支和賑災需要。這理由雖然「師出有名」，卻也很是勉強，自願交的人當然很少，尤其是以逐利為終極目標的大商家、大富戶，想從唯利是圖的他們的口袋裡順利地搞到錢，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終也只能以「合理搶劫」式的行政強制執行來實現。當然，為了減輕社會的反抗強度，漢武帝還採取了一些懷柔式的實施辦法，比如有意識地樹立為國分憂的榜樣，而一個叫蔔式的河南人便有幸成了古代「焦裕祿」。其實，蔔式這個人原本也不是有太多私心雜念，在朝廷對他大樹特樹之前，他還真的是很愛國，發自內心的那種。雖然他不算是大富豪，卻願意響應中央政府號召，把自己的千餘頭肥羊捐出一半支援漢朝攻打匈奴。而那時候還沒有實行緡錢令，漢武帝很驚奇，正所謂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以為這「活雷鋒」蔔式一定是藉著捐錢捐物謀取一官半職，居然朝廷命官詢問的結果是，蔔式完全為了支援國家打仗，純自願的那種。這種顯然「有悖常人思維」的解釋也使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滿腹疑團，還以為是他想放長線釣大魚呢，所以並不急著提拔他，看看再說。看到後來，蔔式又一次為賑災捐了20萬。這回真金白銀的漢武帝也感覺他不是裝的了，而是真正的個人覺悟高，於是主動給他當官，而且一路凱歌當到了國家領導人級別的禦史大夫。當然漢武帝給蔔式提官的原因也不是就嘉獎其覺悟高那麼單純，而是另有政治指向，也就是為了配合推出緡錢令進行的立體宣傳，為人們配合天子的「合理圈錢」提供一個榜樣的力量。蔔式的典型形像就這樣給塑造樹立出來了，原以為人們會學習蔔式好榜樣，踴躍為國作貢獻，不過卻收效不大，尤其是對嗜利如命的商人食利階層，想從他們口袋中「虎口奪食」，那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商家富戶尤其不買帳，能不捐的絕對不捐。看來算緡有即時流產的危險，這對朝廷相當不利，那時因戰爭的折騰又讓皇帝手中特別缺錢，情急之下，漢武帝也只能「霸王硬上弓」，緊接著出台了告緡政策，採取全民動員的手段，號召大家一起來檢舉揭發偷稅漏稅，然後強制執行，也就是說你不捐也得捐，不捐不僅要強行拿走你的錢物，甚至還有牢獄之災。於是，皇帝的口袋因此而立馬漲成豬頭，肥得不能再肥，而民間資財也因財富流轉急劇「減肥」，甚至變得有點民不聊生。正如太史公上文所述：「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禦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大意就是當時中產階級以上幾乎都被人告遍，官府得民財數以億計，要人有人，要田有田，這種以法律強制財富由社會向中央政府轉移的做法，雖然有效地解決了政府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而此種「殺雞取卵」的近乎野蠻的手法，卻大大傷害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也就是中等以上的人家大都因重稅而破產，反正你起早貪黑辛辛苦苦賺到的錢，因為沒有對私有財產的合理保護措施，到了最後都讓官府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拿走，幹不幹一個樣，所以生民不再經營實業勤勞致富，寧願遊手好閒、偷雞摸狗，再也不敢積蓄產業財富，這樣就大大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這就是官府進行積極財政政策而出台的緡錢令所帶來的嚴重後果。這還不是最壞的，嗣後推出的增稅政策，以及鹽鐵專營、均輸平準法的實行，更是給巨賈豪族帶來毀滅性的打擊。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本末之爭」在經濟政策上的具體反映，漢武之前賈誼、晁錯等人就對天下「背本逐末」頗有微詞，到了漢武帝為了配合一統經濟正好對商業「末流」開刀，極度抑商的結果，所以中國古代經濟中「商」的成份一直「發育不全」，直到現在有人還認為中國社會本質上是一個農業社會，如此想來也不無道理。因為，顯然漢武帝的新經濟政策對農業觸動不大，而且均輸平準法的實施有效抑制了物價的飛漲，這個也顯然有利於一般民眾。不過增加賦稅也同時增加了農民的負擔，比如將原來的實畝實收改為三十畝按一百畝標準來收，就無形中讓農民增負三倍多。而最直接的破壞就是對商業經營的巨大摧殘，令市場凋敝。雖然高度壟斷的經濟政策對當時國家社會的穩定以及讓漢武帝渡過政治、軍事危機頗有裨益，卻在他的晚年造成了嚴重後果，同時使後世的經濟釀成了畸形發展的不良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