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京建築大學的許傳青老師不久前發聲澄清了流傳在網路上的一份處分決定。這份決定中，因為教授《概率論》的許老師將日本與中國做了所謂的「不恰當」的對比，因而被學校行政認定為A類教學事故，並予以行政記過處分。
這源自一名上課學生學生斷章取義地舉報。許傳青老師隨後出來澄清，表示舉日本學生認真學習的例子，是試圖以此來激勵不以為然的學生。過程中，許老師用虛擬語氣來警醒學生：如果你們不努力，日本就會成為優等民族，而我們會成為劣等民族。就這麼一個本來極為正常的教學舉例，然後就被成為A類教學事故，並受到學校行政的記過處分。
與許傳青老師被行政處分間隔時間不久，好幾所大學校園相繼發生類似的「告密」事件：從北師大的梁惠王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瞿橘紅，再到北京建築大學的許傳青，基本都是和時政不搭界的古代漢語、概率論等純學術領域。
是一種什麼樣的傳統，讓大學講壇成為風險場域，探索真理之地變成了告密者狩獵場？然而，告密並不只發生在大學。據報道，此前山東某高校期末考試一道試題是：選出你認為上課最積極的3名同學和翹課最多的3名同學。這是不是在鼓勵學生們相互揭發？出題者表示，這是借鑒人力資源管理專業「360度績效考核」中的「同事相互評價」。
北京建築大學許傳青老師因在課堂舉日本學生認真學習的例子被學生舉報（圖源：北京建築大學官網）
其實，在這次「告密」密集發生之前，也出現過類似情況。2008年11月24日，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楊師群在其私人博客上發表了題為《有同學告我是「反革命」》的博客文章，透露他由於在上《古代漢語》課時批評政府，被兩名女大學生向公安局和市教委告密，遭到相關部門的調查。
心理學專家認為，不確定性會使人處於恐懼和焦慮的狀態中。一個經常有人「打小報告」的班級學校，同學間、師生間一定疏遠而戒備。
「告密」，又可稱為「告發」、「告訐」、「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關部門揭露、揭發別人的隱私或短處。「告密」儘管為社會上的多數人所不齒，但在中華文化幾千年裡卻成為揮不去的夢魘，有人甚至形容為中國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樂土。
隨著儒家地位在中國的確立，「父子相隱」的主張為後世接受，漢宣帝地節四年（前６６年）頒布「親親得相首匿」的詔令：「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告密」，尤其是親屬之間的相互「告訐」，會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倫理，人性也會受到腐蝕。先秦時的著名公案「直躬證父」便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爭議和有識之士的憂鬱。
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儒家學說，其「禮義廉恥」、「忠孝仁義」的倫理思想與告密行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歷史上的很多時期，告密也受到官方（至少是表面上）的譴責和抵制。像「親親相隱」原則，該原則使親屬之間的相互告發大為收斂，但其他人，如鄉里、朋友、同事、上下級之間的告發綿綿不絕，時而暗流涌動，時而濁浪拍天。自秦以後，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數次全國性的大規模告密運動，傾家蕩產、人亡族滅者數以千、萬計。
進入二十世紀，雖然推翻皇權專制，建立民主共和，但因「舒蕪獻書（信）」一事而最終釀成的胡風案，遭難者卻達一千多人，「大革文化命」中的告密行為，更是史無前例。
文革中同事、朋友之間相互告發的行為綿綿不絕（圖源：VCG）
分析告密的原因，大致有四種：認為被告者的行為大逆不道，因而大義滅親；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導致連坐，為保護自身做出的選擇；與被告者有私怨，藉機報復；完全是利欲熏心。一般來講，除第一種情形外，告密者多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最後
落得眾叛親離、身敗名裂的下場。
有法律人士此前就指出，「告密」儘管是一種「監視」，但它的用意不在「督促」和「管理」，與設定「監督權」並鼓勵積極行使「監督權」的宗旨形同實異。假如因告密而遭受行政處分的教授果真在「批評政府」時有值得「相關部門」調查和立案偵查的地方，那麼，需要關注的問題之一，便是學生向「相關部門」的「告密」是否屬於一種對教師在課堂發表批評言論進行的反批評性「監督」，以及這種方式是否具有正當性或者合理性。
任何社會都有自己的倫理規範，社會的有效運轉，或曰「長治久安」，均建立在對這些倫理規範的維護和支持之上。不告密、不揭發，與其說是一種可貴品質，不如說是一條道德底線。告密使人與人之間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衝擊人們的價值判斷，毀掉社會的道德基礎。
事實上，誰都可能會成為對方的告密者，也自然是誰都可能隨時陷入被告密之後的陷阱。「因言獲罪」早已被現代文明社會中的法治主義所揚棄，現實中發生的「因言獲罪」現象，從側面反映了「法治」真正實現從「主義」到「實踐」，還有很長一段距離，還需要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