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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北方朔风】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8.6岁,相较于2019年的77.3岁,五年进步了1.3岁,继续保持着进步的趋势。
要解释一下的是,预期寿命不是简单按照去世的人进行平均计算,而是根据每一个年龄层的死亡率进行计算,预测新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用来描绘寿命的指标,可以较好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医疗卫生与社会发展状况。
根据美国全国健康状况统计中心的数据,2022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5岁,2021年这一数字只有76.4岁。而在疫情前的2019年,这一数值为78.8岁。
国家卫生健康委8月29日发布《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社
很多人会说,那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岂不是已经超过美国了?
实际上,关于世界各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各个统计机构的数据存在一些差异,中国在这个排行榜里究竟排到多少位,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有一些出入。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距离美国已经不远了。
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一直保持着进步趋势,这在当下是极为不易的。当然,每当有这种新闻时,总会有人质疑,说这样的统计数据能说明的很有限。这种质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一个统计数据能说明的东西总归是有限的。那么我们不妨来谈一谈,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进步,究竟能说明什么。
首先要说的是,平均预期寿命这个指标,和其他平均指标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算是再怎么有钱有势、医疗条件优渥的人,寿命依然是受到生物学基础限制的,超级长寿者往往和基因与环境关系更大,所以相较于其他社会指标,平均预期寿命可以说是最不会“被平均”的一个指标。这意味着,这个指标比起其他平均指标,更能表现社会分配的平均性。
如果纵观全球各国的预期寿命曲线,我们会发现,各国的预期寿命都有过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在发达国家,这个时间往往是工业化实现之后,而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则是普遍发生在二战之后。这其实倒也很好理解,毕竟在农业时代,人类预期寿命过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量儿童早夭,一旦能改善这方面的数据,那么无论以哪个寿命指标,都会看到快速增长的曲线。
只不过,如果把寿命的进步单纯说是工业化的成果,那就有失偏颇了。虽然无论是医学条件还是社会条件的进步,都需要工业化作为基础。但是如果回顾欧洲工业化早期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当时普通人的生活与医疗条件可以说是糟糕透顶。1820年前后,西欧地区———从长寿的瑞典人到短寿的西班牙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6岁。只有在基本的福利制度建立之后,这方面才有所改善。
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工业化之路相较于当年的发达国家,可以说是充满了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的却很快,很大程度在于,我国以当时有限的工业基础,尽可能实现了基本药物的国产化,同时把有限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地向基层分配,建立了像是赤脚医生这样的制度,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赤脚医生能提供的医疗服务十分有限,爱国卫生运动的卫生知识也非常基础。但是在当时,却是给广大农村解决了有无的问题,要知道就是这么简单解决有无的问题,就可以拯救大量可能早夭的儿童;而看起来简陋的爱国卫生运动,则消灭了影响很多地区数百年的地方病。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无疑是让大多数人尽可能得到医疗服务的最好办法了。这些简单的医疗服务,可以说是返璞归真,回归了医学的本意。
20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东方IC
预期寿命的提高,是很多项医疗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说单独哪个技术特别重要的,不过有一个例外,就是预防接种技术。从50年代起,我国逐渐实现了多种疫苗的国产化,并且开始了全民预防接种的过程,无数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乡村,为人民群众进行接种。在60年代,靠着这样的努力,我们消灭了多种烈性传染病。而且这样的努力一直在持续,直到2000年以后,我国建成了全国覆盖、全年龄覆盖率的计划免疫体系。这五十多年的努力,在人类医学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奇迹。
当然,前人的成功虽然伟大,但我们总会遇到新的问题。就像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医疗技术的投入存在边界效应。初期一点投入就能得到回报,但是后面投入很多才只有一点回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医疗系统面临全新的挑战:
虽然我国的预期寿命依然在提高,但是在老龄化的大前提之下,面对以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慢性疾病为主的新局面,医疗系统存在大量的盲点;虽然医药系统能大量生产基本药物与耗材,但是新药研发能力有限,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距离巨大;农村虽然有基本医疗,但是谈不上稳定的保障。想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这些问题,哪个也绕不开。
好在,在官方引导与医疗工作者的努力之下,这些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我国的医护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对心脑血管疾病肿瘤还有慢性疾病,积累了充分的经验,而各个医学学科,也建立了整套的人才梯队与培养机制;医药工业,通过参与国际药企的生产,再到仿制,再到研究外包,逐渐形成了药品与医疗设备的研发与创新能力;而对于农村的医疗覆盖,新农合制度的覆盖广度与深度都明显提高,实现了几乎全面的保障。
不过同样,这些进步绝非是单纯的医疗,而是我国社会进步的综合体现。
医疗人才梯队的建设,我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实现进步,很大程度来自于高等教育的普惠。在我国学医学是最便宜的几门专业之一,这一点在西方国家是无法想象的。许多来自于普通乃至贫寒家庭的年轻人,得到了难得的机会,这也给我国快速培养医学人才带来了动力。而同时,与医学相关的其他学科,在我国廉价的高等教育基础之下,也不会缺乏人才。
至于药物与医疗器械的国产化,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和我国各行各业的产业升级路线十分相似。从为国际企业进行基本代工开始,靠着我国普惠教育积累的人才资源,逐渐上升到供应链更高级的部分,积累人才与经验,实现自主研发。
当然,药物研发和其他行业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医药行业之中专门有一环叫做研发外包,我国大量的生命科学人才支撑了大量这类企业,最终在有了这些的基础之上,我国的药物研发也从仿制一步一步走向了自研。
至于那些先进医疗器械的研发,也离不开我国先进制造业的进步,离不开与大学和研究所的合作。如果观察一下新闻就不难发现,大量精密组件的突破,是我国产学研结合进步的又一个标志。
乡村医保的覆盖,更离不开我国对于农村保障的进步,如果农村连基本的设施都没有,谈何医保的覆盖?如果农村的收入保障不稳定,谈医保也显得十分空洞。从为农村提供基础设施的村村通工程,再到把人口迁出危险山区,还有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家电下乡,都为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供了保障。而最值得一提的,无疑是十年如一日的脱贫攻坚工程,使大量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民群众收入提高了,有了足以稳定生活的经济来源,而很多之前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的社会服务,也真正走进了农村。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下,针对乡村的医保体系才算是真的覆盖了。
当然,预期寿命的提高,还有很多不那么医学的部分。比如说空气质量问题,空气污染会带来很多呼吸道疾病,在十多年前,北方冬季的雾霾无疑是个巨大的问题,而在“绿色中国”号召的努力之下,如今的空气污染已经减少了很多。食品安全也是如此,过去十几年,食品添加剂滥用的问题,得到了明显的遏制;而在九十年代,我国乡村自杀率奇高,后来下降的原理也是医学之外的,社会管理覆盖到了乡村,同时淘汰了大多数高毒农药,使得家庭矛盾转化成喝农药自杀的概率大幅度降低。
空气污染、食品安全都关系到人均寿命东方IC
正像是任何一个覆盖全社会的体系一样,医疗体系的问题远不是医疗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虽然还有很多具体执行上的问题,但是在大方向上,毫无疑问是考虑了绝大多数人利益的。
平心而论,只论医学技术的先进程度和投入规模,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其他国家是追不上的。但是美国的预期寿命在发达国家里并不出众,而诸如新生儿死亡率这些指标,更是只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至于药物滥用,则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美国普通人的医疗成本,更是到了难以理解的程度。美国的医学技术实在是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医疗系统的其他方面,实在是不值得学习,只不过有人偏偏让我们学习这一套,实在是有点奇怪,这一套对大多数普通人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美国的这套医疗系统,有点像是美国这个国家本身,技术先进,资本雄厚,但是对底层的照顾着实是一般。就像是加利福尼亚部分城市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二十万美元,但是依然有大量流浪汉一样,非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分配与保障也是搞得莫名其妙,美国那些医疗之外降低预期寿命的因素,比如说毒品、犯罪等等,就是社会分配搞出问题的表现。人类的生命权利本就是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把医疗搞成奢侈品绝不是正确的事情。
我国的医疗保障,如今发展到了全新阶段,也面临着全新的问题:高度老龄化的情况下,如何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如何做好慢病预防,如何进一步提高药物的创新性,如何满足未来个性化医疗的需求?都是一些字数不多,但是极度复杂的问题,不做好这些,预期寿命是很难继续提高的。
在这个过程之中,既要学习国际经验,也要创造自己的经验,无论哪一步,都谈不上好走,既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是我们接下来的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