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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反思为何结盟战略不受大国青睐


【文/ 阎学通】

根据历史经验,我长期建议中国政府采取结盟战略来实现崛起。近年来,不仅是中国政府坚持不结盟的战略,俄罗斯和美国政府也不那么重视结盟了。现实必然有合理性,中、美、俄三国同时不重视同盟是不能归于巧合的,只能说明我的建议不符合客观世界。故此,我借《国际政治科学》这块学术园地,反思为何结盟战略不受重视。

1 结盟战略的失宠

中国政府视结盟为冷战思维。中国政府是从1982年开始实行不结盟政策的,冷战后将结盟定义为“冷战思维”,从语义上将“结盟”转化成贬义词。虽然中国没有宣布废除所有的同盟条约,但不承认与任何国家有同盟关系。自朝鲜开发核武器后,中国明确宣称中朝只是正常国家关系。中国不但没有接受叶利钦政府建立中俄同盟的建议,而且与俄罗斯在2016年的中俄联合声明中规定 “中俄关系不具有结盟性质”。即便中国于2019年将中俄关系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外交部仍解释说,这“不是走结盟对抗第三方的老路”。

俄罗斯政府否认结盟战略思维。俄罗斯于2002年与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六个国家成立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然而,近年来集安组织却没有什么重大活动,这可能与俄罗斯不如以往那样重视同盟有关。在2015年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普京说 “俄罗斯与中国不会组成任何军事同盟”,“我们没有同盟的思维”。此后便与中国在2016年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将双方关系定义为非同盟性质,在2019年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将不结盟确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美国政府不再与盟国保持紧密关系。自特朗普2017年执掌白宫之后,美国政府对盟友的重视程度明显下降。特朗普政府认为其盟国在同盟中占了美国的便宜,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的军事开支:要求北约欧洲盟国将军事开支提升到 GDP的2%;要求日本在承担美国驻军75%费用的基础上承担更多的开支并增加购买美国军备,特别是F35战斗机;要求韩国承担10亿美元的“萨德”部署费用和购买美国最新武器。同时,美国以增加关税威胁盟国的做法,也疏远了它与盟国的关系。

印度回归不结盟战略。莫迪于2014年任总理后曾一度放弃印度长期坚持的不结盟政策,有意与美国结盟。莫迪政府响应日本提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同盟倡议,将美印“马拉巴尔”军演扩大成美日印三方年度军演,并曾放话拉澳大利亚入伙,意欲建立四国同盟,积极回应特朗普提出的所谓的“印太战略”。然而,莫迪政府的上述立场于2018年出现转向,开始回归不结盟政策。在当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莫迪称:“我们的友谊不是遏制性联盟……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参与——从非洲海岸到美洲海岸——将具有包容性。”为了表示无意搞四国同盟,印度政府还拒绝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年度军演,并将四国战略对话从副部级降至局级。

2 同盟价值下降的原因

以同盟维护生存的军事价值下降。核武器能防止核国家间的直接战争被朝核问题再次证明。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核武器只能防止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并不认为小国拥有核武器也能防止战争。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4月威胁对朝进行军事打击,但“卡尔·文森”号航母乌龙事件证明,即使非常原始的核武器也具有防止核国家间直接战争的作用。对于核国家来讲,既然遭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极小,那么依靠同盟来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就减少了。与此同时,中小国家面临生存或军事入侵的危险也下降了,因此靠与大国结盟来维护自身安全的国家数量减少了,也就是说对同盟的需要减少了,因此结盟的军事价值出现大幅下降。

以同盟推广意识形态的价值下降。近年来,欧洲民粹主义和美国反建制主义的兴起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衰落,与此同时,中美在战略竞争中都不以扩展自己的意识形态为主要目标。于是,与冷战时美苏战略竞争不同,意识形态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作用很小。这也是为何安倍政府提议的价值观同盟建立不起来的原因。宗教意识形态在中东地区有结盟作用,但意识形态在全球性大国的战略竞争中的作用却有限。由于推广意识形态不是大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因此通过结盟方式推广意识形态就变得不相关了。

维持同盟的经济成本被视为包袱。近年来数字经济开始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一领域里的竞争集中于网络技术上。然而,结盟策略本来就不是用于增加经济收益和科技进步的。为维持同盟,成员国特别是盟主还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当大国把经济利益置于安全利益之上时,加之更多从数字经济的角度考虑国家综合国力,其会认为结盟策略是无效的,从机会成本和收益角度计算甚至会认为是亏本的。特朗普把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作为保险公司与客户的关系对待,反映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