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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这到底是人民的美国,还是资本的美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范勇鹏】

几十年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教导我们,要严格区分公权与私权,公权力要被关进笼子里,国家只需要当好一个“守夜人”,“政府不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只需要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维持规则,其他的一切交给“看不见的手”就可以了。国家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但是慢慢我们发现,每当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利于西方利益的时候,西方国家就会毫不犹豫地砍断它,自己制订的自由贸易规则可以不要,自己领导的WTO机制可以不理,一边喊着航行自由一边在别国领海周边放炮仗。当这些都没用的时候,国家权力甚至暴力机器的“看得见的手”,撸起袖子就亲自上场了。

果不其然,近日,美国不顾国内如此严重的疫情发展,无视人民正在承受惨重磨难,竟然腾出手来再次试图打击华为。这些行为,应该打醒了不少中国人。

一、国家参与商业竞争是西方传统

从贸易战开始,美国就不断地针对中国企业下手,使用违反国际法基本正义原则的所谓“长臂管辖权”干预别国企业经营行为。华为只是受害者之一,只不过华为过于强大,使得美国不得不再三光顾,三番五次地上门找茬。以堂堂世界霸权,却甘心为一家中国企业屈尊赤膊上阵,委实刷新了中国人的心理底线。

其实,美国以国家机器参与企业竞争早已不是什么底线,毋宁说这早已是美国历史上的常规操作。2019年出版的《美国陷阱》一书以皮耶鲁齐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构陷打击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故事。这个故事还算是温文尔雅了,在西方历史上比这“豪横”得多的操作比比皆是。可以说,西方的兴起从来都不是靠什么自由贸易和企业竞争,而是靠国家的暴力行动。

从13世纪,威尼斯商业帝国就是靠强大的地中海舰队支撑,凡是做生意能赚钱就好好做生意,赚不到钱的就上“意大利炮”,开创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规定动作模式。

荷兰海上帝国时期,现代国际法的奠基者格劳秀斯在其《论战争与和平法》和《论海洋自由》等名著中,明确为荷兰公司的暴力扩张和掠夺进行辩护。正义的战争必须由合法的主体发起,格劳秀斯论证了公司也是合法的主体。于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拥有了“合法”发动战争、占领领土、建立政府的权力,公司与国家的权力毫无二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有样学样,也是在亚洲四处开打。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等国家的国家制度就是源自殖民公司的制度。

这一时期,欧洲几乎所有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那些在我们印象中灿若群星的名字——培根、休谟、洛克、斯密、托克维尔——都在创立人的权利和自由学说的同时,为其国家在欧洲之外的战争、殖民和种族灭绝进行哲学论证。

美国无非这个野蛮传统的集大成者。

占领华尔街运动,图片来源中新网

二、国家性质决定了美国行为

要想理解美国的行为,首先要了解美国的国家性质。

由于中国自春秋战国就走出了封建贵族时代,进入了长达两千年的郡县制国家历史,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私权与公权是有严格边界的,崇尚公私有别。所以我们心目中的国家,应该是“天下为公”之代表。这给我们理解西方的国家带来了障碍。

在地中海地区,特别是欧洲,公权与私权是长期不分的,到今天也未能完全分离。教会、公司、地方政府和国家都是共源的,是类似的权利实体。11世纪,欧洲发生了一次罗马法复兴,罗马法中的“法人”观念与基督教会相结合,产生了现代法人观念的萌芽。当时的教会自称是“基督的身体”,作为一个团体,教会却获得了一种虚拟的“人格”。今天的公司概念就源自这里。

所有的法人实体,其权利都来自教会或国王的特许(charter),是一种私权实体。12世纪,这种观念影响到英国,英国普通法产生了更成熟的法人理论,到15世纪,市镇、行会、公司等世俗实体都获得了法人身份,其法理基础都来自于国王的特许。在这种关系中,国王和法人都是以私权实体出现,公司法人和政府、国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英国在北美开辟的殖民地也全都是基于国王的特许状。殖民地主要有三类,公司殖民地是公司财产,业主殖民地是英国贵族的私人采邑,自治殖民地也是受到国王特许的法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前身,不管是封建性质的领地还是公司的资产,本质上都是法人,都是私权实体。

独立的过程中,殖民地脱离了英国,这导致它们作为一群公司法人,失去了授予它们一切权利的那个主体——国王,也就是说,北美没有了主权。于是各殖民地通过一种类似于《公司法》中所规定的“新设合并”的方式,由十三个州合并成一个联邦国家。这个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集团公司。

美国《宪法》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六个)目标,建此联邦”。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契约。《宪法》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

1.国会作为董事会,代表着全体股东行使立法权力。股东——也就是所谓的“人民”——是占人口不到5%的城市地产、种植园奴隶主、土地投机商和贸易商人群体,真正参与宪法制度和批准过程的,更不到人口的0.1%。

2.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总统作为行政机关的首脑拥有执行权。

3.为了协调原来的法人和新联邦法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司法权,类似于今天公司的监事会,其职权主要是:协调联邦和州的关系,协调对外商业关系,协调州际商业关系,并且负责形成普通商法体系。

这种三权分立的所谓宪政模式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制度(在威尼斯和荷兰出现过萌芽形态),因而美国学者詹姆斯·威尔逊就明讲美国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它是从公司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一个半成品,一个未成熟的国家制度模式。

这个制度决定了它不在乎一般意义上的“人民”,“股东”的利益和意志才是国家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次疫情非常无情地暴露出了这一特征,疫情爆发后,美国对企业的救助效率和力度都强于对民众的救助,保股市、保企业远胜于保人命,CNBC主持人声称疫情最好早点传播到所有人,以免拖累经济,特朗普总统表示可以接受10-20万的死亡(同比例放在中国就要高达40-80万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人道灾难),面对记者提出的富人权贵可以优先获得检测的质问,总统的回答是“这就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