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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绍光】

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而东方却一蹶不振,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东西大分流”。其中,有人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另一些人则认为,至少在1500~1600年就开始发生了。不过大家都认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是真正的分水岭。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六件大事:科学革命(16-18世纪)、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

关于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学术界已经争论上百年,不过断言科学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人并不多。而后五件大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

什么是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做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决非易事。什么是基础性国家能力?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七个方面能力至关重要:(1)强制能力: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2)汲取能力: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3)濡化能力:国家使得国人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

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增速高达4.05%。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见表1)。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表1:现代国家形成前后人均GDP增长速度

表2:现代国家形成前后世界人均GDP

大分流也表现在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上(表2,按1990年国际美元估算)。从16-17世纪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雏形,欧洲的经济增长才开始提速,东西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鸿沟,西方领先于全球。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欧美崛起依靠的强制能力

如果认真仔细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任何国家,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正常运作,人们对其财产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契约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国家的权威不能被用来强制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繁荣”。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没有一个有效国家的保障,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最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那么,这种国家至少具备两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军事国家)与汲取能力(财政国家)。用历史学家李伯重的话说,“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财政-军事国家”这种政治创新引领了西方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其实,“财政-军事国家”更应该被叫作“军事-财政国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军事革命在先,财政创新在后,且财政创新最初是服务于军事与战争的。

“军事革命”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历史学家迈克·罗伯斯于1956年提出的。在16-17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即在武器、军队组织与规模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当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杰弗瑞·帕克指出,上一次军事革命是中国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场革命为一个持久的皇权体系奠定了基础。西方发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军事革命。在帕克看来,正如“秦国的优越军事组织使它得以征服整个中国;西方国家的优越军事组织则让它们得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决于使用武力”。

莫里斯对东西方的开战能力进行了估算和梳理。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高于西方;到15世纪末,欧洲的火炮已优于中国,导致出现了第一次小型的军事分流。16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军事革命,其开战能力开始超越东方。15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东亚地区烽烟四起,迫使中国反过来向欧洲学习制作先进枪炮的技术,与欧洲国家形成军事均势;其间,郑成功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但1760-1839年间,中国战事较少,因而军事创新停顿,而欧洲战火不断,军事创新突飞猛进,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分流。军事大分流的结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永久的耻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发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间,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几乎完全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和平的内部环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它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常备军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因为“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

对外,强制能力用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第二是打开海外市场;第三是培养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