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闻翻译

程亚文:世界上有两个美国: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程亚文】

一场因为一位黑人的意外死亡而导致的全国性抗议,仍在美国如火如荼,并重演了2017年的“破四旧”场景,与南北战争甚至美国建国时刻相关的一些纪念物,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在波特兰,数十名抗议者日前推翻了一座拥有近百年历史的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雕像,并点燃美国国旗扔在雕像上。

很少有人会想到,最近几年来的美国,会是以“问题”而不是“方案”的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当下时刻美国社会的撕裂与政党极化,进一步颠覆了以往的美国形象。美国为什么“生病”了,病因又何因?

国家:“利益相关者”的公民联盟

首先需要理解以往的美国何以建构。政治的背后是利益,虽然信仰和价值观有时也会扮演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它们往往也是利益的伴生品。现代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首先须体现为利益共同体,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近世以来的国家创生,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公民之间的平权即利益和权利的共享是主要动力。

在平权的过程中,国家的有机构成——不同阶层、族裔、团体、组织间,普遍产生了利益上的相互粘连,从而也在情感上建立起了共同体的连带感。也就是说,国家内部的所有公民,是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共享一块蛋糕的。

现代国家的平权过程,大多又是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同时发生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产业资本构筑了利益共享的关联性,尽管分配有多有少。无论是作为企业主的产业资本家,还是为产业资本家生产商品的工人,吃的都是一口锅里做出来的饭,产业资本家需要所在国家的工人为其工作,而工人则需要通过为产业资本家工作来赚钱养家糊口。

1899年成立于底特律市的帕卡德汽车厂曾是一家豪华汽车生产商,于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倒闭。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产业资本在此进程中是有国家属性的,主要是在母国投资,既依赖母国的公民为其创造财富,又为母国的产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向母国交税,从而为国家兑现向公民的福利承诺创造财政条件。

突出表明上述这些的,是这一时代产业资本家们的企业管理观念,“与现今的那些CEO们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企业运营的关键,在于用持续增长的薪酬和福利,来确保稳定的工作岗位”。担任过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的弗兰克•阿布拉姆斯(Frank Abrams)在上世纪50年代曾提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的著名企业口号,认为“所谓企业管理工作,乃是让各种受直接影响的利益相关群体的主张和要求维持一种公平、可行的平衡……利益相关群体包括股东、员工、客户、以及社会公众”。

公司乃是“社会存在”和不同群体共同构成的“利益相关者”的概念,鲜明体现在了通用洗车公司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于1948年签订的《底特律条约》中,它“创立和订立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契约规范——工会与企业管理层、劳动与雇主之间实现经济利益共享”。[1]这也使得1959年著名的“厨房辩论”中,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向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说出了这句话:“美国是最接近无阶级社会当中、所有民众共同繁荣的理想的”,而当时的美国两党也达成共识,支持企业和民众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分享美国的财富,将企业利益与拥有稳定工作、持续上涨的薪酬和丰厚福利的美国梦联系了起来。[2]

这个由产业资本为主要经济形态、投资者与产业工人共同参与、其他专业人员提供相关服务,以及政府参与财富调节的利益联盟,在以往的工业化时代,保障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生成,而像美国这样构成极为复杂的巨型政治体,即便不能称作为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但其政治文化的内核中,民族国家的理念仍是关键成分。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和维持中,并非没有过政治不和谐,实际上有时还会遇到严重的内部政治危机,但为什么危机能够化解,政治生态大多数时候都能保持在相对和谐状态?

主要原因是国家有能力汲取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产业资本也配合了国家需求,从而能够为公民提供福利保障、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物品,从而为政治对立的缓解创造了物质条件。

从美国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The Roosevelt New Deal)和60年代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新边疆”(New Frontier)纲领、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的“伟大社会”构想,都较为成功地化解了不同时期美国遇到的不同内政问题,而社会经济资源则为国家计划提供了充裕支持,特别是在帮助更多不同肤色、出身的美国公民实现充分就业上。

“新镀金时代”[3]与利益疏离

然而,这个因工业化而带来的国家政治安排,在进入产业大量向海外转移的“去工业化”时代,及由产业资本主义过渡到以金融业主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阶段后,“国民”之间的利益粘连、利益相关可能转变为利益疏离甚至利益无关,导致共同体的连带感和政治认同瓦解,进而导致国家陷入政治撕裂。美国社会的利益结构自上世纪晚期以来已发生这样的显著改变,它已不是通常所说的“利益分化”可以理解。

对于美国步入“新镀金时代”的场景,近些年来已有很多研究。比如有人指出,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性在强化,族群之间、族群内部以及全社会在收入分配、财富占有、机会获取等各方面都在表现出日益扩大的差距[4],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因此认为即将“走向两个美国”[5]。它也使得以往的这个美国信条正在崩溃:“在美国每个人都应当有获得成功的平等机会”[6]。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研究表明,2012年属于0.1%阶层的约16万户家庭掌握了美国22%的财富,这一数字远高于1963年的10%。[7]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抗议活动的很多人帽子上插着标签,上面写着“99%”,指向一份广为流传的调查报告,即99%的老百姓与1%的富豪之间贫富分化加剧。

 2011年9月17日,示威者声称代表美国99%的民众,抗议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贪婪腐败。新华社记者 张保平摄

一位美国观察者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底层90%的人群掌握了全国35%的财富,达到了其巅峰。30年后,这一数字下降了12%”;在教育资源占有上,“1985年,美国最难进的250所大学有54%的学生来自收入在全国75%以下的家庭;2010年入学的学生只有33%来自这个群体。根据一个2017年的研究,在38所精英大学(包含五所常青藤)中,来自收入前1%的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后60%的学生都多”[8]。

这位观察者在《我们是美国的新贵族》(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一文中,将当前的美国人分成了三个阶层:0.1%的巨富阶层、9.9%假装成“中产阶层”的富人和90%的被剥夺者,他们不仅不共享财富,在居所、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也是相互隔离、各不相干和分层配置的,富人住“高尚社区”,穷人的街道肮脏无序;精英学校里大多是0.1%和9.9%一族的后代,而那90%群体的孩子只能上一般学校或根本无学可上;婚姻也是门当户对,“选型交配”已成常态,富人找穷人结婚越来越罕见。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已四十多年没有增长,以两个时期为对比,“从1978年到1973年,美国非农劳工的生产力增长了96.8%,普通工人的时薪增长了93.7%”,在此时间段,中产阶级从国家生产力增长带来的收益中获取了相当丰厚的份额;而“从1973年到2011年,美国非农劳工的生产力增长了80.1%,但普通工人的工资仅增长了4.2%,时薪——工资外加福利——仅增长了10%”,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上,2011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工资与1978年“完全相同”。[9]

2016年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之际突然在美国走红的一本自传体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也是对此做出的一个生动注脚。该书作者、一位硅谷投资管理者万斯(J.D.Vance)以纪实的方式,讲述了美国的劳动阶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的倒退,在一些“铁锈地带”因产业衰败而由往日的繁荣走向凋零之时,“贫困群体”已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黑人和拉丁裔,大量白人人口也陷入了世袭的贫穷与困顿,长久以来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机会均等”、只要通过努力就可以向上跃升的“美国梦”,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中已经破灭。

上述场景的出现,与美国自上世纪晚期以来经济结构的变化高度相关。曾在上世纪80年代因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而成名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早在20年前就分析认为,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经济,自20世纪后期以来已经发生由以实体经济为主,转向以虚拟经济为主的新阶段,其主要表现是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如今已达80%以上。[10]

美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并不止于此,另一突出改变是,在以往实体经济占据国内生产总值(GDP)重要比重的时代,美国的产业资本主要是在国内配置,当大商巨贾在国内投资兴业时,以往所说的美国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也得以产生。虽然他们在财富占有上与上流阶层有着贫富之别,但资本家的国内投资,毕竟还是为产业工人及其他人群带来工作机会。美国不同阶层那时还是一起分享财富成果,是在一口锅里吃饭,可谓利益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