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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赫什:基辛格还能再次“拯救”美国吗?


【文/ 迈克尔·赫什】

新保守主义已经消亡,自由国际主义名誉扫地。也许现在是时候是回到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之一的思想的时候了。

巴里·葛温(Barry Gewen)在其精辟的新知识分子史《悲剧的必然性》关于基辛格的章节中这样写道,你可以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可以认为他是恶魔,但是唯独不能忽略他,尤其是现在。事实上,我们不仅不能忽视这位在今年5月份度过自己的97岁生日的老政治家,而且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准确地说,我们迫切需要基辛格如何八面玲珑于这个世界的想法和直觉,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好,并且可能一直如此。

特别是从白宫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又再一次变得基辛格化了。美国的十字军东征已经结束了,或者说最多就是在其废弃的基础上被腐蚀和崩溃了。威尔逊式的十字军主义将理智的冷战遏制变为一场徒劳无功的,反对共产主义一元化神话的妄想之战,最终在越南惨淡收场;然后它在后冷战时代重新觉醒成为新里根主义的号召,用以结束“邪恶”政权,在伊拉克以悲剧收场后这种十字军主义已经完全耗尽了自己的力量。没有人再愿意改造世界,以至于美国人把一个坦率的新孤立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送进了白宫,这样他就可以把美国与世界隔离开来。

冠状病毒危机加速了特朗普进程,并激发了新一波“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孤立主义。特朗普政府甚至提及以往时代的权力集团,他酝酿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以摆脱中国。随着2020年总统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民主党人对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刺骨,该党的总统提名人拜登(Joe Biden)时常因特朗普偶尔称赞中国国家领导人而攻击他。而作为一个党派,民主党正在前所未有地质疑源于自身传统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机构,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

美国还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一切。当然,美国的外交官们也还没有想出办法。值得庆幸的是,源于四分之三世纪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自由国际秩序和联盟体系仍然存在,我们可以继续利用它们。但若盟友之间不信任彼此,则合作几乎无法存在,每个国家似乎都倾向于走自己的民族主义道路。当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争夺全球霸主的时候,像联合国和WTO这样的全球性组织只希望能够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以攫取一些政治利益。

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结束,或者说至少是处于深度冬眠状态。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我们见证了君主制、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每一个主义都是一次尝试并且被证明他们终究会走向灭亡。

而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同样也在经历着民主制的失败。在很多地方,民主制似乎正在两极分化并陷入瘫痪,就像现在的华盛顿一样,它已经淹没在错误信息中,然后被俄罗斯等恶性外部势力的黑客攻击。我们也看到了资本主义,虽然其在生产资料所有权方面比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更胜一筹,但是它亦被证明在社会公平方面会导致严重的不平等。这个全世界青睐的社会体系倾于继续坍塌。

非常明显的是,现在美国的权威是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特别是在特朗普主导下的国家分裂、两极分化的第一个任期之后。例如最近在国际社会谴责特朗普面对明尼阿波利斯市(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最大城市)一名黑人男子被警察拘留杀死后爆发的抗议活动中采取的野蛮行径时,对美国权威的唱衰达到了顶峰。”

除此以外,总统幼稚的斤斤计较和对冠状病毒的笨拙反应只是在自乔治·W·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开启的美国名誉毁灭之路后画上的一个句号。现在很难记得在不到20年前,也就是2001年9月10日,美国的威望有多高。在冷战后的单极时刻,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观察到,这个唯一的大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统治力甚至超过了古罗马,而这一切又是如此迅速地偏离了原本的轨道。

在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战略误导里,布什和他的新保守主义教唆者(从概念上讲,他们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把本应是一场全球统一的打击国际社会现存的犯罪分子——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斗争,变成了一场令人疲惫不堪的帝国主义的穷兵黩武,在这一过程中暴露了美国地面部队和空军最严重的弱点。此后布什还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同样的损害,这以华尔街的崩盘和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指的是08年金融危机)告终。

与此同时,中国崛起并将其货币影响力扩散到全世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不断增加其影响力,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s)(现任匈牙利总理)、纳伦德拉·达摩达尔达斯·莫迪(Narendra Modis)和雅伊尔·梅西亚斯·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s)则各走各路。而美国人对自己被严重误导深恶痛绝,他们的选择是先选出了一位新生参议员(奥巴马),他因称伊拉克为“愚蠢的战争”而崭露头角,随后又在美国参与海外事务的问题上摇摆了8年,最终美国人接受了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民粹主义。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不免想到基辛格、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基辛格的导师)以及眼下激烈地缘政治的紧迫性。全球无政府状态在招手,不断增强的大国竞争需要精明、强硬的战略外交,而这种外交正是摩根索在理论上的设想以及基辛格在现实中的实践。这正是葛温这本书的主要研究的内容,尤其是现在反华情绪激增、北京以牙还牙的时期。葛文写道,现在的中国,不可忽视。

葛温认为,处理美中关系的未来以及全球的和平稳定的答案可能就在过去。基辛格和他的哲学观在美国软弱无力的时候撑起了美国外交,在越南战争、内乱、水门事件和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期间,外交官们必须在大国之间找到共同点和平衡点,这并非是个小巧合。因为现在衰弱无序的华盛顿所处的位置就和当年的中国一样,而中国是基辛格最喜欢的课题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