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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攻愚:富布赖特对华项目,本可以死得更壮烈一些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攻愚】

7月14日,在特朗普公布的结束香港优惠待遇总体行政令中,我们赫然发现一个学术界殿堂级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富布赖特交流项目(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被中止了。

该来的总会来,只是到来的时机有些让人诧异。此行政令签署之后,海外很多知名的主流媒体都纷纷梳理富布赖特项目被特朗普砍掉背后的因果逻辑链条,其中大多数会把此事的背景调查上溯到今年年初在华“和平队”的撤退,以及美国对中国赴美留学生签证之审查机制的一系列变化。的确,考虑到上半年中美关系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教育交流渠道持续收窄,和中美开放学术合作平台空间逐渐变得逼仄的大背景,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被砍无疑是顺势而为,“情理”之中。

美国驻华大使馆官网上的富布赖特项目同学会

此项目在7月中旬“官宣死亡”还是让人有点诧异,也是因为它在过去四十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史的存在感非常之高,完全有资格在美国白宫的总统政令发布平台上单独成章成段,而不应该混迹在美国所谓的结束香港最优惠待遇一揽子孟浪且无理的措施中。这一点从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也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他们提到富布赖特交流项目时往往喜欢在前面加一个定语——“flagship”(旗舰型),换言之,它是中美高端学术交流领域“皇冠上的明珠”,这颗明珠以如此黯淡的方式谢幕,不免让外交教育界的业内人士感到唏嘘。

论及这个项目本身,有太多有趣的“似是而非”:它成为中美教育合作窗口的时间看起来似乎比较短,但又很长;具体参与到交流项目的学者看起来很有限,但波及面却又如此之广;它看起来是搭建了一个教育、学术和文化互动的平台,却比其它同类型的中美合作项目承担着更为繁重的外交任务,总的来说,我们的确还需要了解一下该项目的前世与今生。

比庚子赔款还让国人屈辱的富布赖特项目

1945年9月,刚满40岁的年轻的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在美国国会中发起了一份提案,该提案立刻引起了刚刚走马上任不到半年的新总统杜鲁门的兴趣。彼时二战刚刚结束,世界各地战场上的硝烟味还没有完全散去,作为反法西斯战线之中流砥柱的美国,在远东和欧洲各地都还有大批的军用物资和不动产等待扫尾处理。按照美国军方和政府最初的想法,这批遗留的二战物资应该就地变卖,或者占地收租,钱充国库。

阿肯色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作为他的老乡,1995年出席了他的高规格葬礼

但参议员富布赖特想了一个妙招,何不把变卖遗留战争物资的钱作为储备资金,或者成立一个基金会,资助美国与战争物资买方搞一个国际教育交流计划?事后证明富布赖特的这个策略非常有先见之明,当然这也和他接受过留欧国际交流项目的教育背景有关,而且美国在一战后的比利时也出台过类似的政策,即以战争遗留物资变现促教育合作。

一年后的八月一日,杜鲁门在一片欢呼声中签署了《富布赖特法案》,该法案呱呱坠地之时,距离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生还不满两个月。

《富布赖特法案》之所以引发美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好评和拥护,首先是因为它不占据国会拨款,全靠海外战略物资拍卖作为供给,没有僧多粥少之虞,而且还免去了军方核算审计的一部分麻烦;其次,该法案规定国际教育合作不能占用美国国内教育任何额外的资源,且对参与国货币信贷有额度限制,去到他国交流的美国学者食宿全包,但去美国交流的学者要自己掏一部分生活费,目的就是保证美国在全球教育系统中的优越感。

或许让参议员富布赖特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有关该项目实施的第一个政府间协议来自中国。中国是二战“反法西斯”战线中亚太战区美国的头号盟友,而且在战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流露出较为强烈的亲美意愿,以及美国在华遗留下大批军用物资确实需要进一步处置,这都是富布赖特在华落地生根的重要大背景。

行文至此,笔者突然想起著名谍战类电视剧《潜伏》中有一个桥段,军统天津站吴站长打起了飞虎队将军陈纳德坐过的一辆斯蒂庞克牌轿车的主意,其实这辆轿车作为二战军用物资拍卖的钱,应该是可以被纳入到富布赖特学术交流计划中的。

斯蒂旁克牌轿车,拍卖后可以成为富布赖特项目的启动资金

钱是美国人的,但是美国人把钱以各种形式返还一部分,投资到中美教育交流中,让你想起什么?没错,就是庚子赔款。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文化部的官员们,看到富布赖特草案的时候,也下意识地联想到当时已经存在了近40年的庚子赔款项目。

具体处理庚子赔款各项事宜的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其执行秘书任鸿隽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相关消息时,马上给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打了电话,询问项目的落实情况,但未能得到任何答复。当1947年11月,《中美富布赖特项目执行协议》白字黑字落实的时候,我们很遗憾地发现该协议处处充满了美国人的傲慢甚至无理:

1. 美国人坚持认为富布赖特项目是属于美国人的钱,拒绝将其归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之下,资金不归中国人管理,而且用于中国教育和科研的领域只有很少一部分;

2. 中国人没有资格成为项目董事会成员,只有咨询委员的资格;

3. 尽管民国外交部强烈要求,但美方依然拒绝将执行机构“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改为“中美在华教育基金会”,没有给中方留任何面子。

更让中方难堪的是,富布赖特计划规定缔约方必须要有两千万美元的准备基金,忙着打内战的国民政府治下的金融系统一塌糊涂,法币汇率极不稳定,通货膨胀严重,导致中方最终连5个人的咨询委员都没有凑齐。

执行协议的签字者是民国著名外交家王世杰,他当时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写有一手好字,在外蒙古独立以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亮眼”的外交成就上留下过自己的墨宝,这一次签《富布赖特项目执行协议》的中方代表依然是他,但毫无底气的王部长无法给出派遣中国学者赴美的承诺,项目落地之后,结果是只能美方派学者赴华,而遴选出的中方学者因为内战和国民政府货币金融体系崩溃未能赴美。

并且,很显然美国的“亲华派”错判了形势,当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签字时,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野在北满展开了冬季大反攻,并且在一年之后横扫了白山黑水,紧接着南下瓮中捉鳖和平解放了北平,让富布赖特项目整个在华实施框架变成了一纸具文。

纵览1946-1949年该项目在华的存在图景,我们不能单纯夸张地就认为这是一则“不平等条约”,确实富布赖特本人对这个项目初心也带有某种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二战胜利之后美国以“教师爷”的心态框定欧亚大陆新秩序的野心,必然导致在人文社科领域交流项目上的霸权思维,给该项目涂抹上了比较浓重的文化“马歇尔计划”色彩。

相对地,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为了争取更多美援,在富布赖特计划的中美博弈中且战且退,退到了连处理庚子赔款权限都不如的程度,但中方4人咨询委员的领头人胡适依然欢呼富布赖特计划给中国带来了“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化理念,并且认为中美高等教育交流可以促进“思想信仰的自由,这是社会变革和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胡适对富布赖特项目的评价,为1949年该计划在中国大陆的戛然而止增添了一个戏剧性的注脚。

麦卡锡主义的反面——作为外交工具的“富布赖特”

前文中提到,概览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际教育史,从未有一个项目能像富布赖特计划一样承担如此繁重的外交任务,相比“和平队”或者50年代之后美国在亚太尤其是港台成立的一系列立体化意识形态输出平台,富布赖特计划的亲身参与者是相对比较少的,但辐射面却是最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