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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靖:美国内伤深重,但拜登对付中国也着眼“内部”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靖】

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本来就不稳定的中美双边关系更加不确定。我们在疫情过后将会面临一个怎样的美国?美国对华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呢?

这次疫情,不仅给美国给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伤害,而且也充分暴露了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故步自封和一系列的战略失误而导致的严重“内伤”。疫情后的美国将面临来自五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疫情使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甚至萧条。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流通——人员、技术、金融、物资、消费的流通。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不得不采纳和中国同样的做法,即最大限度地阻断人员的流通。人的流通一旦受阻,其他领域的流通也大大迟缓甚至停滞下来,因而一方面失业率飙升;另一方面引发市场恐慌,导致股市持续熔断性暴跌。尽管史无前例的“大撒钱”维持了金融市场的稳定,阻止了经济的崩塌,但却难以阻止疫情后美国经济的大滑坡。因为“大撒钱”不能治愈美国经济的三重结构性沉疴:

其一,实体经济的衰败导致的经济结构高度失衡:其二,偏向资本的分配结构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其结果是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力和劳动热情衰退。其三,高度全球化的资本导致美联储对美国经济中最有活力、也最为关键的金融资本的控制力不断减弱。

疫情不仅大大加速了美国在债务深渊中的跌落,而且,包括美联储前主席珍妮特·耶伦等主流经济学家预计,疫情后美国经济至少将缩减30%;而失业率目前已飙升至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23%。如何防止经济大滑坡,尤其是如何维持金融稳定,是疫情后美国面临的首要挑战。

第一,疫情后的美国政治和社会将更加分裂。自本世纪以来,美国逐渐陷入分裂而难以自拔。经济上贫富两级分化越拉越大;政治上坚持“政治正确”、主张全球主义的自由派和坚持“美国第一”、反对全球化的保守派形同水火;社会中“我们要什么”的利益博弈,各利益团体在政策取向上的不同要求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是谁”——各社会群体在宗教、种族、堕胎、拥枪和同性婚姻等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的价值观上的势不两立。

由于担心骚乱,白宫外竖起了围栏(图片来源:新华网)

疫情爆发后,民众在是否应该“隔离”上的尖锐对抗,表现出正是不同群体在价值观上难以调和的对立。疫情爆发后两党的互相指责、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开矛盾、疫情引爆的经济危机以及今年总统大选中两党候选人必将不遗余力的互相攻讦,都将使疫情后的美国社会分裂愈深。在“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内,巨大的社会分裂使得任何重大政策的制定都会因双方无休止的缠斗而难以出台。更严重的是,在“我们是谁”上的尖锐对抗撼动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国家认同,因此,任何突发事件都会引爆社会动荡。

第二,疫情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力和威望大幅下滑。在这次肆虐全球的疫情中,长期执世界事务之牛耳的美国,没有表显出任何领导力和担当。美国政府将疫情政治化,把自己糟糕的抗疫表现——感染率和致死率双双高居世界之首——蛮横地归罪他人,更使其名誉扫地。事实上,美国在疫情期间召开的G20会议上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而其主导的G7会议甚至连一个共同声明都未能发出,更谈不上什么具体的协调和行动。

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在内的美国前政要和顶级学者都指出,美国在疫情中的糟糕表现,使其在世界中的领导地位和威望遭受到“重大损失”。更具深远影响的损失在于非西方国家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以至整体优越性的幻灭。而且,对美国的幻灭在年青一代尤为强烈。可以预见,疫情后美国在维持国际秩序、尤其是经济复苏中的“领导”作用和影响将进一步下滑。因此,挑起事端、制造紧张局势将成为美国彰显“领导”能力的有效手段。

第三,疫情损害了美国的军事能力。全球部署的美国军队是维护美国巨无霸的军事力量的必要保证。然而,这也加大了美国军队在肆虐全球的疫情中的感染机会。由于美国政府的麻木和迟钝,美国军队、尤其是维护世界霸权的作重要军种海军受灾严重。

疫情后如何尽快恢复战力和士气,如何整顿因特朗普任人唯亲、在马蒂斯辞职后,连续任命两位前军工企业高管沙纳汗和埃斯珀为美国防长而导致的士气低落和管理涣散,将是美国军队面临的重大挑战。为克服这一挑战,美军必将强化海外的军事部署和活动。一方面保持对潜在的“敌对”国家保持军事压力,一方面借此改善和加强指挥链和战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