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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弗格森:如果让丘吉尔来领导,今天的美国能避免衰落吗?


【文/尼尔·弗格森 译/刘思雨】

当美国在一片混乱中从阿富汗撤离时,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个世纪前英国的衰落。一位历史学家警告说,这也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冲突。

“许多人仍然沉浸在无知之中……而他们的领导人为了获取选票,不敢点醒他们。”在《集结风暴》(即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一卷)一书中,丘吉尔就是这样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的。他痛苦地回忆到:“拒绝面对令人不愉快的问题,渴求人民的拥护和选举的胜利,而不顾国家的重大利益。”美国读者看着他们的政府可耻地离开阿富汗,听着拜登总统紧张而努力地为他所造成的不光彩的混乱而辩护,可能会发现丘吉尔对战时英国的批评中,至少有一些是令他们心里不舒服却感到熟悉的。

借用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一句话,英国的精神状态是整个国家的疲惫和“帝国过度扩张”的产物。自1914年以来,英国经历了战争和金融危机,并在1918到1919年经历了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经济被堆积如山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尽管英国仍然是全球主要货币的发行国,但在货币方面,它已经不再是无可匹敌的角色。这样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也要进行社会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们选择拥护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与此同时,业已形成的统治阶层倾向于忽略不断恶化的国际形势。英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在欧洲、亚洲和中东都受到了威胁。集体安全体系——建立在国际联盟的基础上,它是在1920年作为战后和平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成立的——正在崩溃,只留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来勉强补充分散的帝国资源。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失败,既没有认识到极权主义威胁的规模之大,也没有积累起威慑独裁者的手段。

英国的教训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权力的未来?美国人更喜欢从美国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但将美国与上一任英语国家的全球霸主进行对比,或许可以带来更多启发,因为今天的美国与战时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

同任何历史类比一样,这个类比也有缺陷。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统治了广阔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属国,今天的美国却没有对等的统治区域。这一点使得美国人在自我认知上认为美国并非一个帝国,即使他们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驻扎了20年才撤退的时候,他们依旧如此认为。

尽管美国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并没有严重到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经历的那种创伤的程度,当时英国有大量的年轻人被屠杀(近90万人死亡,在15至49岁的男性中占了大约6%,更不用说还有170万伤员)。美国面临的威胁也不像纳粹德国对英国造成的威胁那样明显而紧迫。不过,这些相似之处还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两个国家在阿富汗强行建立秩序的尝试都失败了。早在1930年2月,在“过早的”现代化改革引发了一场叛乱之后,《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很明显,阿富汗不会采用西方的东西。”而这对美国未来的影响令人感到不安。

美军从阿富汗撤退是美国衰落的最新一幕

近几十年来,预测美国衰落的书和文章太多了,以至于“衰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但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之间的经历提醒我们,还有比温和的、渐进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运。

以金钱为导向

从堆积如山的债务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公共债务从1918年占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于200%。而美国的联邦债务同英国有所不同,但在规模上是可以比较的。今年它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10%,甚至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前一个高峰。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到2051年它可能超过200%。

当今的美国与大约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有一个重要区别,美国联邦债务的平均期限相当短(65个月),而英国超过40%的公共债务采取的是永久债券或年金的形式。这意味着,今天的美国债务对利率的变化要比当初的英国敏感得多。

另一个关键区别是财政和货币理论的巨大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凯恩斯对英国战时政策的批评。

1925年,英国决定以战前过高的价格将英镑回归金本位,这使英国陷入了长达八年的通货紧缩。工会权力的增加意味着在大萧条期间,工资的削减落后于物价的削减,这导致了就业机会的减少。在1932年的低谷期,失业率为15%。然而,英国的萧条并不严重,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在1931年放弃了金本位制,使得货币政策得以放宽。实际利率的下降意味着偿债负担的减轻,为英国财政创造了新的回旋余地。

在未来几年里,美国似乎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偿债成本的下降。以美国前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为首的经济学家预测,当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会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危险。英国的实际利率在20世纪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国的实际利率预计将从2027年开始转为正数,并稳步上升,到本世纪中期达到2.5%。诚然,对利率上升的预测以前是错误的,而且美联储不急于收紧货币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国的债务将需要更多的成本来偿还,挤压联邦预算的其他部分,特别是国防等可自由支配的支出。

这就把问题的关键摆在了我们面前。丘吉尔在20世纪30年代最关心的问题是,政府在拖延时间——这是他的绥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积极地重新武装军队,以应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政府越来越多的侵略行为。绥靖主义者的一个关键论点是,财政和经济方面的限制——特别是管理一个覆盖斐济、冈比亚、圭亚那、温哥华的帝国的高额成本——使得快速的重新武装变得不再可能。

说美国今天面临着类似的威胁——不仅是来自中国,还有来自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威胁——这可能显得有些异想天开。然而,仅仅是这一事实,就说明了问题所在。大多数美国人,就像两战期间的大多数英国人一样,根本不想考虑在国家已有的大规模军事投入之外,还要对一个或多个政权发动一场重大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预计美国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而这只会引起丘吉尔主义者的惊愕。他们也将会经历相同的敌意和指责——同当年谴责丘吉尔在煽动战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