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镭射:阿富汗需要中国,但不要“模式”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镭射】2021年8月15日,一系列让人感觉眼花缭乱的变故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接连发生:就在这一天,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塔利班代表在与阿富汗政府商讨“和平移交权力”,总统加尼“出走”他国……而在另一边,与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同时,美军从阿富汗政府军那里接管喀布尔机场安全事务,以执行空中大撤离。16日早晨,数百名阿富汗人冲向机场跑道,围向飞机,甚至“挂在”美军运输机上,期望美军运输机能把他们带走……

这一幕,让很多人想起了46年前的“西贡时刻”。而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在阿富汗这个地方,“模式化”的社会改造方式,再一次破产了。

所谓“模式化”,是约旦哈希姆王国首都安曼市文化局前局长、阿拉伯城市组织文化事务委员会主席、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著名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在其著作《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中提出的一个用来描述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所处困境成因的概念。

据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的《文明的追随》中文版序言中说,《文明的追随》一书的阿拉伯文版于2009年出版,并于2012年和2013年两次再版。同一本书在四年时间里连印三版,可见此书在阿拉伯读者中的受重视程度。

而他的新作《东方的复兴——“阿拉伯之春”的失败与中国崛起的前景》一书的中文版,也已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翻译团队完成翻译,并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是萨米尔继2008年出版《文明的追随》后,又一部对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危机进行“文明的审视”,并对中阿关系的前景进行深入分析的力作。

同《文明的追随》一样,《东方的复兴》阿文原版于2018年8月在约旦出版后,便得到阿拉伯读者的广泛关注,一年多来三次再版,并被约旦文化部纳入“全民阅读计划”。

这两部书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文明的追随》是作者对2011年中东剧变之前阿拉伯世界所处困境的思考和对外关系的展望,而《东方的复兴》则是对2011年中东剧变以后阿拉伯世界局势演变的解读和反思,以及对新形势下中阿关系发展的观察和理解。

我认为,阿富汗虽然不属于阿拉伯世界,但它和阿拉伯世界同属于伊斯兰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因此这两本书,可以作为一个从伊斯兰世界内部观察阿富汗的视角,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东的“模式化”与“非模式化”

先谈《文明的追随》。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两个关键词:“模式化”和“非模式化”。

萨米尔对“模式化”的定义,是通过与“非模式化”的对比进行的。“非模式化”这个词在全书中所占地位非常重要,它是整本书的一大核心概念。理解了这个词,就明白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

根据萨米尔在书中的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非模式化’,即在发展过程中,不会用一种固定的、神圣化的模式来衡量各种举措、计划。”(《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中文版P.68,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下同)如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不拘泥于教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按照萨米尔在本书中所表达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应从1798年开始算起,其标志性事件是这一年发生的拿破仑远征埃及。虽然此前欧洲人对中东地区的各种远征和入侵发生过很多次,但在萨米尔看来,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有特殊意义。

拿破仑与将军们在埃及,作者Jean Leon Gerome

因为拿破仑的远征军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将埃及人民从马木留克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埃及的。因此,“拿破仑手下的士兵和参谋们也没有严酷、残忍地对待埃及人。”(P.13)因此,阿拉伯人没有将拿破仑远征军视作敌人;相反,通过对来到埃及的法国人的直接贴近观察,使得阿拉伯人意识到,欧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已经崛起,而阿拉伯人已经落后了。

阿拉伯人对欧洲的这种关注很快就落实在了行动上。公元1805年,就在法国撤出埃及后不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成立。穆罕默德·阿里致力于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学习,来实施社会改革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了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从1809年开始向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派遣留学生。此举为埃及培养了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群体,阿拉伯近代思想史由此发端。

在这批19世纪初产生的思想家中,萨米尔最推崇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将其称为“阿拉伯复兴事业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此人是在伊斯兰世界有重要地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一名宗教学者,1826年出任埃及赴法国留学生团的伊玛目。

从1826年到1831年,塔哈塔维在巴黎居住了5年,在此期间,他对法国的科技、思想、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观察,并将其与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了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以卢梭所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在其指导下建立的法国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是法国实现复兴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违背,可以适用于埃及人,以及想要重塑辉煌的全体穆斯林。

1831年回国后,塔哈塔维将自己在巴黎的所见所想整理成了一本书:《巴黎精华》,于1834年出版。穆罕默德·阿里对此书大加赞赏,并指示将其阿拉伯文原本和土耳其文译本印发到各级学校和行政机构。这本书很快名声大噪,成为阿拉伯复兴事业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萨米尔认为,有关塔哈塔维的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塔哈塔维的思想产生在19世纪初,当时欧洲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殖民进程尚未开始,阿拉伯人尚未将欧洲视为必须防范的危险对象,而是将其单纯视为观察和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塔哈塔维的思想,反映的是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的本来面目。

第二,塔哈塔维对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视,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具有先验的(相对于伊斯兰教义的)正确性,而是这些思想可以帮助穆斯林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社会进步。塔哈塔维为借鉴法国思想成果设定的唯一前提条件是“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真理不问出处”,只要是对穆斯林有益,对阿拉伯社会的复兴和进步有益,就应该拿过来为己所用。在萨米尔看来,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做法,就是“非模式化”。

由此,萨米尔得出结论:在欧洲殖民入侵导致阿拉伯世界对欧洲的印象被改变之前,“本原”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就是“非模式化”的,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之符合阿拉伯的国情和文化——特别是道德准则——之后为己所用,以民族复兴为最高目标。萨米尔认为,这才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如果按照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道路走下去,阿拉伯世界是否能够获得复兴,重现辉煌?对于这个问题,萨米尔的回答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

因为从19世纪中期起,“欧洲国家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开始,逐步蚕食阿拉伯国家,最终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P.9)萨米尔认为,这一现实导致阿拉伯人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阿拉伯人来说,最紧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实现复兴,而是如何抵抗欧洲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