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闻翻译

迈克尔·桑德尔:赢家与输家


【文/迈克尔·桑德尔】

美国民主已屡陷危机,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主流政党和政治家几乎没有表现出他们对搅动世界各地政治的不满情绪的理解。

一些人谴责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高涨,认为这不过是针对移民和多元文化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反应。另一些人则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看,认为这是在抗议全球贸易和新技术带来的失业问题。

但只看到民粹主义抗议中的偏执,或只把这些视为经济层面的怨恨,都是不对的。就像英国脱欧得到民众支持一样,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体现了对几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全球化的愤怒声讨。这种全球化让顶层人士受益,但让普通公民感到自身权力遭受了剥夺。这也是对技术官僚治国方法的谴责,那些感到经济和文化的列车已经把自己抛下的人在高声呼喊,而技术官僚对这些呼声充耳不闻。

残酷的现实是,特朗普是凭借挖掘焦虑、沮丧和合理不满的源泉当选的,而主流政党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不能让人信服。类似的困境也困扰着欧洲各民主国家。在对再次赢得公众支持重燃希望之前,这些政党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使命和目的。

要做到这一点,主流政党应该从民粹主义对他们的抗议中吸取教训:不是去复制其仇外心理和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而是要认真对待与这些丑陋情绪纠缠在一起的怨恨。

这样的思考应该从此开始:认识到这些不满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道德和文化上的;这些不满不仅关乎薪水和工作,也关乎社会尊严。

主流政党和执政精英发现自己成了民粹主义者抗议的目标,他们很难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通常从两个角度诊断这些怨恨情绪:这些怨恨要么是针对移民、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的敌意,要么是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焦虑。但这两种诊断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诊断民粹主义的怨恨

第一种诊断认为,民粹主义者对精英的愤怒主要是对日益增长的种族、民族和性别多元化的反击。

习惯于在社会等级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特朗普,他们预感他们将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少数群体、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陌生人,这一发展趋势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他们觉得自己比妇女或少数种族更容易成为被歧视的受害者,他们感受到了“政治正确”公共话语的压迫。

这种对社会地位受损的诊断,凸显了民粹主义情绪的丑陋特征——特朗普和其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所表达的排外主义、厌女症和种族主义。

第二种诊断将工人阶级的怨恨归因于全球化和科技的快速变化所造成的困惑和混乱。

在新的经济秩序中,工作与终身职业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已经过时,现在重要的是创新、灵活性、创业精神和不断学习新技能的意愿。但是根据这一解读,许多工人对重塑自我的要求感到恼怒,因为他们曾经从事的工作被外包给了低工资国家或被分配给了机器人。他们似乎梦想回到过去稳定的社区和事业。面对全球化和技术的无情力量,这些工人感到无所适从,他们猛烈抨击移民、自由贸易和统治精英。

这些工人的愤怒被误导了,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对抗像天气一样不可改变的力量。他们的焦虑最好通过职业培训计划和其他措施来消除,以帮助他们适应全球和技术变革的需要。

两种诊断都包含了真实的元素,但两者都没有给民粹主义应有的地位。将民粹主义抗议解释为恶意的或错误的,就免除了统治精英的责任——他们创造了侵蚀工作尊严的条件,让许多人感到不受尊重并认为自身权力遭受了剥夺。近几十年来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文化地位的下降并不是不可阻挡的力量的结果,而是主流政党和精英统治方式的结果。

特朗普和民粹主义者支持的其他独裁者对民主规范构成威胁,那些精英现在对此感到震惊,也理应感到震惊。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激起民愤、导致民粹主义反弹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正在目睹的动荡是对历史性政治失败的政治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