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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西方民主危机明明来自内部,和中俄有什么关系?


12月5日,“2021从都国际论坛”在广州从都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聚焦“多边主义2.0版——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合作”。在论坛开幕前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郑永年就全球防疫、国际规则制定等话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郑永年教授接受采访现场

·多边主义2.0版

问:奥密克戎引发了新一波的新冠感染潮,欧美多个国家纷纷切断了与几个南部非洲国家的往来。您怎么看待这种做法?这对防控疫情有多大的帮助?

郑永年:欧美这种做法,既解决不了问题,也是自欺欺人。新冠病毒,不管是哪一种变种,我都把它称为“public bads”——public goods是好的国际公共品,那新冠病毒就是坏的公共品。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互相结合在一起,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船上发生事情,你从一个角跑到另一个角,最后还是跑不掉的,自己最终也会成为受害者。除非永远地断裂开来,但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大部分非洲国家曾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非洲好的时候去剥削,出了事情就跑掉,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问:西方国家对于本国的疫情很难做出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但这次对于南部非洲国家的断航却非常快速且决绝。为何会有这种差别?这对非洲来说,是不是一种地域歧视?

郑永年:西方国家内部治理做得不好,就是因为所谓的民主化。西方早期的治理相对有效,因为那时它们的政府比较强大;现在在新自由主义的干预下,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且政府干预社会生活也会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因此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欧美政府实际上只能袖手旁观。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什么政体,统治阶层和精英都负有很大的责任;当统治阶层和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希望了。西方现在为什么堕落?就是因为统治阶层和精英堕落了。他们自己管理不好社会,对民众没法负责,就想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比如所谓的“民主峰会”,西方民主的危机明明来自于内部,民主质量的恶化跟中俄没有关系,但它们就推给了中俄。内部问题解决不了就外化,最终仍难以解决问题,反倒让问题更加恶化。

至于是否是地域歧视,西方一直在说地缘政治是他们提出来的,而所谓的地缘政治,说难听点就是地域歧视——对自己重要的地区,重视点;不重要的地域,发生什么都不管。这点其实也反映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种族偏见,只不过现在因为政治正确,这种话不能明说,实际上他们还是在进行的。

问: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近来在电视讲话中提到,疫苗不平等不仅使那些没有获得疫苗的国家付出代价,也威胁到全球抗疫努力。您认为妨碍疫苗公平分配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郑永年:主要是大国的责任问题。治理“国际公共的恶”(international public bads),大国要负更大的责任,因为相关生产要素几乎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小国家是没有能力、知识和技术的,只能坐着等死。

近来多个国家出现疫情反弹(资料图/Our World in Data

但恰恰在大国责任这个问题上,大国又表现得那么自私,除了中国——习主席刚刚又答应,中国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疫苗。当下的疫苗生产能力实际上可以满足全世界的人的需要,只是有些大国过于自私,或受既得利益者的垄断影响,小国家就发生了这种非常悲惨的情况。

问:这么说来,世界各方是不是应该重视中国的参与,而不是遏制与打压?

郑永年:不要希望美国不打压我们,不要幻想西方会对中国友善起来并主动来理解中国;遏制、打压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西方本身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就像“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的逻辑,我们说“你这个是错的,不要强加给我们”,但它们仍会强加。不要这么希望,当然,别人指手画脚你也不要怕,我们要有信心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就像中非关系好不好,不是欧美说了算,而是中国跟非洲两边说了算的。

当然,不是所有西方人对中国都是恶意的。我们要分清楚,西方对中国恶意的主要还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反华反共的人,大部分老百姓还是会认同中国老百姓的。对于西方善意的批评,我们还是要接受的。

问:目前我们不仅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全球经济复苏也正面临非传统挑战。要克服这些困难,各国应如何合作?

郑永年:我觉得这论坛的主题提得很好——“多边主义2.0版”。近几年我们就多边主义问题与西方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西方的多边主义是针对中国、俄罗斯等第三方的,美国的盟友被我们称为“团团伙伙”。而我们的版本有三个特点:一是多边的;二是针对事情(issue),像上合、金砖国家、“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等等,是为了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三是开放包容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包括“一带一路”,我们也欢迎美国等任何国家参与。所以,跟美国针对第三方的多边主义1.0版不一样,我们践行的是新型的多边主义。

像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这些都是人类的公敌,以后类似问题也会越来越多,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在融合2.0版的多边主义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有能力进而改造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完全沿袭美苏冷战时,基于传统的地缘政治、传统安全观之上;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新的多边主义、新型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