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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拉夫特:民主不是美国专利,中美应打一场民主“选美比赛”


【文/盖尔·拉夫特 译/观察者网 宁栎】

本月,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华盛顿举行一次重要论坛,号称“民主峰会”,邀请了110个参与者。

美国把推广民主当做外交政策的“常规节目”,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威尔逊带领美国参加一战的理由是“在全球保卫民主”。里根宣称,“民主值得为之牺牲,因为这是人类设计出来的最美好的制度。”这意味着把不民主制度下的民众解放出来是个神圣使命。小布什也赞成这理念,推动了他所谓的“自由议程”。他想在中东推广民主,结果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金钱代价。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美国政府对“推广民主”的痴迷有所减弱。拜登上台后,又把推广民主摆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

拜登把世界划分成两大阵营。世界上一半国家被美国认定为达到民主标准,被邀请参加“民主峰会”,而美国认为没达到标准的国家则被认为不够格参会。美国自认为是民主的拥护者,有资格对其它国家按照西方标准打分。比如,土耳其、匈牙利、新加坡、塞尔维亚等,尽管有定期民主选举,但仍然没被邀请。而印度、波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按照多种标准来看,民主表现和人权状况都要差很多,却得到邀请,仅仅因为它们在美国的地缘政治中有利用价值。

从历史上看,美国只有在符合其利益时,才会支持民主。

12月4日,“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

20世纪50年代的伊朗首相摩萨台、70年代的智利总统阿连德、21世纪以后的巴西总统卢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是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至于这些领导人执政是对民众有利还是有害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美国不会因选举就承认他们是合法领导人,而是主动出击、用尽手段来推翻他们,扶持更亲美的人。

另一方面,即便是残酷的独裁者,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美国绝对会支持甚至武装他。在两伊战争中,美国支持了萨达姆;为了稳定石油价格美国支持了沙特王室;美国还支持过尼加拉瓜的索摩查、菲律宾的马科斯、刚果的蒙博托、智利的皮诺切特、伊朗的巴列维、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韩国的李承晚、印尼的苏哈托。目的只有一个,阻止这些国家倒向苏联。

民主是最好的制度,但前提是民主产生的政权必须对美国友好。

当代正经历国际体系剧变,很多传统包括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正在被挑战。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用“因”来研究各种事物的本质。种子的“因”是要长成树木。国家的“因”是要保卫民主抵御外敌,同时协调民众内部的关系,要维持社会的运转,让每个人不仅有机会获得基本生存条件,还能获得提升和实现梦想的机会。

几代人来,民主成为一种信念,即民主是一种所有国家应该追求的卓越制度。在《历史的终结》中,福山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化,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或者用丘吉尔的话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因为其它任何一种制度都更坏。”通过媒体、学术界和政客的影响,这种教条已经被灌输进几百万小学生和年轻人心中。

现在出现了新冠疫情。这次疫情在人类历史上一次黑天鹅事件。国家出现以来,就经历了各种毁灭性事件,战争、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等,这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新冠疫情是民族国家出现以来,所有国家第一次在同一时间面对同一挑战。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应对同一挑战,这个”小小”的微生物病毒。每个国家根据其文化、民族性格、政治体制和经济条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比如中国,采取了动态清零策略;还有一些国家完全开放经济和边境;还有些国家在两者之间摇摆。有些国家采取限制旅行、强制注射疫苗、强制戴口罩的政策,而另一些国家没有。这种情况让我们有机会做一些此前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去比较不同社会和政府形式如何应对同样的挑战。

我们还能用经验数据来检验政策,比如感染数字,死亡数字,对经济增长、家庭债务、精神问题、社会团结的影响等。如果用保护民众的标准来评价政府,那么自由民主制度是低效的。民主制度在应对疫情上,表现非常糟糕。

按照每百万人统计,死亡率最高的100个国家或地区中,85个被拜登邀请参加峰会。民主不仅不能保卫民众,还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开放边境,不断输入病毒,因为他们认为国际旅行比保护民众更重要。

当然,抗疫表现只是评价民主有效性的标准之一。当然还有很多其它标准,但没有更具实证性、比较性。民主可能更能保护民众的言论、结社自由,还有其他攸关幸福的权利,但是在保护生命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当然,我们还可以看看其他领域,比如毒品成瘾、犯罪、流浪、抑郁、自杀、监禁数字等。但新冠疫情给我们一个结论了。

如果把这看成一场“选美比赛”,我们就需要找到更多衡量标准,而不是落在民主和威权二选一的困境中。我们不要去美国的峰会接受那套西方制定的标准,而是要创立自己的峰会,建立全新的人类发展标准——幸福、机会、期望未来,和华盛顿比一比。

我们需要承认民主很多面,威权制度也是。不是所有民主制度都能服务民众,也不是所有威权制度都不能服务民众。我们需要承认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每个社会都需要找到适合其文化、历史、价值观的最好制度,同时理解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谁来选择呢?是民众,而不是什么“当代帝国”。

中国和西方阵营目前出现带意识形态色彩的竞争。我想解释下西方的性质,美国不只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理念。美国代表的这种理念在19世纪中叶发展成熟,有三个因素:一、所有人生而平等,二、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三、有追求和享受权利的机会。为保证这些因素而产生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从那时起,民族、性别、种族、宗教的障碍逐渐消除,西方社会变得多元。

但现在欧洲和美国都在赎罪,在赔偿过去的罪恶,美国是奴隶主义,欧洲是殖民主义。结果是放弃了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来换取多元主义、身份认同政治、全球化,以及迅速兴起的新宗教——“一种新的异教”——歇斯底里的气候保护主义、反对传统家庭价值观、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过分关注性别认同、痴迷于自我满足。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民主。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文化无政府主义和历史失忆症。

与此同时,在西方民主国家沉迷时,非民主国家已经意识到只有避免西方国家的错误,才能找到适合的有代表性的政府,适合本国的人民,而不是布鲁塞尔或华盛顿的口味。

美国宪法是一部了不起的文献。我印象最深的是开头表现的人道主义:“我们人民为了建立更好的联盟…”,这里用了“更好的联盟”,而不是“好的联盟”,这说明宪法精神也承认民主不是完美的。民主能不断改进和自我纠错,但永远达不到完美。民主是这样,其它政治制度也是一样的。

(作者是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联席所长,本文原文系作者在“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的英文演讲,中文翻译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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